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聚焦叙述者·时空——对汪曾祺《异秉》不同文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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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文章以汪曾祺小说《异秉》的三个不同文本作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叙事聚焦

Abstract ： Rewrit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Wang’s writing. The essay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Uncanny of three different texts to find Implied meaning.

Key Words ：Wang Zengqi; Uncanny; Narrative focus

“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复仇》、《戴车匠》《异秉》《职业》等小说都曾以不同面貌出现在汪曾祺的笔下。小说《异秉》从4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三次文本变化，从小说内容、艺术形式到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将以《异秉》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异秉》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文本为汪曾祺的一篇习作《灯下》，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250。《灯下》内容涉及保全堂药铺、铺内同仁以及王二熏烧摊，已基本勾勒出《异秉》的雏形。到了80年代，由于早期文本的散失，汪曾祺又以《异秉》之名重写，发表于1981年《雨花》第1期，将自己多年积聚下来的文学冲动和对人生的全新体悟融于新版《异秉》中。

《灯下》及两篇《异秉》在情节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传承性，但在叙事策略上却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就三个文本各自的叙事策略，对它们进行解读。

叙事视角是叙述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视角概念转化为更抽象的“聚焦”概念，提出“聚焦”的三分法：“零聚焦”（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即“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即“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叙述者<人物”）[2]197-198。在《异秉》的三个文本中，叙述者始终是以第三人称的“零聚焦”模式进行叙事，只是这个“零聚焦”并非完全是全知全能，有时还呈现出有限视角状态。叙述者从各个角度和时空进行叙事，同时也在不同叙事视角中抵达叙述对象的内心。

在汪曾祺的创作中，不同时期叙述人称具有明显变化。据统计，汪曾祺早期的创作中，第一人称叙述占了最大比例，而到了80年代，第三人称叙述成为叙述人称的主体。[3]106这种叙事聚焦的转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心态和叙述主体意识的变化。然而就《异秉》的三个文本而言，作者始终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但这种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并非单一的纯客观叙述。在不同文本中，时空、语境、表述程式都会呈现出不同状态，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学意义。

《灯下》的叙事视野是整个“保全堂”及屋檐下的王二熏烧摊。可以说，文本是以外在的叙述者视角叙事，叙述者的所知大于文本中任何人，是“零聚焦”的叙述模式。陈相公、陶先生、王二、张汉等等，没有一个明确叙述对象，整个文本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柜台里有三个人”“柜台里另一位”“一个顾客懒懒的走近了柜台”“店堂里摆一张方桌”[4]251-252……从这些描述性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的叙事策略：以客观的全知视角呈

叙事聚焦：叙述者·时空

——对汪曾祺《异秉》不同文本的解读

储 雯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宗教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那么，到了文艺复兴后期， 由于过度追求个性解放，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了一味放纵情欲、没有道德节制的人。“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2]。

莎士比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就表现了文艺复兴后期因过度追求个性解放而导致的社会混乱、情欲泛滥、道德沦丧的“颠倒混乱”的时代：克劳狄斯为篡权夺位，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不惜杀兄娶嫂，犯下了轼亲乱伦的罪行（在哈姆莱特看来），并且千方百计置哈姆莱特于死地；原本圣洁如圣母玛丽亚的王后乔特鲁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不顾当时禁止叔嫂通婚的道德约束”，在丈夫死去不到两个月，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匆匆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哈姆莱特的同学朋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朋友，充当了克劳狄斯的密探和帮凶；大臣波洛涅斯为了保护个人的既得利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完全丧失了正义和良知。世界由“美好的框架”、“壮丽的帐幕”、“庄严的屋宇”变成了“不毛的荒岬”，“荒芜不治的花园”，人也由“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变成了“泥塑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哈姆莱特决心“重整乾坤”。“重整乾坤”就是要把“颠倒混乱”的世界推倒，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有秩序的世界。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哈姆莱特的思想，来表达了他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

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借以呼唤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一种新的“人”。

欲望是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理性是光，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

注释：

[1]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选辑》第11页

[2]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 Volume I，Boston，1987，P．490．

参考文献：

[1]（意）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2](法)拉伯雷：《巨人传》，鲍文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3]（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

作者简介：

吴平春，男，1970年，本科，广西三江人，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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