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阶层在历代的命运及当代反思
中国商帮的兴衰及启示
中国商帮的兴衰及启示
中国的传统商帮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
自古经商一条道——官商结合。
在当前体制下，必须官商结合，官商结合并不是指行贿，尤其现今环境，风险非常大，而是寻找机会，获得政府的支持。
补充资料：
中国商帮文化，是中国历史所独有的文化形态，在商帮身上，体现了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以晋商为代表，不仅在企业制度上有前所未有的突破，在企业文化上，更是成了中国商人竞相学习的标杆。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企业家不仅雄韬武略、高瞻远瞩，更要胸怀虚谷、心系家国，以自身的张力，影响企业、影响后代，以身作则，传道立业。
扩展资料：
1、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地域文化的代表。
由于地利之便，活跃于近代上海的商帮主要来自于长三角地区，这片热土成为其展现经营韬略、人生风采的最佳舞台。
2、上海开埠之前，已有许多商帮捷足先登，如晋商以票号逞威南北，徽商则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占据优势。
出于敦睦乡谊，互帮互助的需要，许多商帮在上海成立了同乡或同业性质的会馆（或公所）。
3、最早在上海创办业缘性会馆的是山东商人，而广为人知的是
由福建船商所建的天后宫、泉漳会馆。
据《上海乡土志》记载：“上海五方杂处，侨寓之民实多于土著，故各处之旅沪者，皆以会馆以通声气。
4、宁波人最多，所立者为四明公所；粤人次之，所立者为广粤山庄、潮惠会馆，他若湖南、楚北、泉漳、浙绍、锡金、江宁、江西等处，各有会馆。
”到开埠前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有18所。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作者：向俊宇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11期内容摘要：我国古代习惯上把整个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作为社会基本阶层最末一位的商人，它的发展和演变，无疑对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商人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经历人文社会、自然社会的洗礼，其社会地位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遭遇，查阅材料，探访历史踪迹，本文发表浅论，初探其一路曲折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商业商人地位利益重农抑商海禁商会从十六世纪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更在19世纪成为了列强欺凌的对象，曾经的天朝上国，世界第一，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原因是自从商鞅变法后就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导致的，商业不发展，商人社会地位低，造成了中国商品市场的不活跃，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便选择了闭关自守，最终自己是闭门造车，然后就被重视商人地位的西方国家给赶超了。
笔者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谬论，真正导致中国走向衰弱，让中国“闭关自守”的，就是一直在叫屈的商人阶级。
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导致的就是不重视商业，不重视商人社会地位的表现。
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即便商人们赚到了财富，还是希望去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或者去买田地，毕竟古往今来，最保值最具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
然后商人们的目光不再投到扩大生产上，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开花结果，中国也就失去了步入工业化时代发展的大好机会，然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
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以物换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朝，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因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其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在货过程中被易族杀害，其子孙发兵伐易，商族为了削弱夏的国力，组织妇女织纱换取夏的粮食，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由于商部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商被周灭后，商族人由统治阶级变成了奴隶，生活每况愈下，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起了贸易。
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中华民族产生在独特的地理坏境里。
它的发源地主要在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地处内陆, 拥有四周封闭、安全而又广阔的大平原, 泽雨充沛、土地肥沃, 特别利于农业的生产, 在这种环境下, 单个的农户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而无需与其他农户产生太多的联系。
农户通常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单位, 实行男耕女织。
因此中国古代一直以家族为本位并形成牢固的宗法制度, 两千多年来, 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 然而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却一直未变。
农业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根本, 统治者依赖农业而生存, 以至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最终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这样的农业大国里, 注定了商人的奇特的历史地位。
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阶层, 人们容易惯性地认为他们是生活在重农抑商政策下郁郁寡欢的一群。
实际上,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一番起落沉浮。
秦汉以前, 中国社会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秦汉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商人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很活跃,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 处于四民之末。
直到16世纪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松动,两宋之后尤其明清时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论受到批评和质疑,商人地位得到了提升。
一、春秋时期：商人的黄金期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周王室衰微，多元的政治格局迫使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纷纷把国力强盛与商业联系到一起，他们认识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同富国，下则富家”，“商不出则三宝绝”，因此，纷纷实行重商政策，争相招揽商贾。
齐桓公任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靠商业富国而“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
国视商业发展作为国之存亡的关键，为此，郑国十分重视对商人权益的保护，公元前522年，晋国使者韩起谒求郑国国君为其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只玉环以拼成一对，子产以郑国二百年前与商人订立了只要商人不叛国，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活动为由而拒绝帮助索取玉环的要求。
中国商人阶层的历史命运与使命
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使命中国商人，发迹于三千年多前的商朝，兴盛于西汉初期，鼎盛于两宋。
三千多年来，中国商人的命运起起伏伏，既有司马迁《货殖列传》里的洋洋大观，也有近代商人被抄家杀头的悲惨命运。
自春秋，齐相管仲盐铁专营，士农工商四民分业。
两千多年来，中国商人就被历史无情的埋于滚滚红尘，读罢五千年史书，竟也说不出几个名商！商人的命运，可悲可叹！商鞅变法，商人为国之五害之一；汉武帝桑弘羊变法，强收商人之利，“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治”；朱元璋在位，尽徙江南商户，杀明首富沈万三以立威。
两千年来，商人作为四民之末，上为统治者日夜提防，下为世人所不耻。
君不见，“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在世人眼里，尽是这般模样！但三千多年来，中国商人却为我们华夏民族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从商代的司母戊鼎，到大宋的交子纸钱；从汉代的马踏飞燕，到明清的精美瓷器，又有哪样不出于商人的作坊。
商人赚利，宛若士人读书，农夫耕田，实在只是尽其本业，实在不应有长达两千年的怨恨和不公正的对待。
中国商人出于趋利本性，自有其最大的内在缺陷。
每每在重大历史关头，商人总是屈从强权，不做应有的反抗。
从汉景帝七王之乱，到蒋介石南京上台，商人一次又一次的错失改变自己命运的时机，一次又一次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中国商人，也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今，全球化汹涌澎湃，商业力量势不可挡。
乔布斯、比尔盖茨等正改变着人们对商人的固有印象；罗姆尼，这位美国商人正史无前例的竞选着美国总统。
商人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刻。
中国，必将是随中国企业的崛起而崛起。
中国商人正可以满怀实业报国的壮志，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改变世界！也终将洗刷掉先辈千年之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上写下自己的辉煌！。
商业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商业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业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
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商品流通的人,便是商人了。
“商人"这一名词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商朝说起。
商朝公元前1600年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北），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至殷，所以又叫殷朝。
因此商朝遗民就叫商人或者殷人.武王伐纣，灭了商朝。
至周成王时,管、蔡二叔（武王之弟）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
周公东征，平叛后，将洛阳建为军事要塞，称为“成周”，“成周既成，迁殷顽民。
"殷朝遗民被周朝人叫为顽民，被集中到洛阳，经常被召集训话,不许乱说乱动，过着被监视的生活.他们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怎么过日子呢？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买卖这一行,周朝的贵族是不耻去做的，当时的庶民要种地,也不能做买卖,而商品买卖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久而久之，买卖商品的商业成为殷朝遗民的主要行业了。
随着民族融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朝的少数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这样，商人渐渐地就失去了“顽民"的贬义,成为从事商品买卖的职业专称了.我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思想之下，商业及商人一直是受到打压的。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农工商，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
“重农抑商”的传统，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
商鞅变法推行了重农政策，重农思想开始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到了秦始皇时期,"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逐步采取打击政策。
西汉初年。
汉高祖刘邦限制商人扩大田地,并不准“衣丝绸”，商人地位受到限制.汉武帝刘彻时期，推行“算缗告缗”政策,商人地位进一步受到限制，重农抑商思想正式形成。
但是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商业因其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顺应的是时代需要,所以发挥着其掩不住的光芒：春秋时期，郑恒公带一部分周民迁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
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意义
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意义第一章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我国企业家精神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商人。
商人在当时属于社会中的上层阶级，有着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也承担着经济运营的责任。
在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许多商人走向国外，以此展开经济生涯。
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商家在当时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民改革，朝代的变迁也反映在商业和经济领域。
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发展给予了资本家和商人更多的市场机会和自由，这加深了民间与洋商的利益纠葛。
但是，由于内战和外交政策的限制，新的企业精神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二章发展现状与瓶颈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私有制企业和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兴起，使得一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开始创业。
在新政策的推动下，一些冒险家开始启动自己的事业，有助于吸引外资和提高经济活力。
在这一进程中，民间企业的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和新的空间。
在此期间，企业家精神一词开始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词汇中，肯定了企业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作用。
但同时，一系列问题也开始同时出现。
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概念仍停留在老旧的模式下，公司的稳定性不强，资金来源不稳定，创新和科技创造的力度不够。
这对企业家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三章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启示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的回答。
企业家应该从根源上建立创新意识，真正做到有计划、有决心、有行动。
这体现在走自己的发展路线上，不能依赖外界主导，要有高风险、大投入、长前期的创业观念和勇气。
企业家精神扩展了经济的视野，赋予了企业有探究未知和挖掘资源差异的能力，推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整体性发展。
此外，企业家精神还在造福社会和人民的过程中，开始特别强调责任和道德意识。
这显然表明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自己成功，而是通过分享、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链在推动社会和民生的全面发展。
对近代买办阶级历史作用的再审视及其现实启
对近代买办阶级历史作用的再审视及其现实启示肖悦天摘要：买办阶级是近代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对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正确科学的认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摒弃以往学界相对流行的狭隘历史史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发展史观出发，对近代买办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阐述，透析它在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在梳理深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又提出了其带来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买办阶级;历史作用;近代化;现实启示1.引言买办阶级（以下简称“买办”）是近代中国的特殊产物，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曾经表现积极的新生代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近代中国多领域的发展和变化。
对买办研究进行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近代史学界对其研究评价主要分为两种论断：一是“阶级论”，对买办的历史影响基本否定，二是“中介论”，全面肯定其历史作用[1]。
这两种理论存在的主观色彩浓厚，仅仅片面强调买办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影响，因而对买办的透析评价也失之偏颇。
因此，科学综合运用各种唯物史观，辩证地、历史地重新认识买办的历史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消极而反动的一面，又不可忽略买办在中国经济社会初期现代化当中的先导力量和积极推手作用。
本文全面论述买办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影响和作用，首先它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等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客观分析其消极影响，再审视并深化对买办历史作用这一课题的系统认识，并挖掘其给我们带来的重要现实启示。
2.买办的概念和产生“买办”本意为采购者，源自葡萄牙语单词“Comprador”。
而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社会环境，则赋予其更多的含义。
“买办”的职业定义如下：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贸易活动的中间人[2]。
最初的买办在后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主要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它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19世纪的形成和发展与20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与衰落，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部分更好地理解买办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
建国以来我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演变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谢舒婷20120201160【摘要】1949年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的中国，逐步建成了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期间，商人阶层的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
从被取缔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再到改革开放的空前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揭示了中国不断谋求发展的决心。
1949年，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成立。
工人阶级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商人阶层的地位在建国之初被取缔，而后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被抬高，达到空前的高度。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导致商人的社会始终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
这一社会现状，即便是“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得到改观，近代工商业的开路者李鸿章就曾言“与其病农, 莫如病商, 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
而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
这一道理看似简单，但在我国，其先后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改革，才最终被确定。
而随着这种观念改变的，便是商人阶层的地位。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里，商人阶层既有最艰难的时期，但也最终因为国家政策和社会背景，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商人阶层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一定的重视，反而由于阶级矛盾的根深蒂固，商人阶层处于被取缔的状态。
1949年3月，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中国阶级力量和由此决定的新中国的建设道路作了进一步阐明。
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地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中国古代商人为何地位低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点
中国古代商人为何地位低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点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士农工商”的排名一直保持不变，商人被排在末尾。
然而，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很多商人却因经商而大发横财。
这就与我们今天的认知有很大区别了，在现代社会，有钱往往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那么，古代的商人即便很有钱，为何其社会地位还是很低呢？这要从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重农抑商”说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重农思想一直支配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
如《管子·禁藏》篇载的：“民之所生，衣与食也。
”与《管子·治国》篇载：“粟也者，民之所归也。
”可见，农业是封建经济决定性部门，封建国家机器与统治阶级都主要是依赖于农业经济而存在和发展的。
西周以前的统治阶级将“重农”作为国策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根据现有文献，从上古至春秋时期没有丝毫轻商的迹象。
《周礼》将商业同三农等并列为“九职”之一；周文王颁发“告四方游旅”文告，以各种优待招徕商贩等，均为一些重视商业的事例。
实际上，即使到春秋时期，产生抑商思想和政策的社会条件也还没成熟。
这是因为，周代的所谓工商，多数是官府豢养的工商奴隶。
他们为官府奔走贩卖，牟取财利，也为官府采办各种军需、行政用品以至奢侈品。
这就是所谓“工商食官”制度（《国语》）。
随着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减弱，出现了独立商人，其身份与角色也被社会所明认。
至战国，人们对于商人“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白虎通德论·卷七·商贾》）的角色定位认识得更加清楚。
《庄子》有载：“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
”（《庄子·徐无鬼》）荀子曾说：“积贩货而为商贾。
”（《荀子·儒效》）。
商人被剥夺政治权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实施“抑商”政策的，是战国中期的商鞅。
当时各诸侯国首要任务是巩固新兴的地主政权，而当时的商人却盘剥小农经济，这可是地主政权的经济基础。
结果，一边是商贾拥有巨额财富，君主无能力驱使；另一边是大量农民破产，沦为奴仆、无业游民，家底稍好的成为小商贩。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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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 国 古 代 习 惯 上 把 整 个 社 会 分 为 士 、农 、工 、商 四 个 阶 层 。作 为 社 会 基 本 阶 层 最 末 一 位 的 商 人 ，它 的发展和演变，无 疑 对 整 个 历 史 进 程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影 响 和 作 用 。 商 人 在 历 史 长 河 中 一 路 走 来 ，经 历 人 文 社 会 、 自 然 社 会 的 洗 礼 ，其 社 会 地 位 在 不 同 时 代 有 着 不 同 的 遭 遇 ，查 阅 材 料 ，探 访 历 史 踪 迹 ，本 文 发 表 浅 论 ，初探其一 路曲折变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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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财富积累与商人阶层商代富豪的生活与影响
商朝的财富积累与商人阶层商代富豪的生活与影响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商朝时期，商人阶层的崛起与商代富豪的生活水平相互影响，成为整个朝代发展的重要方面。
本文将探讨商朝的财富积累与商人阶层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商代富豪的生活方式。
商朝的财富积累主要源自商人阶层的商业活动。
商人阶层是商朝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通过贸易和经商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商朝时期的商人阶层以王室直属和私营两种形式存在。
王室直属的商人主要从事国家对外贸易，他们能够利用国家的资源和特权来扩大自己的商业活动。
私营商人则主要从事内地贸易和手工业，他们通过购买和销售物品以及技艺出售获取利润。
商朝的商人阶层通过贸易活动为朝廷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贸易让商人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并且让财富在他们之间流动，进一步加速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商人们通过购买、销售和运输商品来获得财富，其中以皇宫的供奉和宗庙的祭祀活动为最大的财富来源。
商人们还通过土地和奴隶的买卖以及利息的收取等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商朝的商人阶层的财富积累不仅仅改变了个人和家族的命运，也对整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商人阶层的崛起加速了商朝社会的分化。
商人们通过自己的财富，逐渐形成了独立于王室的经济实力，也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社会地位。
其次，商人阶层的财富积累促进了商代社会的经济繁荣。
商人们通过贸易活动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物质资源，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最后，商人阶层的财富也影响了商朝社会的政治格局。
商人们通过巨大的财富和经济势力，增加了自己在王室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甚至参与到政治决策中。
商朝富豪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财富积累密切相关。
商代富豪们通过巨额的财富享受了丰富多样的生活。
首先，他们住在宅院豪华、庭苑如画的园林别墅中。
这些别墅宽阔明亮，建筑精美，内部陈设华丽，充满了奢侈与美感。
其次，富豪们饮食丰富多样，他们能够品尝到珍奇的美食和各种稀有的食材。
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引言：中国商业文化自古以来就深受重视，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将通过比较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探讨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以及古代商业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特点1. 商人的地位与财富追求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中，商人的地位较低，不被视为社会上的精英。
然而，古代商人追求财富的热情并不逊于现代，他们通过贸易和创新的方式积累财富，并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商业道德与信誉观念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强调商人的道德行为和诚信观念。
商人通过维护良好的信誉，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这种信誉观念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3. 家族企业与传承中国古代商业文化中，家族企业是主要的商业形式。
商业家庭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保持了企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这一传统对于现代家族企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古代商业文化对现代经济的影响1. 社会信任与商业合作古代商业文化中的信任观念为现代商业合作提供了基础。
商业伙伴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关系是实现商业发展的关键。
古代商人通过积极维护信誉，推动了商业往来的发展。
2. 市场经济意识的培育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培养了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
商人们通过市场交易，了解需求与供给，推动经济的流通。
这种市场经济意识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3. 传统商业智慧与经营手段古代商业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智慧和经营手段，如商业谈判技巧、市场预测能力等。
这些经验传承至今，对于现代商业人士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古代商业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启示1. 弘扬商业道德与诚信观念中国古代商业文化所强调的商业道德和诚信观念，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同样重要。
商人们应该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维护诚信，以促进商业环境的良好发展。
2. 推动市场经济转型古代商业文化对市场经济意识的培育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商业界应延续这种市场经济意识，积极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旧徽商兴盛及衰弱的启示
旧徽商兴盛及衰弱的启示所谓徽商，即指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的的徽州籍商人的总称。
在中国古代素有“徽商为十大商帮之首”和“无徽不成镇”之说法，可见徽商作为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性的商帮群体，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巨大影响。
诞生徽商这一群体的徽州指的是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个县，古称为新安郡，历史悠久，为何这个地区能诞生一个在八百年过程中持续兴盛的商人群体呢，而后又因何走向衰弱，在此文中我想根据自己平时读书所得略作阐述。
首先是徽商因何兴起？徽州地区地形特点“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利和庄园”，在农业社会，这样的地形决定了所在地区无法承载太多人口。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八次因为北方发生战乱而导致的北人南迁，大量北方士族及其附庸跨作为南北分界的淮河和长江，到江南地区定居，士人群体的到来给南蛮之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附庸其存在的人群特别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则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都是中国文明及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一、世家大族群体促成的文明提升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在西晋之前人口的组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山越族和山苗族（此两族为今天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祖先），百分之十的流官、流官家庭后裔及从北方带来上任的附庸人口及其后裔，大部分人口绳文刺青，文化及其落后，生产力也极为低下。
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到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前后八次北人南迁、衣冠南渡，特别是庞大的世家大族群体，使得南方文化获得巨大提升，到了明清时期，南方文化明显超越北方，这从明朝洪武年间明廷为了照顾北方士子特意将科举分设南北榜可以看的出来。
我们说，所谓世家大族，都是长期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读书传家的地主士人群体，他们掌握着传统社会最先进的文化思想和道德传承，与此同时，依附每个世家大族的附庸人口则掌握着先进的耕作技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南方地区的文明发展而言是革命性的。
以徽州婺源江湾镇的晓起村为例，唐朝末年黄巢变乱，当时在朝廷里担任户右监的汪万武率领家人及附庸农民南迁，来到今天晓起这个地方，发展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原先的荒无人烟之地发展成为村中户口近千、茶园数百顷的经济繁盛之地，更有数人考中举人进士，晓起汪氏成为徽州大族，影响颇大。
中国古代商业心得体会总结
中国古代商业心得体会总结中国古代商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的个体经营到宋代的商业繁荣，再到明清时期的商业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商人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智慧。
本文将从商业机会的抓取、商业道德的建立以及商业网络的拓展三个方面总结中国古代商业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古代商人善于抓住商业机会。
中国的商业壮大离不开商人们的敏锐洞察力和灵活应变能力。
古代商人通过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抓住商机，开创新的商业领域。
例如，在宋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不少商人转向投资土地和农业，取得了丰厚的利润。
而在明清时期，商人们又开始涉足海外贸易，通过与外国商人交流，获得了更广阔的商业机会。
中国商人的机智和眼光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中国古代商人注重商业道德的建立。
商业道德是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古代商人注重信誉和诚实，以保持与顾客的良好关系。
他们坚守承诺，诚信经营，积极履行商业活动中的义务。
例如，明代商人通过信用关系网络，建立了“同业公会”和“同业舍”等组织，加强商业信任，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古人云：“商如商，信如宿。
”古代商人的商业道德无疑是商业成功的基础。
最后，中国古代商人懂得扩展商业网络。
古代商人通过建立商业关系网，扩大商业联系，加强与其他商人、地区的合作。
他们遵循“借船出海”的原则，通过与不同地区的商人合作，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利润。
同时，古代商人也注重在商业活动中积累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以便更好地开拓商机。
这样的商业网络不仅帮助古代商人事业蒸蒸日上，也为后来的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商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
古代商人们的商业智慧体现在对商业机会的抓取、商业道德的建立以及商业网络的拓展上。
这些智慧值得我们在现代商业中借鉴和运用。
我们应该像古代商人一样，通过洞察力和灵活应变能力抓住商机，坚守商业道德，与其他商人合作共赢，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
中国近代商人和现代商人的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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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徽商衰落的反思和启示
封面文章056曾经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又常能给人带来商业繁荣的徽商为何到了近代，居然衰落了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徽商是一个谜团。
曾经无所不至（“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又常能给人带来商业繁荣（“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徽商，到了近代，居然衰落了。
如果说徽商的崛起和兴盛，能给当代企业家带来大量的启示，那么，徽商的衰落过程，以及个中原因，则更值得反思和咂摸。
为此，《中外管理》在对南开大学卞利教授进行专访时，特意围绕徽商的衰落做了大量的探讨。
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中外管理》：历史上的徽商文化虽然灿烂，但到了当代，徽商还是遇到相当大的挫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卞利：徽商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衰落，有几方面原因。
从外因来说，第一是清朝政策的变化。
我们从徽商的主要行业来说，比如：盐商。
徽商中的盐商基本可以认为是官商，他们靠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
明初实施赴边开中之法，规定商人输送米粮到边塞或京都，将给予其食盐运销权，即盐引（发给商人的领盐凭单）。
由此，晋商和徽商崛起，徽商虽在两淮经营盐业，可还抵不过晋商。
晋商一开始也是经营盐业，在北方边地轻车熟路，徽商跑到冰天雪地则人生地不熟，所以当时势力不如晋商。
后来到了明弘治五年，1492年时，朝廷把“赴边纳粮”获得盐引，改为“纳银”了，商人按照市场粮价交银子就可以获得盐引了。
徽商抓住机遇，开始崛起。
到了16世纪中期，徽商在盐业经营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而到了清朝道光年间，进行盐业改革，就把盐业垄断打破了，各地商人只要缴税都可以批发盐，徽商一下子失去优势，立马倒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动荡，很快两淮盐商一败涂地，一片瓦砾、一片荒凉。
再看钱庄生意，近代银行业进入中国后，徽商没能跟上转变，还在做传统典当业、传统钱庄。
当时朝廷让徽商来做银行，但依然不干，等现代银行业崛起，典当行之类就不是对手了。
当传统遭遇“三千年未见之变局”《中外管理》：以上是国内环境的变化，国外因素是否有影响？文|本刊记者 李靖徽州宏村承志堂，曾是清末大盐商汪定贵的住宅057卞利：第二个原因是西方殖民者的竞争。
浅析近代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嬗变
浅析近代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嬗变【摘要】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以士农工商为特点的等级鲜明的社会阶层体系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笔者从考察商人群体在近代社会的发展入手，描述了商人阶层在近代中国逐渐走入主流群体的过程和特征，进而对近代中国商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即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的坎坷进程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提升。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地位；嬗变古代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特别是商业。
这种思想使得社会上贱商之风盛行，商人的地位十分卑微，一直处在四民的末位。
到了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下由独立主权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逐渐瓦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
与此同时，广大工商业者多少年来自身所固有的卑微也随之不解自开，并进而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即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的坎坷进程中，近代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提升。
面对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冲击，郑观应等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商战”，旨在激发中国人的商业精神。
有学者分析：他们用民族主义把商人们热心扶起来，总想在中国塑造出一个商人群体来。
这个商人群体，肩负起实业救国的重任，与那些读书人肩头上的救国目的一样伟大。
从那个时候起，士与商之间板结的社会界限一点一点变得模糊漫涣。
当实业救国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时，连晚清状元张謇也半路出家，入市做了‘绅商’。
这时，全社会通达之士开始普遍祟商。
所以，近代中国商人地位的嬗变，与每一次民族危机加剧中国社会的裂变和每一次先进的中国政治精英倡导的救国救民之路休戚相关。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商人阶层的崛起视为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更主要的是人们通过商业活动可以获得原先只有通过科举渠道才能获得的地位、权力甚至财富。
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人虽然依旧是官员，但他们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经营企业上了，有些人甚至正式退出官场全力经商。
传统商帮的兴衰及其启示
传统商帮的兴衰及其启示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中国的商业有了很大的开展，出现了所谓的十大商帮，这就是粤商、闽商、宁波商、龙游商、江苏洞庭商、徽商、江右商〔江西商帮〕、鲁商、晋商、陕商，其中最有名者是晋商和徽商。
传统商帮崛起和开展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走向了衰败？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周建波教授为我们梳理了以晋商为中心的传统商帮的开展轨迹。
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开展人均GDP的不高以及长期的缓慢增长，说明国内消费能力不高，这是不利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是号称世界制造大国〔手工生产〕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机器生产〕的重要原因。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兴旺、更先进。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
当时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2286亿美元，为世界第一，英国为362.3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印度为1114.17亿美元，法国为384.34亿美元，三国总和占世界总量的26.7%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那么强调指出，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
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
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虽然学者们在具体的统计数字上还有微小的分歧，但都认为至少在182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
6、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富贵两全
6、中国商人为什么不能富贵两全
商人离政治应该有多远？就原则而言，商人与政治不应有任何瓜葛，但是，在中国这汤汤两千年的历史长剧中，商人为何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者一个沉默而悲情的傀儡配角？是什么在操控中国商人的命运？好吧，这是作者的开篇语，虽说语出惊人，不过确实也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国特色的目前的恰当解读。
中国商人的悲情要从汉初开始，汉朝之前中国商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出了很多权贵商人，如吕不韦等，然而经历秦末大战之后社会凋敝，所以汉初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到了景帝初年经济恢复，已经出了很多大商人，社会的繁荣也造就了诸侯的做大，中央恐惧，开始削藩，终造成七国之乱，虽然三个多月叛乱就被评定，但是这期间中央没钱，向社会商人借钱时由于他们不知道中央还能不能维持，不愿意借钱，使得汉朝廷意识到了危机，所以汉武帝直接宣布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国家专营（包括盐、铁、酒、粮、运输、铸钱等），由国家来做这些生意以强大中央财政，其宗旨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由于国家经营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使得中国商人再也不能跟国家分庭抗礼，但是商人的存在就是威胁，然而又不能不存在，所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中国商人就开始了两千年的悲情配角角色。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不重视商业，恰恰相反，中国自古很重视商业，但是在帝王控制了民生商业之后，就需要从思想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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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阶层在历代的命运及当代反思
---- 从官商结合到贾而好儒
中国商人的由来很早,我国有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由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的。
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却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
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
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另一方面，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
”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理想、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做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对历代商人进行打击与限制，如不许乘马，不行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等等，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
然而，不管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商人阶级作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
一些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给予的社会声望与社会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商等商人集团就既享有盛誉，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达官显贵们因此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们也在与这些官僚政客充满利益的交往中刻意寻求着权力的荫庇和保护。
于是，“官商结合”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虽然这种”官商结合”的做法可以让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得到资源的优势配置,但是缺乏对财富积累的保障。
这种现象就算是到了近代的民国时期也尤为突出,1927的上海革命大风暴,所有的商人阶层都欣然的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
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中产阶级的慷概无意中为蒋介石指出了一座富有的“金矿”，初创的南京政府开支大得吓人，平均每个月需要2,000万元才能维持政治与军事开支，筹款成了政权存续的性命攸关之事。
资产阶级尝到了苦果，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最后不得不乖乖如数照付。
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交的钱款达1亿多元。
当然，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回报，平息工潮的要求在“四·一二政变”后首先得到兑现，曾经极度紊乱的度量衡在工商部颁布《度量衡标准方案》出台后渐趋统一，关税自主部分实现，厘金的废除使商品流通的条件大大改善。
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让资产阶级参政只是装点门面的话，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发言权。
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
1929年3月，一场解散商会的闹剧开锣上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导演，商民协会和全国救国会扮演主角，一批打手袭击商会，随后是政府装模作样的调查，调查过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这个总商会不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有力的发言机构，而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机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发言权的机会更加渺茫。
故此,”官商结合”,有福也有祸!
“贾而好儒”,徽商特色之一。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
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
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乾隆帝一生六次南巡扬州，每次都由徽商江春负责操办接驾。
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深得乾隆褒嘉。
对于接驾、赈灾、朝廷用兵，徽商都很舍得花钱。
乾隆、嘉庆两朝
用兵，淮商先后7次捐银2100万两，浙商才捐了540万两，但这些费用都通过摊高盐价，或者将官盐通过私盐渠道流入市场而获得。
最终徽商遭到清政府的整肃，包括江春在内的一批大盐商家族都被抄家，乃至批捕。
尽管江春被赦免入狱，但生活困难到由乾隆帝从库银中借支30万两生息以做生计，直到1789年病死。
现在有一家亚宝药业集团,其董事长任武贤就是徽商精神的继承者,其公司理念为“用心做药、造福社会”。
他引领亚宝药业成为国内制药业知名的大企业，“亚宝”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
作为亚宝药业的董事长和全国劳动模范，任武贤可谓业绩卓著。
然而，这位充满商业智慧的掌门人，也是一个地道的新儒商：研究生学历，学识渊博，精通医药知识和制药工艺，加上温文尔雅的仪表和文质彬彬的气质，被人们称之为“儒生企业家”。
也有人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商人亦贾亦儒的理想坐标，应改为亦商亦学更为恰切。
因为以退为进者，可侧重于儒家之学，以进为进者，则应更多地进修西方先进之学，尤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与领导艺术之学。
我们都始终坚信：每一个中国商人，不管当前是迎难而上的，还是急流勇退的，都可以在水木清华，生机勃勃的大学园林中，重新勾划我们的明天，重新定位我们的事业坐标，与重新构想我们的人生方程式。
这，也应该是当代中国商人，包括进身者与隐退者当前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