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军历史简介

1925年至1927年，发生了旨在针对北方军阀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一命战争，史称“第一次国内革一命战争”，亦称“大革一命时期”。

1926年，盘踞北方的以张宗昌、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为首的北洋系的军阀，与北方的冯玉祥、孙越领导的国民军相对抗，国民军不敌，退居南方。

6月5日，为讨伐北洋军阀，南方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一命军与国际领导下的中一共联手，组成了北伐军。

6月7日，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出动。

9月16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就任北方国民军总司令，17日于五原誓师，通电加入北伐军。

在南、北国民革一命军中的阵列里，常常可以看见中一共党员的身影，他们的骨干作用使得北伐部队打得非常漂亮，大革一命因此如火如荼，势如破竹了起来，眼瞅着就要成功了。

老蒋却准备反共，很能打仗的中一共却没有自己的武装，因此就吃了大亏。

面对手无寸铁的中一共，老蒋放心大胆的背后插刀，大革一命失败。

翌年的7月，国民革一命军贺龙之第二十军；叶挺之第十一军二十四、十师和第四军之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两个团；朱老总领导的第三军之军官教导团等共约2万余人，汇聚于南昌，事情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革一命失败后不久，就发生了1927年至1937年的旨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次国内革一命战争”，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关键词，一是土地，二是战争，“打土豪、分田地”成为这一时期号召群众、扩充武装、壮大影响的核心口号，“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

围绕这个核心内容，我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创建军队，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抵御进攻。

因此这一时期又称为“土地革一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同时也是红一军创建和发展时期，俗称闹红、扩红时期。

红一军的十年，与凶险的军事斗争相伴始终的，是残酷的党内斗争和错综的路线斗争。

红一军的生死一线，往往徘徊于对与错之间，走错了，就是找死，走对了，就是求生。

战争的胜负从来都不能简化为实力强弱的对照，这里面更多的是战术战法选择之优劣的比拼，囿于兵力、财力、战力等实力所限，所有的其他正规战法都抛弃不用，红一军最合宜的战术战法一是游击战，所谓游击战，就是等着个机会背后一板砖，撒腿就跑；二是运动战，所谓运动战，就是逮着个机会捅一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总不断的打就是了。

对于红一军而言，最要命的是阵地战，尤其是必死无疑的城市攻坚战。

从1927年算起，直到二十一年后的1948年9月16日至24日，济南战役，已有重炮装备的我军才第一次完成攻克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攻坚战。

没有这样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城市攻坚战，一战即死，而红一军早在1927年就打过城市攻坚战，还是持续不断的打，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红一军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付出了怎样的惨痛代价，才能够死里逃生。

红一军十年，九死一生。

惟其“一生”，便有了“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歌曲《我是一个兵》）；便有了“让革一命的红旗插遍四方”（现代京剧《龙江颂》）；便有了“打败美帝野心狼”（《志愿军战歌》）；便有了现如今的这般光景。

因此，红一军十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红一军创建了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这个时时都处于死亡边缘的部队，是怎么奇迹般的存活、发展乃至于壮大起来的。

这就是我大书特书红一军编年史的核心所在。

我甫一涉及红一军十年的史料，就立时被迷住了，我所以着迷是因为我始终都没有搞清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支部队，在国家权力的痛击下，是什么力量使得其成员前仆后继。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是穷苦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参加红一军的。

实际上，自秦始皇以降的两千余年间，往往是自耕农人均耕地不足三亩的时候，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不管那个皇帝和地主的品行如何。

解放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把解放前的土地分配状况说成是少数地主占有农村大量的土地，这个比例数字毛主席估算大约是5%的地主，占据着80%的土地，而且这是极为普遍的一般状况，因此，判定为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主席关于地主占据土地的80%，判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将“公田”也简单归到了地主名下。

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

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

把农村中的公田计算进去并进行平摊，则农村中的贫富差距，肯定没有大到“万恶”的程度。

过去一直说，红一军时期因为实行了“苏维埃革一命”，农民获得了他们应该有的土地，所以广大民众踊跃参加红一军。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学者调查，当时我国东南部，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数字应该是30%。

苏维埃搞得热火朝天的是中国的东南部，而那里的赣南地区和闽西地区又要低于东南的普遍数字，赣南属于粮食输送地区，每年粮食都有剩余，是粮食比较充裕的地区，如此看来，农户占有土地应该远远超过三亩，乡村中并不存在地权重新分配的需求，也没有产生改变现状的社会动力，农民生活不下去了就起来干革一命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

广大农民卷入这样一场伟大革一命的动机，显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活不下去了。

当然也不是因为地主实在太可恶了，那个时侯，并不是地主天天憋着劲想把佃户、长工往死里整，最为常见的情况是，长工刚刚伸手拿第二个窝头的时候，地主婆在背后说话了：也不怕噎死！怎么才能让佃户去反抗他们过去的东家？这是个学问。

主席天才的创造性地提出划分“阶级”的方法，阶级观念被灌输到普通农民的头脑中去，土地革一命中的“阶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主席的一种主观塑造，阶级划分导致乡村分裂，而这种分裂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它打破了千百年儒家文化的根基，一旦开始摧毁旧秩序，创立新秩序的进程便迅速推进，这是一种激烈的新型意识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中一共的壮大靠的不单单是因土改而获得的农民支援，而是通过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政权对农村基层进行权力渗透，从而实现中一共对农民的紧密控制。

一个敌对阶级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最充足的理由，阶级划分使得农村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两大集团的血腥拼杀，使得同一阶级的人们迅速的走到了一起，拼死要消灭那个死对头。

诚然，任何一支军队，靠单纯的军事力量是绝无存活下来的可能性，但以诸如历史规律、人心向背这一类似乎合乎情理的解释，又违背了政治因素固然可以保证全体成员坚定不移，却无法保证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不死的常识。

这样，就有了另外一类解释，即对于个人扭转乾坤能力不合情理的神化。

中一共党史把这两类说法做了近乎完美的捏合，得出了超乎常识的解释。

可这种解释，面临着两个困境。

一个是需要根据当下政治要求不断的修改，不断的瓦解自己构架的体系；一个是，从常识出发，把“起事”的理由，直接当作了“成事”的保证，这本身就是不保险的。

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一般有两个版本，一部是由官方审定的，一部是由外国人记录的。

我们常常会发现，接近于真相的去描述了这一段历史的，竟然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西方人。

而官方审定的历史，常常取决于一定时代的政治需要，历史往往被当做了诠释的材料，所以，下面列举的历史现象，就很少能够在官方审定的历史中重叠。

不重叠，就出现了两个史实，而真相只能有一个，或者是史料出了问题，或者是党史、军史说了假话，至此，似乎可以找到上面的那个答案了。

中一共实在是具有一种极为强悍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又具备了强大的感召力。

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强悍的政治力量，又借助于“体系”的贯穿，才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才使得中国工农红一军在1930年至1933年，进入了突然爆一发的强力扩张时期。

突然爆一发的力量，是需要现实考验的，考验很快就来了，红一军在1932年至1934年间，遭受毁灭性打击后，突然就跌入最低谷。

跌至最低谷后，这个由强悍政治力量支撑的部队，将会呈现何种的状态呢？在那么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如此有限资源的强撑下，面对数倍于己的国军全力以赴的围剿，红一军居然能够全身而退，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呀！因此，我把我注意力的很大一部分，放在了红一军的长征上了。

二三十年代，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陆续登场，他们是怎样共同从正面或者反面，打造了那一段被青春热血染红了的革一命史；那一群曾经被委员长恨不得斩尽杀绝的、令西方人看得瞠目结舌的、使现代人似乎是看不懂的人，他们组成的一支叫做红一军的队伍，在国家权力的痛击下，是怎样奇迹般的存活下来的；特别是那一段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到何处停止，在何时结束的长征，是怎样一步步走出绝境，走向新生的；在一群集体倾向于纽约的人，与另一群视莫斯科为圣地的人，形成红白双方你死我活的厮杀中，美元与卢布是怎样隐藏在背后相互抗击的。

当年的许多事情虽然已经被历史定格，可从中揭示出的任何一个谜底，都毫无例外的成为了下一个谜语的谜面。

如果能够真实的发现并尽量客观的记录下来这些，该是怎样一件令人欣喜若狂的事情呀。

所以，我写的红一军十年历程，尽量根据史料接近于本来面目，尽量说出属于我自己的解释。

历史从来都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讲述。

然而，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的传承不仅仅简单的就是口述笔录，更在于明鉴后人，其间，不可避免的夹杂着下一代人的不断追问，从而为那一段历史做一个见证。

红一军十年的历程，这其间，必定掺杂着些许个人恩怨，却可以忽略不计；这里面，注定有假手“组织、上司、宗旨”，借口“全局、长远、将来”以售私货，却也可以闭口不谈。

因为红一军的历程，毕竟是在宏大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展开的，毕竟是逐步走向胜利，步入辉煌的。

但一些历史冤案是一定要尽量反转过来的，我会剔抉（挖出、抉择）出精微的细节加以推测，这很可能将动摇甚至颠覆宏大的叙事背景，为了寻找真相，悲情述说，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写这些东西，除了要占有相当的史料以外，还有一些议论，我的这些议论，不是为了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从常识常理推算，以求触摸到符合逻辑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