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第16卷第4期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12月V ol.16N o.4Journal of Pengcheng V ocati onalU niversity D EC12001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成秀萍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摘　要】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可分为三类:一是缄默无助的女性,如禄兴娘子、娄太太等;二是丑怪疯狂
的女性,如七巧、霓喜等;三是自由青春的女性,如曲曲、密斯范等。

其小说中的女性特征:懦弱胆怯、丑怪疯
狂;女性潜意识:压抑焦虑、缄默无助;创作心态:描摹现实、悲凉压抑。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　特征　潜意识　创作　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2824(2001)0420021203
Ana lysis on the Fe m i n i n e Characters i n
Zhang A i-l i n g’s Novels
CH EN G X iu-p ing
(Zhenjiang H igh College,Zhenjiang,J iangsu212003,China)
【Abstract】　In Zhang A iling’s novels,w e can see th ree types of fe m inine characters:F irst,a k ind of hel p less wom en keep ing silent.Second,a k ind of ugly and crazy and w ild fe m ales.L ast,free and young ladies.T heir characters show in recreance and ti m idity,ugliness and m adness,and opp ressi on.
【Key words】　Zhang A i-ling;fe m inine;character;subconsci ousness;creati on;intenti on
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她们的未来很不保险:我们尽量越来越依靠自己,但是,这个社会和经济势力根本不承认我们是独立的人……——巴巴拉・埃伦里奇①
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看到作家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历史、文化及其自身的性别、经验而写作。

张爱玲书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她写出了女性的压抑焦虑以及她们在家庭社会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

作家对于女性压抑焦虑、缄默无助的书写表现了她对于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深受贬压的一种抗争。

一、女性特征:懦弱胆怯、丑怪疯狂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她将边缘意义的女性群体带进文本的中心舞台,以压抑的女性身体、女性文化,以及她们的缄默无助、焦虑疯狂等,与“五四”以来以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文学传统形成二元格局,使她的小说文本成为女性作家表现欲望、身份、语言和文化的剧场。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缄默无助的女性。

这一类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最为光彩、最为丰满的形象,如禄兴娘子(《牛》)、娄太太(《鸿鸾禧》)、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川嫦与郑夫人(《花凋》)、小艾与席五太太(《小艾》)、全少奶奶与潆珠(《创世纪》)、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

张爱玲的中学习作《牛》刻划了一个贫穷可怜的妇女——禄兴娘子的形象。

禄兴娘子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女性,当她的男人收稿日期:2001210227
禄兴——一个败家子,想把她的最后的财产——两只瘦弱的小鸡送人借牛时,她无力阻止,也无法阻止。

“她那棕色的柔顺的眼睛,用那种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她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把蓝布围裙蒙着脸哭起来。

”②
《花凋》演绎的是一个美丽的少女郑川嫦患病去世的故事。

郑川嫦生活在貌似幸福的家庭里,因为她去世后父母为她修葺了一个华丽的墓园。

然而,事实上由于父母不愿再掏钱为她治病,久病在床的川嫦失去了及时的治疗,无助地在病床上等待死亡,连爱情也悄然溜走。

“她是没点灯的灯塔。

”
第二类:丑怪疯狂的女性,如七巧(《金锁记》)、霓喜(《连环套》)等。

《金锁记》以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七巧向衰微没落的贵族家庭突入造成的失衡为起点。

在麻油店家庭中长大的七巧任性要强、性格暴躁、举止粗俗、出言不逊。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③出嫁前的七巧健康粗壮,浑身上下透着野性的美,“看见肉铺里的朝禄。

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

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她的眼睛……”不幸的是,年轻生命力旺盛的七巧被贪财的兄嫂卖给了破落的大家庭姜家做儿媳,丈夫是个行同僵尸的瘫子。

身份低贱的七巧从进入姜家第一天起,就被置于边缘的位置,连家里使唤的丫头都瞧不起她。

七巧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她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

她虽然口不遮拦,然而在姜家这个大家族中依然处于缄默无助的地位。

情欲世界的不能满足、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使七巧人性受到压抑,心理严重扭曲。

七巧将自己的不幸发泄到儿女身上,她一手导演了儿子的婚姻悲剧,一手摧残了女儿的爱情梦,成了一个愤怒的疯女人。

在《连环套》中,女性的缄默无助、焦虑压抑则进一步激化为戳尸的歇斯底里行为,“霓喜将花瓶对准了他砸过去……霓喜趴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了拳头使劲地捶床,腕上挂的钥匙打到肉里去,出了血,捶红了床单,还是捶。

”这一幕和当年霓喜被雅赫雅打得“浑身青紫”、被剪刀柄砸破头、赶出家门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实际上,这和《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中不同的是七巧伤害的是其他女性的身体,葛微龙(卖淫养夫)伤害的是自身的女性身体,霓喜伤害的则是男性身体。

第三类:自由青春的女性,她们大多敢于追求婚恋自由,如曲曲和心心(《琉璃瓦》)、密斯范(《五四遗事》)等。

曲曲被一向反对女子供职的父亲——姚先生推荐到某大机关做女秘书,父亲原指望她嫁个要人,自己日后升迁也有个靠头,然而,曲曲不争气,偏看中了王俊业,一个三等书记。

两人过从甚密,曲曲甚至认为:“钱到底是假的,只有情感是真的——我也看穿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姚先生没奈何,为了曲曲的五个妹妹的声誉,不得不同意她和王俊业结婚。

曲曲的妹妹心心不擅长交际,姚先生义不容辞地替她物色了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陈良栋,并煞费苦心地安排宴席让两人见面,谁知心心倒与邻座的程蕙荪两情相悦,把姚先生气得脖子都紫了。

心心也索性叫喊起来:“把我作弄得还不够!我——我就是木头人,我——我也受不了哇!”两人对峙的结果是姚先生病了,一任她们闹去。

《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经过十一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与心仪已久的罗先生喜结良缘。

这些女性虽然有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与活力,但是她们不过是点缀这个悲欢人间的配角。

以上三类女性中,以第一、第二类为最多。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许多女性人物甚至在其从属位置中难以找到自己的身份。

在《怨女》中,张爱玲写柴银娣在寻求自我身份定位的问题上就明确地提出:在上一代与下一代中间没有安置柴银娣的位置。

这说明女性在宗法父权体制中是处于他者位置——自我与主体的丧失,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的从属处境最深刻的思考之一,也正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宣称的观点:男性不但被视为主体,而且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处于一种非本质论的现实状况之中。

④
二、女性潜意识:压抑焦虑、缄默无助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的焦虑压抑、缄默无助在母亲、妻妾、女儿的身份上暴露无遗。

从《牛》开始,这类女性的缄默无助就普遍存在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之中。

《小艾》中的席五太太一听到丈夫的汽车喇叭响,“顿时张惶起来”,“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那里迸了半天,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

”
《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同样有其无法避免的边缘处境。

当娄家状况愈发兴盛,娄太太却因进一步发现自身的不足而变得更为沉默,更觉得孤独无依:
他们父子总是父子,娄太太觉得孤凄,娄家一家大小,漂亮,要强的,她心爱的人,她丈夫,她孩子,时时刻刻想尽办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

她丈夫从前穷的时候就爱面子,好应酬,把她放在各种为难的情形下,一次又一次发现她的不够。

后来家道兴隆,照说应当过两天顺心的日子了,没想到场面一大,她更发现她的不够。

(《鸿鸾禧》)娄太太在家道兴旺中发现了她的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羞辱与悲伤。

然而,人们并不理解娄太太,不同情她反而同情娄器伯,替娄先生抱不平,认为娄先生娄太太错配了夫妻。

从这层意义上,张爱玲再度深刻地揭示出女性的压抑焦虑。

此外,张爱玲还让娄太太在为儿子娶亲的忙碌气氛中钻回童年的记忆中,满心欢喜地为未来媳妇做花鞋。

这里,娄太太绣花鞋的行为可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即娄太太是试图借助绣花鞋的行为去解除她内在的焦虑。

在娶媳妇的喜庆日子里,缄默无助的娄太太虽然努力表现自己的特长——绣花鞋,但她在家中的女主人身份早已不被尊重,因此她的孤独感仍在所难免。

娄太太对此也
很清楚,这表现在她对丈夫的反感上:“娄太太突然感到一阵厌恶,也不知道是对她丈夫的厌恶,还是对于在旁看他们做夫妻的人们的厌恶。

”显然,张爱玲对娄太太内心的叙述要比文字表面更为深刻,道出了娄太太对自己、对丈夫和对社会的反感。

然而,对娄太太来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她在家中的低微地位更可以从她无法自主地处理家务事上显现出来。

虽然夫妻怄气吵架,第二天发生了意外的事,娄太太还是打电话去问丈夫,这充分显示出娄太太在家中的从属位置,也透露出娄太太如何沦为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大家庭中的“他者”的现实。

这类女性还有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川嫦与郑夫人(《花凋》)、全少奶奶与潆珠(《创世纪》)以及《等》中的各类太太,她们害怕被赶出家门、失去儿女或丧失丈夫、家庭所代表的经济依靠。

一方面,她们的从属身份已被宗法父权体制所内化规范,她们所共同面对的焦虑压抑、缄默无助被视为常态。

另一方面,这种焦虑压抑也有可能外现为丑怪荒诞的形式,如《金锁记》中的七巧、《连环套》中的霓喜。

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还把手中之笔触入人性深处。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知她姑妈替她买了一壁橱金翠辉煌的衣服,“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然而,她还是“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而且“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还不住地对自己说:“看看也好!”
实际上,在小说创作以外,张爱玲在影评中也曾经论及女性这方面的复杂心理。

例如她在《借银灯》中评电影《桃李争春》和《梅娘曲》时,便指出影片的浅薄在于:“全然忽略了妻子与情妇的内心过程,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⑤她认为:“即在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一类的牺牲一己的行为,里面的错综心理也有可研究之处。

”⑥可见张爱玲十分重视女性心理的细节与复杂处,作家对于女性主题的书写表现了她对于女性经验遭受贬压的一种抗衡。

在重视女性心理的复杂性上,张爱玲对于这些女性压抑焦虑、缄默无助的本质的挖掘,往往入木三分。

三、创作心态:描摹现实、悲凉压抑
1942年下半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一座已沦为日本占领区的大都会,并且在那里放射出一生中最为绚丽的光芒。

那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蛮横地践踏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在上海外围辽阔的土地上,无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时刻都有鲜活的生命倒下去。

当时,许多有民族气节的中国文化人纷纷离开上海,留下来的文化人,要么隐退,不合作;要么投降,作汉奸;要么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而张爱玲在上海这座孤城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将张爱玲那时的照片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显然不和谐。

域外的枪声,或偶尔天空中掠过的战机,或点滴关于战争的消息,使她深深地不安,但她喟叹的仍然只是实际的生活,只是自己感触到的日常场景。

所以,当费勇想写一篇关于张爱玲的论文,去请教一位三十年代就开始创作的老作家,他听明来意,把脸一沉,说:“写她干什么?那时候我们在前线抗战,她在干什么?”⑦但是要求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作家必须撰文来拥护伟大的战争也是不现实的,正如陈芳明在《乱世文章与乱世佳人》中所言:“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期间,张爱玲抗拒的不仅仅是父权社会,而且也抗拒了整个场面宽阔的民族战争。

……她写作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实践行动,就已经是女性意识的具体浮现。

她无需任何理论为自己撑腰,也因此为文学史塑造了乱世文章的典型。

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爱玲。

”⑧张爱玲在那个血腥的年代,就已经深深感到:旗帜、标语、激情都是过眼云烟,时间会使一切变得模糊,积淀下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所以她坚定而持续地专注于她的创作。

一个本色的女人,一个女人华贵蕴藉的生活,一个女人所向往的“安稳底色”,是张爱玲孜孜以求的。

在她的小说里,“除《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

”(《自己的文章》)在她的小说中,她所描写的几类女性都属一种生存状态,都代表人类的共性。

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的“太太”群像堪称一个特殊的贡献。

因为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作家,往往将焦点放在时代的新女性或受压迫的旧女性身上。

唯独张爱玲以同情与理解的心态审视着这一群体面的然而缄默无助的女人。

张爱玲刻划了不少类型的太太。

一是完全被丈夫冷落、只拥有虚幻名份的女人,如《留情》中米晶尧的前妻、《小艾》中的五太太、《多少恨》中的夏宗豫太太。

这些女人既像弃妇又像寡妇,既没有丈夫的爱,也无心追求别的爱。

二是姨太太式的“太太”,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薇龙的姑母、《留情》中的淳于敦凤等等。

她们或是填房,或是丈夫另有前妻在世。

她们与丈夫的年龄一般相差很大,婚姻的基础只是金钱。

为了补偿自己逝去的青春与挚爱,往往有隐秘的复仇心态,甚至向变态的方向发展。

更多的是《花凋》中的郑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她们有丈夫、有子女在身边,但是她们既得不到丈夫的爱,也得不到子女的肯定。

这三类太太都是一群缄默无助、压抑焦虑的女性。

年轻一代中,言丹朱、小寒、曲曲等有着年轻女孩子的青春与活力,然而,她们只是配角,是点缀这个悲欢人间的配角。

《花凋》中的郑川嫦体现了青春毁灭的凄楚。

从张子静对张爱玲的追忆中我们知道,郑川嫦其实就是张爱玲年少时的伙伴——黄家漪。

“郑川嫦”谐音“真穿肠”,此中柔肠寸断之意寄托了张爱玲的哀思。

川嫦生前卧病房中,全家人以保护她的名义使她动弹不得,自由被剥夺却又不提供她应有的医疗。

现实生活中,张爱玲少女时期被囚禁家中曾患痢疾而得不到充分治疗的经历,在此被转移到对郑川嫦的书写中。

(下转第31页)
降调,这表示我们用肯定的口气,陈述这一事实:他不在那儿。

但假如我们用升调(b句),那就表示我们以疑问的口吻,问他是否不在那儿。

再如我们说T h is is a desk,that is a chair.desk用降升调,表示我们说完desk之后,言有未尽,还有下文,还有一个与它相对的东西chair在后面。

因为英语没有词的声调,而有句的语调,语调对于表达思想感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语言学家就把英语(或其他类似语音结构的语言)叫做语调语言。

英语的语调在口语中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一句话可以用不同的语调来表明说话者的态度或口气;可以表示肯定,也可以表示犹豫;可以表示诚恳,也可以表示敷衍应付;可以表示委婉客气,也可以表示傲慢粗暴;可以表示正面的称赞,也可以表示反面的讥讽。

英国著名语音学家但尼尔.仲斯就说过语调拥有的意义超过字典上所列该词的意义,并列出六种不同语调;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认为英语中的yes有50种不同语调表示法,而no的不同表示法却令人吃惊地多达500多种。

一个是声调语言,一个是语调语言,这是汉、英两个语音系统主要的区别之一。

英国的语音学家如R.K ingdon、J.D. O’connor和G.F.A rnold,美国语音学家K.L.P ike等都一致强调英语语调的重要性。

有的语音学家形象地把元音辅音比作英语的身体,把语调比做英语的灵魂。

美国语言学家C.C.F ries在强调语调的重要性时说:“重要的不在于你说的什么话,而在于你怎样说。

”因此,我们中国人学英语时,就要注意这个区别,努力去解决由于这一区别所引起的矛盾。

参　考　文　献
[1]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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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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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秋芳.英语语言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7]Robins,R.H.General L inguistics[M].Beijing:Foreign L 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 ress,2000.
[8]Radford,A.et al.L inguistics:A n Introducti on[M].Beijing:Foreign L 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 ress,2000.
(上接第23页)
川嫦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章云藩是爱川嫦的,也等待过,但他自己得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川嫦那一天天坏下去的身体并不能束缚他。

章云藩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了别的女朋友。

在这里,张爱玲颠覆了浪漫文学的俗套——一方得了绝症,另一方却苦苦相守。

生活中,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的。

高贵华美的情感会从琐碎的忙碌中悄悄溜过,不留下一点痕迹。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现实社会不时上演女性这类焦虑压抑、缄默无助、歇斯底里和丑怪的悲剧。

例如“五四”时期,李超为了反抗包办婚姻,逃婚进入北京女师,最终在家庭的经济封锁中贫病交加地死去;同年,另一位女性赵五贞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最后竟在婚轿中刎颈自尽。

这些现实事件充分表现了传统女性的悲剧。

“五四”时期,女性经验普遍受到女性作家的重视,庐隐、冰心、凌叔华、萧红等女性作家,先后都以不同的形式去书写女性经验,揭示东方女性的属性,而张爱玲笔下的这类焦虑压抑、缄默无助的女性形象,无疑丰富了“五四”以来女性文学的小人物画廊。

注
①[美]帕拉・J・卡普兰:《女性自虐之谜》,徐育才、周琳玉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98页。

②《张爱玲文集》(1-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③,④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第309页、16-17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⑤,⑥《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181页。

⑦,⑧费勇:《张爱玲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7页、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