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行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典当业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典当业植根于旧社会，浑身上下的污泥浊水自然是不少。然而，它以小额短期质押贷款为主，居然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和发展了上千年的时间，这不能不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社会现象。

从中国来看，新中国建立不久，典当行在中国大陆便寿终正寝、荡然无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实现，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典当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行业却悄然复活，得以新生。这就告诉我们，典当业的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典当业的性质、特点、功能和作用，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典当业是当前和今后都应当给予支持和促进的一个行业。

一、典当业的消亡

1．旧典当的延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彻底结束。然而解放后，典当行并没有马上被铲除。只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逐步兴起，这才使典当行的日子开始越来越不好过。1954年 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一次反高利贷座谈会，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借贷方面的斗争日益尖锐化，明确了在农村应以信用社的利率作为借贷利率的合法标准，从而对坐落在一般村镇的典当行构成了一种新的限制。

2．短暂的典当空白

1956年初，中国的私人典当业完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一些城市中，它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分支行领导下的专门办理小额质押贷款的独立经营机构--小额质押贷款处。至此，典当行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彻底绝迹。

但此时的小贷处仍有典当行的影子，基本上沿用典当模式运作，故实际上是旧式典当业的一种转型或改造，尚属于旧式典当业向典当空白期的过渡

形式。然而，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典当空白的出现亦有早晚。

二、典当业的复出

1．典当业复出概况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20世纪80年代末期，曾被定为剥削制度残渣余孽的典当在中国大陆消亡30余年之后，竟又奇迹般地死灰复燃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成都市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率先恢复了古老的典当业。这个头一带，好比提起一道泄洪的闸门，兴办典当行的大潮迅即随之而来，不久就遍及全国。其中浙江温州跟风最紧。

1988年兴办典当的还有辽宁、山西、广东、福建、海南、吉林、贵州等省。

5月，沈阳市商业典当行挂牌亮相，成为东北地区最早成立的典当行之一。其服务宗旨是："发展经济，服务群众，诚实守信，方便快捷。"其经营范围包括服装、家用电器和金银饰品等。当时，由于北方地区社会上对典当认知和了解的人比较少，典当业务难于很快拓展，故其年度典当总额仅为l00多万元。

7月，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典当商行露面。这是一家由几个农民合伙成立的典当行，它除从事典当外，还有违法超范围经营的情节，后来在清理整顿非金融机构的过程中被停办。

8月，广州长寿典当行成立。它是广州市改革开放后设立早的典当行，一开始就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贯彻执行"忠诚信，方便群众"的宗旨，日常服务对象的重点是公民个人，经范围以黄金饰品、高档手表、家用电器为主。由于广州地区经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意识比较开放，故利用典当方式融资的很多，致使该行每天从早到晚客流如云，员工忙得不亦乐乎，全天连续营业12个小时，节假日也不休息。

上海也在1988年重新兴办典当。那里的第一家典当行是上海恒源当铺，该当铺由上海市虹口区商业服务公司组建。他们得知成都等地出现典当行后，便很快设立了典当筹备组，一方面赶赴四川等地调研考察，设计方案；另一方面派出人马奔走于所在区人大、工商局、公安局、银行等有关主管部门。得到的回答，有赞成试点的，有心生疑虑的，更多的是问："什么店不好开，却要开当铺?"有的干脆拒绝，明确表态不允许。然而毕竟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几经周折和等待，1988年秋天，上海恒源当铺终于开张营业了。

恒源当铺的诞生，标志着典当业在中国最大城市的复出。它无疑对国内其他大中城市产生了更加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为促进日后新中国典当业的强劲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2．典当业复出原因

典当在中国绝迹30多年以后又梅开二度，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思想、社会乃至国际的原因。

其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典当恢复的根本原因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各方面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实际上，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兴办特区、发展私营工商业、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等一系列重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的步伐早已迈开。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对此，中国金融界开始寻找对策，酝酿改革，彻底打破金融领域长期以来，"只此一家，另无分店"的沉闷局面。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3月，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来；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1年12月，中国投资银行诞生；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组建。

然而，尽管金融机构重大改革、各类银行破土而出，给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它对于私贷业务日益增大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仍有许多不便之处。总之，国有银行的的私贷业务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成份逐步扩大和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典当行作为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私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就理所当然地具备了重新问世的客观条件。

其二，改革开改政策的实行是典当恢复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典当行东山再起提供了良好机遇。但要抓住这一机遇，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依赖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行。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升温，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力度也在加强。

中国金融界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除信用放款形式之外，担保放款形式的重要性，并逐步加以提倡。而这种提倡，正是以专营质押放款为业的典当行得以复兴的前提条件，它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加速行进，和金融体制改革在金融机构结构方面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其三，思想政治观念的转变是典当恢复的重要原因

典当行自5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走向坟墓以后，几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无一不是戴着有色眼镜给予严厉指责，而且各种偏贝，根深蒂固，甚至直到90年代初期仍骂声未绝。《辞海》(1979年版)在解释"典当"辞条时称其为："旧中国以收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利率极高，剥削严重。"同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也说：典当行是"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1985年出版《经济管理大辞典》指出，典当行是"旧中国以实物抵押为条件的一种高利贷。"1990年版《中国金融百科全书》认为，典当行是"重利盘剥贫民的信用机构"。而1991年出版的《简明资本论辞典》则这样描述："向当铺借款的多数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当铺对他们进行惨重的剥削。"以上论断，并非来自中国全部权威出版社，但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人们对典当行的认识是何等的固执和偏颇。明显带有片面性却不求改正。究其根源，就在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