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_郑国民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第１３卷／第１０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ｃｔ．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０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１７作者简介：郑国民（１９６７－），男，辽宁建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中外母语课程比较；张心科（１９７３－），男，安徽宣城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

【基础教育研究】百年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郑国民１，张心科２（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２．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摘　要：语文教育已有百年发展历史，对语文教育史所作的研究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至今经历了萌芽（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沉寂（１９５０－１９７６年）、兴盛（１９７７－２００１年）、深化（２００２－现在）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研究的对象、方式以及成果的数量、质量均不相同，取得了许多成绩，也存在一些不足。

为使语文教育史研究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加强研究意识，改变研究方法，加快资料的整理，拓展研究领域，开展史学研究。

关键词：语文教育史；百年；研究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４１３Ｘ（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７一、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回顾语文学科从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设立算起已逾百年，历史并不短，但对语文教育史所进行的研究，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其他教育史研究相比，这也可能是造成至今语文学科仍被称为“前学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可将语文教育史研究大致分为萌芽、沉寂、兴盛和纵深四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１．历史研究意识的产生（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语文教育历史研究的意识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才产生。

当时，一些师范学校开设了教育史学科，为了配合教学而出版了一批教育通史著作，但多可归入教育制度史、思想史的范畴，因为对具体学科的课程设置、教学设计等并不涉及。

１９２２年，实行新学制，需要对原有的课程年限、学科内容等作重新规划，同时教学也要作重新设计。

如何设置新课程、实行新教法？教育学者在借鉴西方教育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对发展时间不太长的中小学教育进行总结、反思，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预设未来前进的方向，于是教育研究开始有了“史”的意识。

１９２４年，吴研因、沈百英发表的《小学教学法概要》一文从“历来我国所用的教材的变迁”和“历来我国教学法的变迁”两方面总结了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以来我国小学教材的内容、组织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的变革［１］。

１９２６年，施仁夫在《小学教育之演进与趋势》一文中，按“萌芽时代”、“学制成立后”、“民国建元以后”和“五四以来”四个发展阶段，从课程文件、教材和教法三方面回顾了自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至当时的小学教育发展概况［２］。

唯一对语文学科教育史进行研究的是吴研因，他于民国初年就开始参与、领导江苏一师附小的读法程序改革、自编白话文教材、施行儿童文学教育等一系列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

新学制实行后，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他草拟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出版了《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发表了《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等，重建了语文课程、教材及教法的体系。

同时，他也开始回顾语文学科发展的历史，１９２４年他在《小学国语教学法》这篇长文的开头便回顾了民国以来的国文教学，主要是阅读教学程序、教科书语体、文体改革的大致过程［３］，虽然文章主要是谈当时的学科建设，回顾历史的篇幅也只有一千余字，但是这也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语文教育史研究。

２．历史研究成果的出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真正的语文教育历史研究的成果出现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当时，现代学校教育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历史，理应对其进行总结；新学制的实施已有近十年的时间，而在新学制实施过程中围绕一些问题产生的激烈而广泛的争议并没有解决，如文白问题、文学与文章教育问题，还有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的有效性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总结，对此，研究者希望在回溯历史的基础上来找寻新的前进方向。

（１）小学语文教育史研究。

就小学语文教育史研究来看，教育学者一方面继续研究整个小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如吴研因、翁之达的《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小学教育》（１９３１年）［４］、陈天马的《小学教学法的趋势》（１９３４年）［５］等文章及黎锦熙所著的《国语运动史纲》［６］等已多处提及语文教育发展史。

如陈文在阐述教学法演变时多以国语为例，文后还列表简介１９１２－１９３１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九套国语教学用书的教学过程设计和方法运用；另一方面，开始了专门的语文教育史研究。

专论语文教育史的论文开始发表，而且所论对象也较集中。

如１９３４年，安楚玙、骆宝本发表的《儿童初级国语读本之演进》，正如作者在分析报告中所说的，“近来国语教科书种类颇多，而他的好坏，颇足以影响教育的效率……时代是变迁的，教育的宗旨教育的理论也随着不同，现在认为是优良的教科书，将来未见得仍旧适应，因此教科书是时常的改变……我们研究本题有两种目的：一是比较各时代初级国语的优劣。

二是探究历年小学初级国语读本变迁之迹象。

”［７］这篇专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现了语文教科书的演变轨迹，可能是我国第一篇分析新式语文教科书发展史的专论，而且其研究方法发生了改变，既用了传统的比较法，更用了现代的统计法。

１９３６年吴研因发表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也全面地总结了此前３０年来语文教科书的发展［８］。

（２）中学语文教育史研究。

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历史，虽然和小学一样长，但中学语文教学，直到１９１９年左右才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

“中学教学法虽然也有人研究，但为数很少；至于大学教学法，差不多还没有人研究”［９］。

当时研究中等教育的只有穆济波、廖世承等屈指可数的几位。

这种情形到１９３０年代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阮真的出现。

１９３４年底，阮真发表了著名的《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一文，“历述三十年来（从１９０４年开始———引者）中学国文教学的情形”，文章认为时代思潮的变幻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将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史分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注重读经的时代”、“废止读经的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代”、“研究国学整理国故的时代”和“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对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潮、教师、教材、教法作了初步的概括，但得出了几条悲观的结论：一是历来国文教师没有满意的人才。

二是历来国文教学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三是旧国文教师往往不能应付时代思潮的变迁。

四是新国文教师在教学上没有统一的教学思想。

五是国文教材、教法没有一定的标准和一致的规范，导致主张分歧，教学紊乱［１０］。

从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爆发直至１９４９年国内战争结束前夕，语文教育史研究基本上处于了停滞状态。

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成果不多，而研究语文教育史的成果更少，目前所见，只有黄贵祥的《我国小学国语常识教材编制的演进》一篇，因为抗战爆发后国编小学教科书一直采用国语、常识混编分教，这在教学上带来了诸多不便，１９４８年着手重新修订课程标准，这个问题也由此成为争论的焦点［１１］。

纵观这一阶段的语文教育史研究，其成绩有两点：第一，确立了现代语文教育史研究的起点，使人们能借此了解清末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概貌。

第二，历史研究立足于现实社会，采用了新式方法。

以上研究均由当时教育界存在的问题、争论激烈的问题而引发，试图通过回溯历史的方法来寻求前进方向，或以通过对历史的呈现来为现实辩护，如吴研因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一文的写作，与当时争议较大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的题材（１９３１年因为尚仲衣批评小学国语教科书中充斥的是的“鸟言兽语”式的儿童文学，引发了著名的吴、尚之争）及纯用白话文体（１９３４年因为汪懋祖主张高小参用文言，引发了著名的吴、汪之争）是否恰当等问题有关。

虽然这些研究尚处探索阶段，但其研究方法仍有值得今天借鉴之处，如比较法、统计法。

其不足有两点：第一，研究的数量较少，质量不高。

语文教育发展了四十余年，而只零星地发表了七八篇有关其历史的研究文章，而且这七八篇文章多为单篇，其内容多数是或根据自己的经历或仅凭有限·６·的材料来作印象式地梳理、概括而得，所做的仅是对语文教育史发展阶段作大致的切分，对其发展作粗线条地勾勒，缺乏深入、细致地研究。

第二，研究对象单一，方法不尽科学。

以上研究多集中在小学语文教育，而关于小学语文教育的研究又多集中于语文教材，因为语文教材往往是受批评最多的问题；同时，研究时并非从大量一手文献资料爬梳、总结出来的，所论也多为结论而缺乏例证，更缺乏论证过程。

（二）沉寂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除了借鉴苏联的教育理论之外，就是希望从传统语文教育中寻求经验。

当时的语文教育史研究主要有以下两项。

１．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用字研究。

建国后文盲占人口比重过大，扫盲成为必要，扫盲运动主要是教识字，教材用字的科学化和识字教学方式的高效化亟待解决。

于是，１９６０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辛安亭等人对清末、民国期间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用字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希望为提高教科书用字的科学性提供依据，也为其集中识字的主张提供依据。

１９７７年，辛安亭先生在谈“汉字识字教学的经验”时回忆了这次统计，并对清末民国识字教育进行了总结［１２］。

２．传统语文教育研究。

张志公先生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完成了《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其主要内容曾于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人民教育》上发表。

《初探》从不同的教学层次和时段将传统语文教育分成集中识字、进一步的集中识字教育、初步读写和进一步读写四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教材及教法［１３］。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传统文化多被视为“糟粕”，语文教育历史研究因政治运动而再次停滞。

纵观这一阶段的语文教育史研究，其成绩有两点：第一，出现了我国第一本也是这期间唯一的语文教育史专著———张志公先生《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

先生以“蒙学”为突破口，以教材为依托，然后据此拓展到识字、写字、阅读和写作等传统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古代识字教育作了深入地研究，总结出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一系列的经验，如集中识字、识字与写字分开、属对练习，等等。

总之，其研究不仅全面而且深入。

可以说，这本著作是新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仅存的硕果。

第二，确立了新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一是对古代的东西要辩证地看待，要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二是和此前的语文教育史研究谈教材而少举例不同，该书的结论都是基于所收集到的教材，或者说在阐述某一观点时都以教材作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