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的精神(下1)余英时着作龚哲嶔打字许雅棠择取说明宋代以来

中國商人的精神(下1)

余英時著作龔哲嶔打字許雅棠擇取說明

宋代以來商業的發展是中國史上一個十分顯著的現象，明清代尤然。討論以商人的精神憑藉和思想背景為主要對象，在時限上大致以十六世紀為斷，也就是從王陽明到乾嘉漢學這一段時期。

一、明清儒家的「治生」論

關於宋代以來商人社會功能的變遷，清代沈垚1798-1840在「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中說：

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於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滿足早晚的需求)，以專事進取。於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勢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則纖嗇之風(小氣計較)日益甚。然而睦婣(音因)任卹(敦親睦鄰與撫卹顧貧)之風往往難見於士大夫，而轉見於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為豪傑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是故為士者轉益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

主要在說明宋元以後商人地位的變化，或科舉制度的經濟基礎，沈垚是一個鄉試多次失敗的寒士，因此不免有不客觀的成份，但總體來看他的論斷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

一、宋代以後的士多出於商人家庭，以致士與商的界線已不能清楚地劃分。

二、由於商業在中國社會上的比重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漸漸被商業界吸引過去，且商人擁有財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步，從士大夫的手中轉移到商人的身上。

(補)元朝士人許魯齋有言：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宋元學案》：魯齋學案（黃氏原本、全氏修定）

清初唐甄1630-1704在「養重」一文中說：

茍非仕而得祿，及公卿敬禮而周之，其下耕賈而得之，則財無可求之道(捨之則無求財之正道)。求之，必為小人矣。我之以賈為生者，人以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

唐甄宗主王陽明之學，但晚年轉而經商，他「以賈為生」是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尊嚴。明清之際像唐甄這裡由士入商的頗不乏其例。

全祖望1705-55「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云：

吾父當述魯齋之言，謂為學亦當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為利之謂，蓋量入為出之謂也。

錢大昕1728-1804「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有「治生」一條，也引許魯齋之說，予以肯定。他的結論說：

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

全、錢二人已無朱子和王陽明的顧慮，恐涉及「經營」或「治生」便對於「道」或「學」有妨。反而以「治生」為「先務」的觀點。

在沈垚「與許海樵」信中說：

衣食足而後則以禮節，先王之教也。先辨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字如何可以責人？豈非宋儒之教高於先王而不本於人情乎？宋有祠祿可食(可是前面卻說宋以後士人需自治生計)，則有此過高之言。元無祠祿可食，則許魯齋先生有治生為急之訓。

若魯齋治生之言則實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為食力之計，宋儒復生於今，亦無以易斯言。

沈垚強調的是士必須在經濟生活上首先獲得獨立自足的保證，然後才有可能維持個人的尊嚴和人格。

陳確所寫的「學者以治生為本論」：

學問之道，無他奇異，有國者守其國，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謂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內事。仰事俯育，決不可責之他人，則勤儉治生洵是學人本事。．．．確(指陳確本人)嘗以讀書、治生為對，

謂二者真學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於讀書。．．．唯真志於學者，則必能讀書，必能治生。天下豈有白丁聖賢、敗子聖賢哉！豈有學為聖賢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養，而待養於人者哉！魯齋此言，專為學者而發，故知其言之無弊，而體其言者或不能無弊耳。

此篇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它正式對王陽明之觀點──「許魯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提出反駁。儒家為學有二事，一為「治生」、二是「讀書」，而「治生」比「讀書」還來得重要，士必須有獨立的經濟生活才能有獨立的人格。陳確重視個人的物質基礎，實可看作儒家倫理的一種最新的發展，他反對將「天理」和「人欲」予以絕對的對立化，肯定人個體之「私」，肯定「欲」，也肯定學者的「治生」，這多少反映了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一個新的變化。

二、新四民論──士商關係的變化

王陽明「節庵方公墓表」略云：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者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農也。故曰：四民之異業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鶩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羨慕士人高貴)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視時牟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

「傳習錄」也提出了「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皆肯定了士農工商在「道」的面前處於平等的地位，「盡其心焉，一也。」將良知「心學」普遍地推廣到士農工商四「業」上。在「重修山陰縣學記」中說：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可見「盡心」二字分量之重，商賈若是「盡心」於其所「業」即同是為「聖人之學」，決不會比「士」為低，這是「滿街都是聖人」之說的理論依據。「墓表」中明白指出當時「士」好利尤過「商賈」，只異其「名」而已，王陽明想要打破世俗上「榮宦遊而恥工賈」虛偽價值觀念，且士商之間的界線已漸趨模糊。

王棟1503-81追述他的老師王艮(音更)的講學功績說：

自古農工商賈雖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學。．．．漢興惟記誦古人遺經者起而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