十年后的中国

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县。

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自1962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

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文章，在全国率先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60周年之际，周瑞金又发表了《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两万字长文，再次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暴露出很大弊端二、希望推进以政体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三、真正公民社会就需要新的改革主体的力量出现四、资本精英和权力精英合谋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2009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就“2020，中国新十年”的主题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描绘中国改革的理想版图。

改革也要“三步走”：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凤凰网资讯：请问您对中国的下一个十年有怎样的期待和梦想？周瑞金：对新的十年有新的期待，从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来说：从发展方面来讲，希望在这十年能够真正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使我们国家能够走上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到今天，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弊端。

这种弊端表现在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于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作为主要手段。

其结果必然大大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放松了进一步致力于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益的努力，造成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也进一步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所以我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能够转变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求实现政府的转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面，希望在提高经济效益、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基础上，实现GDP的增长。

能够在未来的十年，到了我们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国能够达到GDP人均6000美元到8000美元的水平，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从在改革方面，希望这十年里面能够突出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

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国能够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

重点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建立比较完善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

我对这个在未来十年有很大的期待。

凤凰网资讯：您刚才提到对中国的下一个十年的改革是有很大的期待，尤其是要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这两方面您能不能具体的谈一下？比如说十年之后，您期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较为理想，而实现这些改革我们又需要具备哪些外部条件呢？周瑞金：下一个十年我国改革要全面深化，开放也要进一步扩大，这个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我国的经济发展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改革是不是也有“三步走”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我国改革的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一定的关联，我觉得改革恐怕也有个三步走的问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重点在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过三十来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推动了我国经济长达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应当说基本完成了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任务。

从现在开始，下一个十年应该突出一个社会体制的改革。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基本上把重点放在GDP的经济增长上，这种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它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民生问题的积聚，社会矛盾的激化，贪腐现象的加剧。

再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必须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的社会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变，这个问题不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一句空话。

因此，今后中国必定要向消费型的社会转型，这就需要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等。

同时，社会体制改革还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基层自治制度，向建立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这样一个目标前进，这是当前很重要的改革任务。

突出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的教育制度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保障制度，以及加强环保的社会制度，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众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供需的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要发展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保障公民能够行使民主的权力。

近年来，我与许多专家学者一再提出要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问题。

所谓的“三元格局”就是：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和企业的市场配置资源权力，三权和合构成和谐社会。

政府公共权力主要是用在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社会要有自治的权力，就是让更多的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自我管理。

社会要多元化，政府要管理，还要有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维权组织、环保组织、就业保障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等。

实践证明，政府统包社会事务包不了，包不好。

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这方面有比较明显的改革效果。

十年政治体制改革蓝图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推进，然后再把以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第三步改革重点的任务提出来。

当然，在整个这个全面改革的推进中，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是相互配套的，相互有关联地在推进。

但是，每一个步改革有一个突出的重点，更有利于全面改革的深化。

那么，我为什么又提出四位一体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改革发展到攻坚阶段，无论是经济改革也好，社会改革也好，还是文化改革也好，它都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经济体制的改革要完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是和政治体制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改革要实现公民社会的目标，建立一整套基本社会制度也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文化体制当中，特别是媒体的改革，它本身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

因此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心，这是合乎实际的。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步骤，由此我认为现在就配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下一个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期待。

一是依法治国能够成为中共执政兴国的基本方略。

要通过制订一个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法的法律，来明确执政党要依法执政。

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和权力机关依法治国这个关系要通过法律明确起来。

二是希望增强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社会民主。

党内民主要加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应该扩大；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差额选举，通过上级协商和代表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民主产生候选人。

三是要以新举措和新制度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比如完善党的纪律巡视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适当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对各级领导民意测评制度，党代会和人代会建立对党的领导干部、对政府领导干部问责和质询的制度。

四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保证人民能够真正的当家作主。

应当在尽量多的部门和领域有民主党派的优秀人士和执政党成员一起合作共事，有实职实权。

同时要允许民主党派能够办报，实行舆论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除了现在按照地方和部门来组团以外，还应该试行民主党派组团，让多党合作制在国家权力机构发挥应有作用。

第五，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

这就是我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看法。

它需要的外部条件，首先要取得共识，特别是我们中央领导下决心，和下面一起推动改革主体多元化，形成上下互动，实现深化改革的目标。

网民这个新意见阶层，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凤凰网资讯：刚才您也提到了，应该积极地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在下一个十年，您期待看到哪些新的改革主体出现？周瑞金：来自民间动力的改革主体，我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

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６个方面的人员。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能量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

仅从立法看，私产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第二个新的改革主体，就是新社会组织。

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地震、奥运会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

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

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虎视眈眈的“权力精英阶层”有意无意地排斥。

那些利用行政权力而能轻而易举攫取社会资源的人群，垄断发展机会，贪占改革成果，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此，他们拥有强烈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欲求。

所以下一步对于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应该创造一定的外部政策条件，让它能够成熟、壮大。

第三个新改革主体就是新意见阶层，也就是我们广大的网民。

现在我国据统计有3.38亿网民，可能到今年可能会突破4亿了。

有了网上的意见表达渠道，中国公众参政议政的声音，五千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嘹亮；中国网民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表现得这样醒目；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胡锦涛总书记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

关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官方表达，在网民群体得到了最由衷的响应。

现在，决策层已经清晰地感受到网络庞大的民意力量。

他们不再讳言乐于通过网络了解民意。

我们甚至可以说，网上汹涌的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决策的决心与出台的时机，甚至影响到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研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