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回眸

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回眸

王本华

(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100009)

摘要：从理念兴替、教材嬗变和教学法探索三个方面回顾现代语文教育百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发展脉络，检讨其中的得失，并对课程改革中的语文教学进行适当的思考，对我国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关键词：教育理念；教材形态；综合组元；序列化

中图分类号：G623.2；G633.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王本华（1965—）女，北京人，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主任兼语言分社社长，主要从事语文课程教材研究。

从1904年清政府“癸卯学制”规定语文单独设科至今，现代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整整100年的历程。现在，每年在中小学接受语文教育的学生数以亿计，我们国家语文教育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站在百年的门槛前，回首现代语文教育曾经的风风雨雨，深深的历史感和厚重的责任感使我们禁不住要总结一下百年来的得失，尤要反思当前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本文准备从理念兴替、教材嬗变和教学法探索三个方面来呈现自己的思考，管窥蠡测，就教于方家。

一、语文教育理念的兴替

百年历程，如果没有教育理念的激烈交锋，没有“思接千载”的历史传承，没有“视通万里”的异国镜鉴，那么语文教育岂非一潭死水？语文改革也将无从谈起。可喜的是，百年中我们至少有三次激烈的理念冲撞，那就是：文白之争；“语”“文”之争；工具性与思想性之争。理念碰撞的结果，最终归结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新世纪之初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最精要的概括，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

文白之争起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初主要是文言与白话的写作问题，随着争论的深入，最终延及学校的国文教育。国文教育的“文白之争”涉及学习范本的大问题，几经较量，以白话文的胜出而告终，一举奠定了此后语文教学的基本面貌。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否定了文言文教学(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保留着成分的文言文教学内容)，但从此以后，教白话、说白话、写白话，成为国文教学的正宗。

对白话的重视，使“国文”“国语”之名大受青睐，但重“文”抑或重“语”，观念不同，使得称名之争又历数年。然而千年的文化积累和源远流长的传统语文教育又怎能一并舍弃？所以，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叶圣陶先生提出的“语文”统而概之，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并一直沿用至今。叶老的“语文”之名，肯定了听说读写四项能力并重，基本解决了“语”先“文”先的争论，但也给后来的许多难题如“语言与文字”“语言与文学”“语言与文化”等诠释埋下了伏笔。

名称既定，“语文教学的性质”又起争论。思想性还是工具性，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此种讨论自建国起一直到上世纪末，一直是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期间，1962年张志公先生发表《说工具》一文，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同时指出语文教学中天然地具有思想性，从此以“双基训练”为特点的语文教育，虽经“文革”阻断，却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训练体系和教学体系。然而，工

具性的过分突出，导致了语文教学重分析轻综合、重条分缕析轻整体感悟的倾向，影响了学生对选文人文意蕴的赏鉴与揣摩，影响到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关于语文教学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后以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表述作结，重新界定了语文教学的基本性质，把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养成放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得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所以说，百年探索，功不可没。

那么，多次理念的交锋是否已把语文教育的诸多问题悉数剖析了呢？语文教育的理论探求是否可以就此止步、以待来者了呢？面对语文教育飞速发展的实践、语文生活的信息化浪潮和不断变化的学习群体，我们的答案不是肯定的，但也决不是简单的否定。正因为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所以，理论探求需要更敏锐地直逼“历史传统”和“未来实践”两个不同的时间范畴，爬梳剔理，释疑决难，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为实际的语文做好铺垫。

细细推究，语文教学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对新世纪的信息化浪潮，过于滞后疲于应付，无法及时而准确地应答其中涌现的种种问题，不能满足时代提出的种种需要；二是对古代语文教育中的精华知之甚少，缺少应有的深层次研究或不能将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从而丧失了对语文教育规律的纵深把握，既不能以史为鉴，也很难做到古为今用。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感受到理论创新的重要。张志公先生就是因为既富于历史感又富于时代感，既有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梳理又有对语文科学化的敏感，才奠定了他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地位。而我们现在所祈盼的也正是负有这双重责任感的理论求索，需要“思接千载”的宏论和“视通万里”的眼光。因为，语文教育本身仍然存在着太多分歧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其内部需要序列化和综合把握的东西还有很多。

先从“语文”这个称名说起，它的内涵可有如下所示的多层多重的理解：

我们的祖先说“离经辨志”“文以载道”“传道、授业、解惑”，主要是就“语言文化”层面所作的阐释。传统语文教学常常被斥之为“经学附庸”，但不能不肯定的是：经学附庸是在较成功地解决了语言文字层面和“文化(基本上是指对经学的理解和诠释)”层面上的问题之后的高水平附庸化。据张志公先生考证，传统语文教学在“识字写字”和“属对作文”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好像更贴近汉语言自身的规律和特性，从而为学子们顺利地解道和述道做了很好的铺垫。而眼下的语文教学对汉语特点的把握还懵懵懂懂，若有所失，人文意蕴和语文素养也只是在近几年才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上面所说的几次理念冲撞后得出的结论，即人文性对工具性的反动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百年探索后的语文教育必须成功地解决语言和文化问题，也就是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结合，才能称得上“合格”。

语文多样的内涵必然会带来教学目标的错综复杂。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语文教学的目标似乎可以分为四个层次：1.知识目标，即汉字知识、拼音知识、汉语知识、阅读知识、写作知识、文化知识等各个子目标及其知识体系；2.能力目标，即听、说、读、写(含打字)四项技能及其训练序列；3.方法目标，即朗读、背诵、欣赏、揣摩、思考、探究，想象、联想等不同的学习方法；4.人文素养目标，即文化素养、思维品质、审美情趣、思想修养、个性与价值等。

语文内涵的丰富性和目标的复杂性特点使二者互为表里，纠结杂陈，集于“语文教学”一身，难度可想而知。百年探索，多次交锋，现代语文教育除了需要把“称名”和“目标”上的异质多样尽快有序化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人文性和工具性并重，不应以牺牲“双基”为代价，知识目标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