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聚焦叙述者·时空——对汪曾祺《异秉》不同文本的解读

大 众 文 艺187摘要：“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章以汪曾祺小说《异秉》的三个不同文本作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叙事聚焦Abstract ： Rewrit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Wang’s writing. The essay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Uncanny of three different texts to find Implied meaning.Key Words ：Wang Zengqi; Uncanny; Narrative focus“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复仇》、《戴车匠》《异秉》《职业》等小说都曾以不同面貌出现在汪曾祺的笔下。

小说《异秉》从4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三次文本变化，从小说内容、艺术形式到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以《异秉》为样本，就其叙事策略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解读，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异秉》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文本为汪曾祺的一篇习作《灯下》，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250。

《灯下》内容涉及保全堂药铺、铺内同仁以及王二熏烧摊，已基本勾勒出《异秉》的雏形。

到了80年代，由于早期文本的散失，汪曾祺又以《异秉》之名重写，发表于1981年《雨花》第1期，将自己多年积聚下来的文学冲动和对人生的全新体悟融于新版《异秉》中。

《灯下》及两篇《异秉》在情节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传承性，但在叙事策略上却大相径庭，下面我们就三个文本各自的叙事策略，对它们进行解读。

叙事视角是叙述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视角概念转化为更抽象的“聚焦”概念，提出“聚焦”的三分法：“零聚焦”（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即“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即“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叙述者<人物”）[2]197-198。

在《异秉》的三个文本中，叙述者始终是以第三人称的“零聚焦”模式进行叙事，只是这个“零聚焦”并非完全是全知全能，有时还呈现出有限视角状态。

叙述者从各个角度和时空进行叙事，同时也在不同叙事视角中抵达叙述对象的内心。

在汪曾祺的创作中，不同时期叙述人称具有明显变化。

据统计，汪曾祺早期的创作中，第一人称叙述占了最大比例，而到了80年代，第三人称叙述成为叙述人称的主体。

[3]106这种叙事聚焦的转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心态和叙述主体意识的变化。

然而就《异秉》的三个文本而言，作者始终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但这种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并非单一的纯客观叙述。

在不同文本中，时空、语境、表述程式都会呈现出不同状态，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学意义。

《灯下》的叙事视野是整个“保全堂”及屋檐下的王二熏烧摊。

可以说，文本是以外在的叙述者视角叙事，叙述者的所知大于文本中任何人，是“零聚焦”的叙述模式。

陈相公、陶先生、王二、张汉等等，没有一个明确叙述对象，整个文本没有一个主要人物。

“柜台里有三个人”“柜台里另一位”“一个顾客懒懒的走近了柜台”“店堂里摆一张方桌”[4]251-252……从这些描述性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的叙事策略：以客观的全知视角呈叙事聚焦：叙述者·时空——对汪曾祺《异秉》不同文本的解读储 雯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宗教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那么，到了文艺复兴后期， 由于过度追求个性解放，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了一味放纵情欲、没有道德节制的人。

“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2]。

莎士比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

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就表现了文艺复兴后期因过度追求个性解放而导致的社会混乱、情欲泛滥、道德沦丧的“颠倒混乱”的时代：克劳狄斯为篡权夺位，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不惜杀兄娶嫂，犯下了轼亲乱伦的罪行（在哈姆莱特看来），并且千方百计置哈姆莱特于死地；原本圣洁如圣母玛丽亚的王后乔特鲁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不顾当时禁止叔嫂通婚的道德约束”，在丈夫死去不到两个月，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匆匆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哈姆莱特的同学朋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朋友，充当了克劳狄斯的密探和帮凶；大臣波洛涅斯为了保护个人的既得利益，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完全丧失了正义和良知。

世界由“美好的框架”、“壮丽的帐幕”、“庄严的屋宇”变成了“不毛的荒岬”，“荒芜不治的花园”，人也由“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变成了“泥塑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哈姆莱特决心“重整乾坤”。

“重整乾坤”就是要把“颠倒混乱”的世界推倒，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有秩序的世界。

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哈姆莱特的思想，来表达了他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借以呼唤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一种新的“人”。

欲望是力，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理性是光，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

注释：[1]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选辑》第11页[2]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 Volume I，Boston，1987，P．490．参考文献：[1]（意）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2](法)拉伯雷：《巨人传》，鲍文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3]（英）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作者简介：吴平春，男，1970年，本科，广西三江人，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文史哲大 众 文 艺大188现日常生活。

但解读文本时，我们发现《灯下》客观叙述者立场的叙事策略并未一以贯之，有一处例外，“苏先生把肘部支在柜台上，两手捧着个肥大下巴，用收藏家欣赏书画的神情悠然看着滴水檐下王二手里起落的刀光”[5]251，之后开始描述王二刀起刀落的风姿。

此处，叙述者从之前的“零视角”忽然转成苏先生的视角，从而牵出与店堂氛围稍显出入的王二熏烧摊。

王二之后，文本又转回店堂，文本叙述也恢复成“零聚焦”。

从空间视角看，《灯下》是有限制的全知全能视角，整个文本发生的视角均限定在铺子及店铺屋檐下。

小说中空间叙述模式是这样的：“柜台里有三个人”，“一个顾客懒懒的走近了柜台”，“陈相公把行李卷放到柜台上来”[6]251-252……，将视角限制在店堂内，甚至是柜台附近的小范围内。

当然也有些许打破这种空间限制性的地方：一处是街上传来的声音，“……开关声”“叫卖声”“喊声”；另一处是陆先生走到门口往门外观望。

这两处描述延伸了“保全堂”的狭窄空间，将“保全堂”与外部环境的声音和情况勾连起来，丰富了文本的层次性。

40年代和80年代的《异秉》叙事视角均是第三人称，但并非是单一的全知全能型“零聚焦”模式。

40年代《异秉》将《灯下》只出现了一下的王二变成主人公，叙述者通过王二的经历讲述小市民的生活哲学。

整个文本聚焦王二的“发达”进行叙事，将时间严格控制在晚上8点到10点之间。

因此，40年代的《异秉》视角其实是以“零聚焦”模式从总体上把握王二的“发达”，而在时空上呈现的是有限制的叙述。

从人物叙述来说，虽然文本聚焦王二，但并非是王二视角，而是叙述者视角。

从整个文本看，我们甚至认为这个叙述者就是作者，因为作者的声音、创作意志贯穿整个文本。

就40年代《异秉》的时间叙述来说，在描述时有这么一句：“……现在是晚上。

晚上，那架老挂钟敲过了八下，到它敲十下则一定还有老大半天[7]197”。

这句话显然是作者的创作意志在说话，从开始就预设小说时间为8点到10点。

在小说中间部分有这么一句“王二一来，这个晚上，这个八点到十点就什么都不缺了[8]198”，再一次强调小说的时间间段，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到了结尾：“那架老挂钟抖抖擞擞的一声一声的敲。

……铛，——铛，——铛，——铛，……一共十下[9]206”，与之前两次提到的钟声正好对应上。

在实际叙事中，叙述者还以“零聚焦”的模式，突破对人物行动的平铺直叙，深入人物心理，展现王二真实心态。

40年代《异秉》中，对王二叙述时常会用括号表述或解释王二的心理。

描绘王二做生意时，在文字间隙，有“（试数一数看，两包相差不作兴在五粒以上）”“（新刀，才用趁手）”“（薄可透亮）”[10]199等短句，这短短数字，看似客观描述，实则表现出王二得意的心理。

再如当王二对“二老板”这个称呼表示不敢当时，他脸红了，“（他是为‘二老板’而脸红。

）”[11]201，这解释将王二质朴内心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

从情节叙述上来说，40年代《异秉》是较为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模式。

而从空间构筑方式来看，40年代的《异秉》限制性比《灯下》大。

除了被限定在铺子里及屋檐下摊子上之外，还在铺子及摊子这个封闭空间之内设置更小的空间单位，从而形成了大小两个空间。

大空间是铺子整体环境，小空间是王二的工作天地。

小空间的描绘是这样的“王二他有那么一套架子，板子；每天支上架子，搁上板子：板子上一排平放着七八个玻璃盒子，一排直立着玻璃盒子，也七八个；再有许多大大小小搪瓷盆子，钵子。

玻璃盒子里是瓜子，花生米，葵花仔儿，盐豌豆，……盆子钵子里是卤肚，熏鱼……[12]198-199”，“支上”“搁上”“平放”“直立”，玻璃盒子、盆子钵子里都放着东西，这些词连缀起来将空间顺序表述得相当清楚，从而在店铺这个大空间下安置一个小空间。

大空间以人、事构筑起故事主干，小空间以锅碗瓢盆设置起一个文化领域，两个空间各自独立又相互包含。

所以说40年代《异秉》视角上非常复杂，在“零聚焦”中夹有有限视角，又从有限视角转换成“零聚焦”。

因此在三个文本中，40年代《异秉》的叙述视角的限定性最大。

80年代的《异秉》几乎是“零聚焦”全知全能型视角的典范。

首句“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13]309”就给整篇小说定下了视角及范围，文本是以“这条街的人”作为视线发散点，叙述从邻里情境到乡土风俗，与王二相关的整个生活场景都包含其中。

而王二这个叙事焦点在整个文本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整个文本中，隐藏在王二这个显性叙述焦点背后还有陈相公这个隐形的叙述焦点。

在表现这个隐性焦点时，叙述者将叙述视角进行了稍稍变化，切断了贯穿整个文本的全知视角。

叙述者首先用外在视角对陈相公起床、扫地、擦桌子、掸土、开门、晒药等日常生活进行依次铺排，到了表现陈相公枯燥生活中亮色时，叙述视角发生了变化，陈相公“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