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

戊戌变法前后的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叱诧风云的人物，一提到他，人们首先想到戊戌变法。但梁启超是如何走上变法道路的？变法失败后，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发生过什么转变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作些简单的介绍。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能子茶坑村，南面是陆秀夫背南宋幼帝坠崖殉国的厓山，幼时经常听祖父“言古豪杰哲人佳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1这是他最初接受的民族主义教育。其祖父是郡生员，父亲累试不第，授教于乡里，四、五岁时，梁启超即在祖父及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四子书》、《五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史略，五经卒业，八岁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2考取秀才，被称为神童，十七岁即考中举人。可见梁启超于儒家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基础。这对他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途中路过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3从此梁启超逐渐跳出了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对世界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同年，梁启超结识陈千秋，并一起拜正以上书变法名声雀起的康有为为师，学习“中国数千年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4这段学习使梁启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范围，把眼光转向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为其日后思想的进一步开放迈出了第一步。

甲午战败，山河破碎，清政府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布失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奋。康梁师徒借此机会在北京组织十八省千余举人，联名“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自强变法的主张，但清廷谎称条约已签，拒绝了这次上书。5“公车上书”运动成为维新变法思想从兴起到走向高涨的里程碑。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剧，康梁等维新派仍然将希望寄托在清政府。他们在“公车上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创办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积极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这时期，梁启超任《中外纪闻》编辑，强学会书记员，后又受黄遵宪、汪康年之邀，赴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从此梁启超走上了探索民族救亡运动的道路。

强学会及《中外纪闻》、《时务报》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向国人分析时局危急，“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6要求清政府变法以救国。在任《时务报》主笔期间，梁启超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表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文章，言辞日渐激烈。在《知耻学会叙》中梁启超指出，今日朝廷中“老氏之徒，何其多也。越惟无耻，故安于城下之辱，陵寝之蹂躏，宗佑之震恐，边民之涂炭，而不思一雪，乃反托虎穴以自庇，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越为无耻，故坐视君父之难，……朝睹烽燧，则苍黄瑟缩，夕闻和议，则歌舞太平。”7《变法通议》则进一步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肉食官吏的腐朽及种种危害，以说明变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种针砭时弊的言论引起张之洞等旧官僚的恐慌及不

1梁启超《三十自述》

2梁启超《三十自述》

3同上

4同上

5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6《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下简称合集）

满，于是横加干涉，使梁启超的观点无法自由地表达。1897年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社，受黄遵宪等之邀，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这期间，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满族的统治。

当时的湖南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推动下，风气十分开放，以长沙为中心，涌现出一大批维新人物，如力主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海强学会员、《时务报》另一创始人，当时代理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以变士气、开辟新治为己任的湖南学政江标，以及从江苏回乡的谭嗣同，“湘中同志称极盛”。8因此在全国维新思想高涨之时，湖南尤为活跃。这种环境促进了梁启超思想的激进。

从1895到1897年，梁启超一直希望清政府能实行变法，并满怀热情地奔走疾呼。结果强学会被查封，《中外纪文》被禁，在《时务报》也不能自由发表言论，这与梁启超当初的热情形成极大的反差，促使他转而关注中国落后的内因，认为满族的统治是重要原因，对清政府失去信心。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的危机再一次加深。由于前一阶段活动屡遭打击，梁启超认为清廷已无药可救，“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9

因此在去湖南之前，他就将宗旨定为“急进法”，“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10“使梁启超的教学更具煽动性的是那种显而易见的反满主义语调”，11正如他自己所说，“非唯醉心民权，抑且为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12在学生札记中他毫无顾忌地提到满清统一中原时的血腥镇压，将满清斥之为“民贼”。而且密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满书籍。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13

1897年12月梁启超因重病而离开湖南到上海医治。在时务学堂期间初露端倪的反满思想就此告一段落。

1898年3月梁启超初愈，在康广仁的陪同下入京。此时康有为已与光绪皇帝有所接触，变法正在酝酿之中。4月光绪颁布《定国是诏》，推行变法，梁启超不久也受到光绪的破格召见。与光绪的接触对梁启超影响极大。1898年10月，在与日本外务省大臣大隗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时，梁启超写到：“……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至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权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决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14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反满革命等言论是因为感到清廷已无药可救才出的下策。

这时的梁启超把清政府统治的中国视为华夏民族的代表，从而产生了强烈的8梁启超《三十自述》，丁文江、赵丰田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9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二），《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页。

10狄记《任公先生事略》年谱88页

11张灏（美）《梁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年谱84页

13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年谱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