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阶层在历代的命运及当代反思

中国商人阶层在历代的命运及当代反思

---- 从官商结合到贾而好儒

中国商人的由来很早,我国有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由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却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另一方面，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理想、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做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对历代商人进行打击与限制，如不许乘马，不行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等等，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

然而，不管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商人阶级作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一些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给予的社会声望与社会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商等商人集团就既享有盛誉，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达官显贵们因此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们也在与这些官僚政客充满利益的交往中刻意寻求着权力的荫庇和保护。于是，“官商结合”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虽然这种”官商结合”的做法可以让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资源的优势配置,但是缺乏对财富积累的保障。这种现象就算是到了近代的民国时期也尤为突出,1927的上海革命大风暴,所有的商人阶层都欣然的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中产阶级的慷概无意中为蒋介石指出了一座富有的“金矿”，初创的南京政府开支大得吓人，平均每个月需要2,000万元才能维持政治与军事开支，筹款成了政权存续的性命攸关之事。资产阶级尝到了苦果，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最后不得不乖乖如数照付。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交的钱款达1亿多元。当然，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回报，平息工潮的要求在“四·一二政变”后首先得到兑现，曾经极度紊乱的度量衡在工商部颁布《度量衡标准方案》出台后渐趋统一，关税自主部分实现，厘金的废除使商品流通的条件大大改善。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让资产阶级参政只是装点门面的话，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1929年3月，一场解散商会的闹剧开锣上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导演，商民协会和全国救国会扮演主角，一批打手袭击商会，随后是政府装模作样的调查，调查过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这个总商会不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有力的发言机构，而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机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发言权的机会更加渺茫。故此,”官商结合”,有福也有祸!

“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很舍得花钱。乾隆、嘉庆两朝

用兵，淮商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了540万两，但这些费用都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而获得。最终徽商遭到清政府的整肃，包括江春在内的一批大盐商家族都被抄家，乃至批捕。尽管江春被赦免入狱，但生活困难到由乾隆帝从库银中借支30万两生息以做生计，直到1789年病死。现在有一家亚宝药业集团,其董事长任武贤就是徽商精神的继承者,其公司理念为“用心做药、造福社会”。他引领亚宝药业成为国内制药业知名的大企业，“亚宝”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作为亚宝药业的董事长和全国劳动模范，任武贤可谓业绩卓著。然而，这位充满商业智慧的掌门人，也是一个地道的新儒商：研究生学历，学识渊博，精通医药知识和制药工艺，加上温文尔雅的仪表和文质彬彬的气质，被人们称之为“儒生企业家”。

也有人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商人亦贾亦儒的理想坐标，应改为亦商亦学更为恰切。因为以退为进者，可侧重于儒家之学，以进为进者，则应更多地进修西方先进之学，尤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与领导艺术之学。

我们都始终坚信：每一个中国商人，不管当前是迎难而上的，还是急流勇退的，都可以在水木清华，生机勃勃的大学园林中，重新勾划我们的明天，重新定位我们的事业坐标，与重新构想我们的人生方程式。这，也应该是当代中国商人，包括进身者与隐退者当前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