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发展战略_1

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发展战略

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

关于对外开放和我国产业发展的关系

问题，目前理论界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性意见。对此笔者大体归纳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解决就业问题；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民族产业是次要问题，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纳税、增加就业既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应主要由市场决定，主张搞“产业政策”是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

第二种意见：强调在开放条件下保持民族经济独立性；主张适度开放，吸引外商投资也要适度，注重经济安全；需要国家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有必要在战略性产业领域中争取赶超。

上面两种不同倾向，实际上隐含着对国际环境、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中政

府和市场的作用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的分歧。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因为今天国有企业和产业结构的很多问题，根源还在于旧体制改革不彻底和新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完善。但对在国际竞争面前要不要坚持自己的产业独立性、要不要保护和扶持民族战略产业的问题上，笔者不能同意第一种意见。

很多文章倾向于用“全球化”、自由贸易代替经济发展，好像只要“放开”搞自由贸易、按比较优势论办事，发展中国家就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好像这就是发展战略的核心。而贸易保护、产业发展政策，都是“计划经济的余毒”，是保护落后。

我们应该承认，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原则，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指导意义。但是这个理论的缺点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对待发达——不发达经济之间的分工问题，所以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它解决不了长期经济发展问题。静态比较优势论实际上是

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按照这个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就没有追赶和后来居上的可能，只能宿命地被动服从于“客观规律”，即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

工业化的拉美式道路和日韩式道路

汽车工业界有人提出：世界各后进国家发展汽车工业，有“拉美式”和“日韩式”两条路线。实际上这可以推广到整个工业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有两种可选择的道路：拉美道路和日韩道路。

拉美道路的特点，就是敞开大门，鼓励各跨国公司进来合资合作、设厂竞争，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而“日韩式”则强调国家发展自主汽车工业，不倾向于合资，高度重视引进消化，重视自有品牌。为保护自己的汽车工业不惜搞市场壁垒，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打入国际市场。

拉美式道路，是遵循“国际自由竞争”和“比较优势”论的、政府放任自由的产业发展道路。“日韩式”道路是政府强烈干预市场的发展道路。

拉美式道路证明，出让国内市场，换取

国际投资，可以增进居民福利，可以节省技术研发耗费，减少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代价是阻碍了自己的技术研发和创立品牌

的前景，本国的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成为依附型产业。

日韩式的发展道路，要付出购买、消化技术的金钱和努力，要冒技术引进失败或消化不力、掉进“引进陷阱”的风险。但这是不受外国资本控制、发展中国家振兴民族产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径。

可以看到，所谓日韩道路，和我们过去的封闭型计划经济的区别在于：不仅强调技术引进消化、也强调国际市场导向，是“外向型的自立自强”工业方针。而和拉美道路的区别在于，政府起到了强有力的产业发展导向作用。

选择什么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战略取向和精神状态。一般地说，拉美式的产业发展道路，固然也促进了GDP的稳定增长，但经济体系摆脱不了对强国的依附，最终影响国家独立行动的能力。其实，我们的不少产业，已经在走拉美化的道路了。

所谓产业政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按市场经济原则，不按静态比较利益走。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极端地放弃产业政策的。事实上，现今发达国家在早期都是靠高度的贸易保护才发

展起本国工业的。日本韩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后进国家通过高强度引进技术和本国化，促进产业迅速升级的成功可能性。这是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的成功，也就是发挥动态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是后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由于这个理论有着很大的片面性，无法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要解决的是长期追赶问题，要兼顾多重目标、不能简单抽象掉各种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下几个因素是不能不考虑进去的：技术发展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我们已有的产业基础。

技术发展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

动态地、历史地看，我们今天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曾是发达国家昨天的“高

新技术产业”，如纺织业。今天某些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可能较快地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地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其它有利因素，形成新的比较竞争优势。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必然能承接先进国家的产业转移。

所以，一国产业的兴衰，并非完全遵从静态的、决定论的“必然规律”。这首先是因为技术因素在现代产业生产率的比较和

变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进步，决非李嘉图式的“葡萄酒和纺织品”的比较模

式能容纳。

当今产业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产品生命周期缩短，这构成“动态比较优势论”的论据。

关于相对技术差距：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比较优势来自于技术差距，而技术差距是前一个阶段投资和学习的结果。“比较优势”不是天然的，而是历史上的投资形成的，是可以培养并不断变动的。我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形成的技术积累，本身就是比较优势。

关于学习效应：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并非

天生，而更多地取决于生产的历史，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企业生产同种产品越多，效率越高，生产成本也就越低。发展中国家生产“新产品”少，相对的生产率低，成本高。所以适度的市场保护是获得学习效应的必要条件。如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

科学技术的运行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科学研究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具体技术研发各层次，不能简单用“经济效益”指标衡量科研机构的业绩。科研要求相对宽松的内部环境和团结协作的团队氛围。科研项目有连续性，不能随便中断，研究队伍运作和经验需要长期积累过程。一个科研项目的运行有自己的节奏和周期，要有长远规划和灵活应变机制，现在的五年计划和科技管理方式，有很多不适应科研客观规律的地方。

我国电子工业是50年代起步的，初期

发展势头非常好，比起美国日本差不到哪里去。文革失去了10年，中外技术水平差距

陡然拉大，再要追赶，谈何容易。航空工业，一个新的飞机型号的研制一般要8-10年。

为了10年、20年后能与发达国家在民用飞

机上竞争，今天就要起步。空中客车，各国财政支持，赔了20年钱才养大到足以挑战

美国波音的地步。

科研团队是技术进步和获得知识产权

的核心力量，需要经过多年科研实践的锻炼和磨合。一旦骨干散失，就再难成气候，还要重起炉灶慢慢聚合力量，和国外的差距就会突然拉大，很可能再也难追上。对自己已经形成的科技研发机构和队伍。必须珍惜爱护，善于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创造力。

总之，没有自己的科技储备，就无法和国际高新产业界对话，就抓不住未来的商机，将来连引进和合资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的高素质低成本人才队伍的“潜在比较优势”，就永远发挥不出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的苦头吃得太多了。

我国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在原

子能、航天技术方面大幅度地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航空领域，我国是少数具有设计制造百吨级喷气运输机的国家，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市场千变万化，商机无穷。但是，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企业、行业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兼顾“今天和明天”。为了抓住明天的发展机遇，今天就必须在关键的基础制造业、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不懈努力打好技术的、产业组织的、体制的基础，这才可能逐步缩短差距。“走一步看一步”，只顾眼前的发展思路，差距就会越拉越远。

国家利益不可消解，大国要保持自己的战略产业体系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政治全球化。民族国家及国家利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本是无须提醒的基本事实。但奇怪的是，今天的中国，这些最简单的概念和事实似乎都成了问题。

2001年1月15日，在我国海南岛召开的国际“全球化”研讨会有一则报道：“多维新闻社15日电：一位中国国内

学者当着政府高官和外国贵宾的面……痛

心疾首却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思想观

念最深层的矛盾……中国某大学教授某博士，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全球化论坛’中呼吁，中国在全球化当前，破除‘阶级斗争观念’，克服‘狭隘民族主义’。一味以‘经济剥削’、‘政治掠夺’的思想解释经济发展的一切不平衡现象，终究要落得固步自封，被淹没在全球化浪潮中。该教授一开场就说：‘全球化最大的好处在于，冲击中国的假改革，促使中国的改革能深化而踏实地继续下去。’”

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这篇宏论发表两个半月后，沿着中国海岸线对我们进行敌对侦察飞行、蛮横撞落我军战斗机、自己也险些掉进大海的美军EP-3电子侦察机，迫降在离这个国际研讨会会址不到50公里的陵水军用机场。

进入21世纪，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没有象一些人所希望的进入“和平发展

新时代”。我们离“大同”世界似乎是越来越远。尽管冷战结束，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根本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和“阶级斗争

观念”，大力扩充军备，公开支持中国台湾

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银河号事件才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我们有些人总是希望快快把它忘掉。

随着冷战结束，“巴统”取消，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取消在高科技和国

防科技领域对我的技术禁运和出口限制。这是经济领域的隐蔽战争。这些核心技术，不可能通过合资获得。不掌握这些核心技术，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将会

越来越高，被人家卡脖子。这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是甘心不甘心当西方的附庸国的问题。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何来自己的国防？没有国防，国家经济建设如何保证？

作为大国，不可能靠外国的力量保证国家安全。前苏联体系崩溃，东欧小国一个接一个倒入北约怀抱，惟独俄国不被北约接纳，并且实际上成为“北约东扩”的最大假设敌。从国家安全出发，我们不能放弃国家对基础性的、“命脉”产业的控制权，不能丧失在某些高技术产业领域中保持技术追赶

的能力。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建立相

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建设自己的战略产业。否则，就会在21世纪被驱逐出世界大国行列，不要说与美日欧并驾齐驱，可能连印度、巴西也要超过我们。

作为大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一些小国那样高度依赖国际分工，其巨大的市场和经济规模，能够支持内部分工较完备的经济体系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迅速成长，既有必要发展配套比较齐全的产业结构，也有条件集中国力，有选择地发展一些必不可少的高技术产业。

不要轻易丢弃自己千辛万苦积累的家

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在一些高技术领域积累了成果和经验。这是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

我们建国50年，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进步慢，但以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通过重工业、国防工业的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实质性的成长，国家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一代

人的辛勤积累，是未来自主发展的基础。当然，前30年经济方针过分强调备战，一些

大的决策过分随意，如很大一部分三线工程，产业结构和布局很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方针的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但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把独立自主、以我为主的建设方针，把建立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必要性，全盘否定。对外开放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配套的产业体系和自主技术体系冲断，被割裂，原来自己配套的机构人员，投奔不同的跨国公司，成为外国老板在华竞争的根据地。

如按照静态比较优势的逻辑，这没有什么要紧，因为这些产业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有人还指责说，这本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言外之意，按照国际市场分工原则，我们本来就没有资格，不应该进入这些高科技领域。或者错误地进入了，今天就不得不付出这个“计划经济的代价”，从这里退出，去走比较优势的“正道”。

当年，我国上“两弹一星”，可以说没

有任何经济的合理性。甚至到今天，还有人提出“为什么当年要与列强争锋”这样的

问题。确实，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至70

年代，为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支付了压抑增长、压低消费的沉重代价，全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重大的历史牺牲。今天，我们可以检讨当时过分偏重国防工业对经济发展

的负面影响，以及计划经济下的种种失误。但无论如何，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等一大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

的科技成果的取得，是国家的骄傲，是全国人民流血流汗、省吃俭用、在最困难的时候、饿死人的年代也没有下马，硬坚持搞上去的。它的历史贡献，就是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我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实在是受惠于前人的历史牺牲和贡献。

前30年的建设告诉我们，现代工业在

一国一地的兴衰，从而国家竞争力的高低，既取决于市场，也取决于国家的决策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不论是对前30年还是后20年打下的基础，都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两代人的奋斗和奉献，形成了今天全世界也

不能小瞧的“家底”，它是今天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部门，我们已经培育起来了自己的科研队伍，积累了宝贵的团队经验，这是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形成新兴产业的本钱。这笔资产如果不能维持，那么就会老化、离散，我们赶上世界水平的希望就更加渺茫。所以，对此我们同样要予以承认和珍惜。

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比较优势和追赶战略之间的平衡

很多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是不懂自主发展、发展战略产业的重要性，但在当前国力不足、9亿农民进入工业化的基本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把大量宝贵资源用来搞高新技术产业，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还是集中力量先发挥自己的低工资成本优势，等国家富起来再搞产业升级不迟。

这当然言之成理。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先发展经济后提升结构”是说不通的。我国沿海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已经面临国际市场的饱和和

各国为争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已经存在现实

的产业升级要求，也说明机械的阶段论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科技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要求国家不追求短期效益，舍得在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投资力度。所以，要实现自主的产业发展，必须打出提前量，必须有前瞻性的规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把中长期技术因素考虑进去。国际上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后进国家不进行技术的追踪，在关键产业上不及早追赶，越晚，差距就越大，产业升级就越困难。

所以，现实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能以“纯经济”的理由作根据，要“讲政治”，也要“讲科技”。国家的发展计划，要把主要资源放在发挥当前的“比较优势”方面，也要把相当一部分资源放在实现科技追赶

战略方面。这就必须在发挥比较优势和实行有限赶超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要在‘今天赚钱’和‘为了明天赚钱’之间，合理地分配手中的资源”。

民族产业的概念是否过时了

笔者在不同场合，听到主张“让汽车工

业当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的意见。甚至有人理直气壮地反对“发展民族产业”这个

概念本身。也有知名人士公开发表“凡是在中国土地上投资设厂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的意见，照此逻辑推理，全球化就等于“民族化”。当然，这个口号的真实含义是把“拉美式”的工业化道路，作为心目中的理想模式了。“洋人来办三资企业当老总、中国人打工”的局面本来就很好，你还念念不忘“自力更生”，要提倡什么“民族产业”，岂非庸人自扰，螳臂挡车？

连要不要民族产业，为什么要民族产业，今天都成了问题，看来在影响政策的知识界，在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些根本问题上，确实出现了重大分歧。

经济自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后盾，而“主权问题是不可讨论的”。国家对某些命脉产业、战略产业的控制权，是经济自主权的基础。但愿把这一点作为中国人共同的“底线”，能被接受。

全球化是否可以取消“民族产业”的

概念？

由于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市场内部化，价值链条分散化和管理人员本地化，所以使公司国籍模糊起来。这就是有人提出“在中国国土的企业就是民族企业”的背景。

公司国籍的模糊化是否意味着已经出

现了“无国籍公司”？联合国跨国公司中

心1993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

判定公司国籍的有效标准是实际控制

权在谁手里。“尽管有些学者竭力鼓吹跨国公司的‘无国籍性’，但在国际社会中却客观上存在着评判公司国际的标准。按照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看法：‘最常用的公司国际评判标准是，公司组建地、公司中心所在地以及控制公司的股东的国籍’。‘在各国旨在增加本国国民的经济利益而伺机影响

他国的这种国际关系格局里，公司的实际控制才是决定公司国籍的真正评判标准’”。

对我们在多数行业技术、资金均不占优

势的情况下，合资公司的控制权在谁手中，是容易判定的，所谓合资的“无国籍性”可以说是臆造的，是服从于某类观点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容易分清的是“产品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来源。总不能说“桑塔那”不是德国品牌，否则“桑塔那”为什么不改成“上海牌”呢？跨国公

司对品牌的所有权是毫不含糊的，因为它意味着花费了巨额资金和长期研发形成的核

心竞争力。这不仅是一个“虚名”，也是实际的“利益”。使用洋人的品牌是要付大钱的，这笔钱最后还是落到中国消费者头上。据汽车专家介绍：

1996-1997年，捷达轿车改型，德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能干，等着看笑话。中国科技人员开发出了新车型后，德国人认账了，出9000万人民币买了新车型的知识产权。

上海大众“普桑”换型，花了1亿美元买“帕萨特”。

神龙富康要开发三厢车型，出5亿法郎买了“雪铁龙”的知识产权。

“民族企业”开发不出“民族品牌”，

开发费跑到了外国公司的钱袋，若大的中国市场，“国产车”只会扛着“VOLKSVAGEN”、“HONDA”的牌子满处跑，这是哪国的“民

族企业”？

弄清了三资企业的“国籍”，“民族工业”概念的边界也就清楚了。所谓“在中国土地上投资的企业”不可能都是“民族工业”。是不是民族企业，最清楚的还是利益的划分。一是企业决策权在谁手里，二是跨国公司取走了多少利润。更有国际公认的有关法律规定。

“在现实的贸易争端中，可以看到，任何一方都不敢忽视维护本国或本集团的民

族利益，其中主要的保护手段，是对外国投资试图以“当地法人”身份进行组装活动

进行严密监视。例如欧盟制定的‘60%原则’规定，在欧盟投资的外国公司或合资企业，组装或生产的相似产品所使用的所有进口

零配件，超过60%时，欧盟可对其在欧盟内

组装或制造的制成品征收反倾销税。…这些都说明，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提法很流行，但维护本国或本集团的民族利益问题，谁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