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余英时语录
余英时语录余英时语录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接触或是使用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语录吧，语录是不讲求段落、内容间联系的一种文体。
语录的类型多样，你所见过的语录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余英时语录，欢迎大家分享。
1、鲁迅的长处是深刻。
所谓深刻是能够发现更深在的根源。
但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
陈寅恪和鲁迅，到底哪个深？纯负面的不可能是深刻的。
2、冯友兰的天地境界纯粹是幻觉。
3、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的调整。
——余英时《中国情怀》4、道着发比在一尺，魔着发比在一丈。
道能制魔看对向实我那利了，不必企望走会和大也有魔。
社还多格起不能通体透明，不能夫和不走会自能意。
如果太自能意，看对太利我自能聊了。
——《余英时访谈录》5、家庭解体是社会解体的主要标志。
熊十力都讲家庭是万恶之源，很让人感到意外。
家庭没有了，教育没有了，宗教没有了，社会靠什么存在？社会解体，如何整合？社会不能整合，文化整合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关键在于一个良性社会的建立。
所谓良性也是相对的，主要是要有一个公民社会，而不是追求人间天堂。
近代以来不断追求人间天堂，结果是一大灾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道能制魔就行了，不必企望没有魔。
社会不能通体透明，不能都满意。
如果太满意，就太无聊了。
李商隐的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如果每个人都不死，那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中国神话中，有人成了仙，仍然不肯上天，要留在地上。
6、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各个新兴的'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
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
有了民间信仰，你所担心的传统传衍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民间信仰是最无害的。
因此打烂菩萨，再愚蠢不过。
我在日本，看见各种古怪的信仰都有，但日本何尝不能现代化。
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
试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试论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学工办吴财聪优秀文章奖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发表于1985年1。
文章出现于此时，无疑是有现实的外缘的。
余英时先生指出2：“这部专题研究的撰写起于两种外缘：第一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热烈讨论；第二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想象”。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经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四朵金花之一，发表的论文汗牛充栋，但无不具有先入为主的缺陷，无非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一锤定音。
这些巨大的劳动成果付出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逐渐被包括大陆学者所抛弃。
这些论文也大多停留在研究手工业、商业发展表象的层面上，对于资本主义缺乏整体系统的理解。
所以余英时先生这篇论文的出现也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主要研究近世以来新禅宗和新道教。
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这部分主要探讨和理清了近世以来释、儒、道三教之关系与儒教内部程、朱到王、陆的发展理路。
下篇探讨近世以来（16-18世纪），随着三教伦理的不断发展，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和商人信仰行为、阶级自觉、伦理观念的变化。
“这三部分虽是相互涵摄、彼此呼应的，但各篇也是各有独立性。
3”上篇新禅宗。
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烈的入世心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不知生焉知死”，对彼世存而不论。
余英时先生将之称为“内在超越”的性格。
4这种最经典的文化性格对以后的中国文化设下了基础，经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这一最基本的文化性格1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5年冬季号，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余英时文集中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2《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之《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此文发表于1986年3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论》，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人民出版社，243页4参余先生《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收入《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1页核心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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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时属于“文化保守主 义”和“制度自由主义”两者兼具。 也 正 因 如 此 ，有 人 将 余 英 时 和 胡 适 放在一起作对比，谓之“胡适之后第 一人”。自尊自信又开明开放——这 样的文化关怀、文化态度，才是智慧 的，这样的文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知识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 界文化之林。
颁奖词这样褒扬他：“深入探究中国 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 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 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 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 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 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 代诠释。”
余英时非常尊崇钱穆先生，1973 年曾重返香港当过新亚书院院长、香 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返哈佛 任教。我女儿徐鼎鼎如今正在香港 中文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先秦两 汉文献，和余英时先生属于校友—— 算起来是孙子辈的。她告知，因为疫 情，学校没有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刚 有 发 表 悼 念 余 英 时 先 生 的 文 字 ，讲 到他在担任副校长期内，“曾拟定多 个研究中国文化计划，并亲自推进各 学 科 的 沟 通 合 作 ；余 教 授 凭 藉 其 杰 出学术成就和对大学发展的宝贵贡 献，于1977年获颁中大荣誉法学博士 学位”。为表扬余教授为史学作出之 贡献，港中大新亚书院联同崇基学院 于2007年创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 座”，每年邀请对历史研究具杰出成 就之学者发表演讲。
余英时
关于[余英时访谈录（一）]的字幕:我是1949年8月在上海考进这个燕京大学插班燕京大学当然现在就变成北京大学我住在未名湖旁边的第二食堂1978年我去访问中国那也是唯一的一次访问北大也就是实际上就是燕京我还特别从未名湖走到第二食堂进去转了一下所以我对燕京的这个回忆有半年是非常宝贵的我很珍惜它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大概跟了三个先生一个是聂崇歧先生聂崇歧先生以宋史为著为著名的可是那一年他并没有开宋史他开的是中国近代史反而大概是因为共产党来了以后有新的需要近代史更重要宋史就没有开了他近代史用的教科书我还记得武波写的”实际上我才知道就是文澜范文澜写的当然这个书现在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当时从某一特定观点写的官方观点写的不过聂先生并没有照书讲他是讲他自己的他研究各种各样的人研究他们的传记比如讲曾国藩讲太平天国他都自己另外做研究把每一段重要的史实都很扼要的呈现出来所以他是很认真的但是后来我走以后不久就听说他出了毛病了那就不知道了所以他是我很感念的一个（老师）另外一个先生我跟他比较熟的就是翁独健先生翁独健是研究元史的研究蒙古文的那时候也研究过满文他是福建人一条腿大概是断的不良于行所以叫他大概因此就叫“独健”只有一条腿但是他是很聪明的他对西方农民学也看很多他那时候教的是历史哲学用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个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当然后来我们看到英文翻译看到其他的东西很多了但是他教的时候也就是拿那个做的教本主要是讲西方这个史学思想的某些变化也不是完全给我们宣传唯物史观或者辩证唯物论他反而要我们要读一读像罗素的刚刚出来不久的《西方哲学史》因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也是号称以社会背景做基础的这些你可以看出来我也是当时受的影响也在这里对不对觉得从社会背景要看思想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翁先生也是我很感念的一个人另外就是系主任齐思和先生齐思和先生研究战国史的美国的研究是封建的所以他是对封建西方封建真正有了解的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封建根本是用马克思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它的讲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因为要是封建的话基本上不能不可能是个统一王朝统一中央政府的封建封建一定是分封的一定是这个就是诸侯分土的不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如果有个强大中央政权就不可能叫做封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东西不过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长期以来这个“封建”两个字在我们嘴里实际上是乱用的我们说某人封建某个想法封建根本都是没有意义的话说老实话只是说这些说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是这样说并不是封建的问题封建不能概括任何东西总而言之齐先生对西方史对于欧洲史对于美国史都有相当研究所以我在他那面对西洋史方面也受了他的影响但是我只有半年的时间很快就离开了我到香港以后那时候是来看我父母的并不想准备长呆可是后来我父亲的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希望我不走我后来还留下来留下来我父亲就说现在钱穆先生在这里办一个史书院叫新亚书院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大概走路也不过二十分钟十五分钟所以很近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新亚书院第一次看到钱先生钱先生我当然早就闻名的不但早看过读过他的《国史大纲》也看过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我写一篇文章讲墨子的墨学的兴衰考论之类的还参与过钱先生《先秦诸子系年》所以我对钱先生的书已经有相当了解同时我也看过胡适、梁启超这些书所以跟钱先生那里一去他来出题目来考我就让我写一些我念过些什么书什么经验他也看了很满意所以就变成新亚书院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所以我在新亚念了差不多这个两年半的样子但是这两年半中间钱先生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到处去找钱有时要到台湾一下就几个月不回来后来第二次去头还打破差点死掉所以我毕业时候他都没回来但是他回来以后我私下我在班上上课当然得好处但是那好处比较少因为他们那时候老先生心里也不很平衡但是讲课呢当然就是有时候就牵涉到现实了可是私下背后去看他他总是跟你谈学问的而且谈的很确实指导的所以我看我读这个《国史大纲》做详细的笔记每次给他看跟他讨论一件一件讨论当然不是从头到尾我们讨论的地方相当多所以这里我认为我在私下跟钱先生接触得到他的好处很多得到他的知识也很多因为我早期当然是是受五四以来这一套想法的（影响）中国叫做启蒙的启蒙运动那些的想法的都是西方式的自那以后我才慢慢改变到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的问题我觉得别人觉得觉得我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好像我谈到中西文化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两边冲突的不得了一定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能并存这时代许多人都有这样想法但在我很早就没有了之所以没有的原因就是跟钱先生接触而前面又经过梁启超、胡适这一套新的想法然后转而看到中国文化也有价值中国文化并不是非要消灭以后都是障碍你才能现代化你才能做一个现代的人这在我根本没有这样观念可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观念一直到最近就是我就看到比如说像像这个死去不久的李慎之先生我跟他也很熟的他就是看法很明显的他觉得要谈中国文化没办法谈现代化了也不能谈民主也不能谈人权我认为不是如此中国人也有中国的人权观念人权观念跟西方也并不是相违背中国虽然没有民主但是并没有反对民主的说法中国是孟子的所谓“民本主义”跟民主相差也就是一点点对不对但是因为那条件不同民主在西方它是小城邦希腊城邦开始发展出来就是说后来在意大利也是城邦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实际上做不到的所以我想在某些程度上讲我曾经写过像科举意义科举意义就是要在地方上选有代表性的人所以这个考试是等于有某一种意义上是有地方代表意义所以它每个汉朝要找取这个民进性这时候所谓这个贤良方正这个科目每个郡有10万人只有一个20万人有两个这都是有代表性它不光是知识的问题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国并不是说的没有完全那个愚昧无知的由皇帝一个人操纵的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些东西我要不跟钱先生大概就没有这样亲切的认识也不肯去认识反正是皇帝专制一句话就完了那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钱先生这几年的训练后来跟他做研究生而钱先生好处他根本不干涉我比如我写士族大姓东汉的这个做研究题目他也不干涉他就看你怎么写对不对后来他还很欣赏我这个书后来文章到美国以后还让我自己改写写的差不多有五万字在《新亚学报》第一期、第二期出版了1956（年）那是很早一篇了那年观点跟钱先生《国史大纲》实际上没什么很大关系我并不是发挥他的理论但是也有受他影响的地方比如我就讲重视我们不光是看社会的变化要看文化政权之所以后汉政权光武政权之所以那么成立它有文化这个层面这是其他当时竞争的人所没有的你看所有跟他竞争的人当时群雄并起的文化程度最尊重儒家学说的就是汉光武他用的士大夫也是他最能用最能容忍所以这是文化的背景你要看东汉政权建立这就是我早期慢慢由自己的观点出来而这个观点也跟钱先生有关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老一辈人的影响很大当然在新亚书院我还受到唐君毅先生的影响唐君毅先生是所谓是熊十力弟子之一是不是也不是直接的学生不过是相当重要的有关系的学生熊十力的语录里有提到的另外像牟宗三那时候还在台湾还没有来所以严格讲这个所谓现代在大陆上也很红的新儒家实际上唐先生关系最大因为唐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那是我们看的是相当多年轻人看得相当多不一定完全接受但是他提出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跟着想所以我对新儒家研究这个中国思想研究中国哲学也不能说没有受影响但是我这个影响就是我还我是比较历史的层面看得更重一点抽象的观念我还放在次要一点所以这之间也还是有些距离唐先生后来我在美国他也来访问我还陪过他很久到处看到处访问某些教授之类的所以我在新亚书院可以说接触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是以钱先生为代表的旧学因为钱先生完全是自修出来的没有上过（大学）受过现代的这个大学教育只是中学都没有毕业中学他因为他后来他是反抗不肯屈就不肯接受校方无理的决定所以他不肯毕业他就变成没有毕业完全靠自修出现的是不是这是一派中国老传统当然另外一派就是唐先生这一派唐先生这一派跟我五四那套讲法那刚好是相反的用胡适的观点当时科玄论战科学跟玄学论战1922年1923年唐先生可以说是属于玄学鬼了当时照丁文江他们用法当然我也看出唐先生有他的好处他是一个很受黑格尔一派影响他讲唯心论的而且对西方的东西非常深入虽然没有留过学完全是自修的对西方这个新时代论比如当时新时代论因为这个金岳霖提倡的关系也因为冯友兰提倡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界一度也很有影响所以唐先生也接受这些说法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对唐先生影响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虽然我跟他之间思想上可以说距离还相当得远可是不能说没有受他的好处有许多好处你是不知不觉的而且当时不觉得可能几十年以后慢慢发现像张灏当初对于这个他受殷海光的影响非常反对牟宗三、唐君毅这些人的可是他到美国来以后跟着我交往很多我总是向他挑战我说你这些书你都没看你就骂人家对不对,你先看完了再说嘛所以这样的话他才慢慢对这个新儒家也有重新的了解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学问不能这样子生故避拒把别人就排斥在外也不留余地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很好玩的是跟蒋介石的一个侍从人员说出来的这是洪煨莲先生洪业先生告诉我的他说蒋介石看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就问蒋廷黻你看这个书你有什么意见？就征求他因为蒋廷黻搞近代史嘛蒋廷黻当然把这个书批评的体无完肤后来蒋廷黻走了以后蒋介石跟他的秘书说他说这个蒋廷黻不会念书让他看书尽看缺点那好处看不到这个洪煨莲先生认为这句话倒很有智慧虽然蒋介石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念书人不过这一句话有智慧的就是你看人家书如果尽看的全是缺点没有一个可取那你自己一点好处没得到对不对所以蒋介石就看到萧一山的书有一些好处比如他的这种碉堡政策对付共产党他实际上是从萧一山讲灭匪那里开始的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我这里不是谈政治我这谈的是这个怎么样读书的方法所以读书的方法我们有几种不要尽看人家毛病也要看人家好处因为看人家毛病就想显摆自己觉得自己比人家高明你为什么时时有一个念头要觉得我自己要比别人高明呢对不对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就是中国从前读书人要讲道德修养这个道德修养不是说怎么道貌岸然君子就是要有适当的认识对别人有适当的尊重这是我想相当重要的这是我在香港时代当然我第三个阶段更重要的就是到哈佛所以我在哈佛念书的时候最初我并没有念杨先生的课因为杨先生教的一般通史的课我已经自己认为已经是相当熟悉了我除了没有看汉学著作所以后来直到第二学期我才选他制度史比较深一点的前面我都学的像罗马史、像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刚才讲的历史、哲学的我想我到那时候我到美国来我觉得我大概念完书还回香港去所以根本觉得应该多学习西方东西这样子你才不至于空入宝山所以我对西方的东西一直保持很高的兴趣一直到美国来以后我当时在香港已经开始读这书了我香港有两个地方念书的一个是美国的新闻处它有一些书相当好另外一个是英国的一个叫做文化委员会叫British Council也藏了很多书你可以借的这是我们看西方书的来源因为新亚图书根本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所以在哈佛这几年当然到后来专门要写博士论文之类当然要进入中国那就是杨先生是我的业师从头到尾我跟他的跟他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批评家他能看出你任何一个有毛病有漏洞挑你的毛病跟漏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蒋廷黻骂人家书一钱不值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已经成品这是给学生在习作中间先生是应该挑错的所以这样你就晓得你要怎么维护自己？你要建立个论点怎么样才能建立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就是而且杨先生对于现代的不但是中国原来的典籍很熟对于原来的中国近代发表的学报、专书都非常清楚而且对西方的汉学也是如数家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当初我从钱先生那里来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只看原书看《后汉书》、《史记》、《三国志》之类的原本现代人著作都不屑一顾西方更不用谈了所以这就是我不足在杨先生那得到补偿补习补足我过去的不足就是过去太轻视西方的东西太轻视现代人的东西所以这完全直接对古书来做结论比如我写第一篇文章讲东汉的东西当初根本没有没有参考什么现代的书只有杨先生告诉我写过我写过《东汉的豪族》你看到没有没有还有日本人的他说《东汉的豪族》很有名的文章我都不知道的我连杨先生这个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香港根本没有人告诉我们海外有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中国话叫“坐井观天”人不能坐井观天你要出去看看世界看看别人就等于说念书人跟做生意人一样要知道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你完全不知道行情你做生意一定失败的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在杨先生那里我就补了很多的课当然最重要的是他那（种）批判的精神对你某一个论点说话有问题他马上给你指出来因为他有渊博的学术做基础他说你去再看看某一个某人某人写某一篇文章跟你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我就说现在的训练跟从前老一代不一样老一代没有这个什么看法不过你像严耕望先生回忆他第一次见钱先生他写了关于秦汉的东西秦汉这个地方政治钱先生就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像钱大昕对清朝这些考据东西你都还没看呢实际上也就是杨先生的意思当时要看清朝人的东西看《日知录》看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也是等于我们现在要看西方的汉学著作或者日本人的汉学著作中国人的现代研究所以这是从杨先生那里得到好处像洪先生也是一样洪先生不但洪先生另外一方面他又是老辈他虽然是在美国教会学校出生的可是他回去以后非常注重补中国的底子所以他最初写的东西还没接触到中国的近史最早写的是好像是个魏源的考证之类的后来他慢慢接触编引得以后比如像唐诗了像杜诗了后来他研究杜甫对不对他研究《李季》还得奖在法国得奖所以你常常跟洪先生接触你就得到很多好处而且他非常认真的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讨论《论语》上所谓“吾党之小子狂简”“狂简”两个字怎么讲“狂”是狂妄的“狂”“简”是汉简简书的“简”这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就给我写很长的信我还记得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你得从老一辈人中间你看他对学问的认真你晓得你不能苟且不能说随便瞎说八道自己完全不负责任所以这个怎么样负责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发展当然我接触的人还是有限的像胡适我就没见过胡适只是看他的东西看得很熟的他在纽约我也没有机会去看他因为我也没有这个看名人的这个习惯我觉得好像去看看名人我对任何人也没有崇拜感只是很佩服这个人也不是说这个人崇拜的不得了我非见他不可好像看到明星一样我始终没这个感觉我对任何学者不管是谁就包括陈寅恪我很佩服他但是我也不是说五体投地他说的我都接受也不是如此我只是想把他表彰出来他某些隐蔽的地方表彰出来最近我看到广州有个人你看上面那两大本写的陈寅恪的诗就是以我为主体的就讲我讲我怎么讲陈寅恪他就跟着讲陈寅恪的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陈寅恪呢我也可以说得到很多好处像陈垣他的书几乎我没有不细看的因为主要原因是我父亲是陈垣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我父亲跟陈垣先生念书最后学士论文写的是“刘知几之史学”就是《史通》就是洪先生后来专门研究的《史通》想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跟洪先生等于我的太老师对不对我等于他所谓“小门生”了所以对于陈垣来讲所以后来我看到陈垣的孙子这个我就觉得很亲切的当时他在美国来时我们还有些来往他也到我家来过的所以我对陈垣先生也是一种也很敬仰的当然我知道他他有他的特别的长处但是他有他的限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老一辈的人是自己认为能够知道他们每个人长处在哪里而不是去挑他的毛病所以我对这些老前辈都没有这个什么盲目崇拜或者人身崇拜这种观念出现我觉得前一辈人有前一辈的好处你必须学习他们就是牛顿所说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看得远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在中国文史（上）的研究都是所谓巨人所以他们巨人肩膀是很要紧的你没有巨人肩膀你看不远的从这里这样学术才有发展你要都是盲目接受前面拼命恭维老师维护老师任何一个观点老师观点明明可以修正的你也拒绝那不是帮老师你是害老师害得人家越来越骂他所以现在我就看到有许多人有这个问题对于某一个人很有感情很崇拜但是崇拜到某一种程度到盲目的程度了反而害了这个人了反而别人会对这个人起反感了你像最近有人我看大陆写钱钟书的有时候就写得过了头了把钱钟书变成一个无人不骂的一个人完全是高傲自诩什么人都看不起钱钟书也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他有那一面的性格但是那一面性格也不值得也不值得提倡是不是他也不是三头六臂他有他的特别长处他是记忆力特强理解力也很高这样的人很难得的读书又用功读书之多也是很少有人见的能赶得上的是不是可是要真说他是超越任何人那也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对于某些人就包括自己家里人对于自己的亲人过去的你（把）尊敬放在心里不必行之于笔墨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态度呢我相信可以接受前面人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一方面看的话中国这个老传统是有它是应该沿袭下来关于[余英时访谈录（二）]的字幕:最近就是去年（2007年）我在，日本人请我去参加他那个中国学会的年会那是他们一个关于中国研究最大的一个会议。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余英时（1900年-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家，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余英时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熟读经史。
在父亲的影响下，余英时从小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在早年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通过自学和父亲的指导来研读古代经典。
1919年，余英时考入湖南师范学校，并开始正式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和哲学。
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沉浸于学术研究中。
192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担任历史系讲师，并继续深造。
他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余英时的学术道路并不顺利，由于他持有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学术立场，多次遭受打击和迫害。
在1932年至1945年的时期里，他曾多次被迫离开教职和学术界，受尽苦难。
期间他曾先后到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新疆师范学校等地任教或任职，但都不得善终。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不断努力学习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重要领军人物。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
他积极发掘和整理历史文献，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尤其是他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研究，提出了“外塙论”、“时间论”、“六十年周期论”等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幸的是，余英时在1964年因患肺癌去世，享年64岁。
他的离世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今天，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位伟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余英时论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余英时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
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1、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倾性特征；2、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3、中国文化的重建。
余英时把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根本特征概括为“内在而超越”。
在他看来，弄清价值的来源问题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理解一个文化价值系统之特殊意义的关键。
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倾性特征会在思想方式、制度形式上有相应的具体表现。
在余英时看来，正是这种内倾性的文化特征是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的重要原因。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倾性特征有他特有的人文价值，具体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方面来看：一、强调人的价值、尊严；二、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没有阻碍：三、“依自不依他”的人生态度；四、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五、万物和谐；六、君子人格。
余英时认为与追求“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相比，追求“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更容纳此世条件和此世努力基础上的希望和理想。
当然，能否做到超越，还要看个体价值自觉的努力方向。
儒家相信，通过个体的自身努力，从有限的存在之中即有可能获得意义的开显与境界的提升，最终达到“至善”的圆满境界。
根据以上的论点，余从其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的重建论题，他既不同于牟宗三的“中国文化的主位性”、杜维明的“文化中国”，又不同于李泽厚为代表的“西体中用”。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事实上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换的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实质是我们怎样能通过自觉的努力以使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
余英时认为中国必须重建一套新的价值系统，而这一价值系统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人文基础之上并尽量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新成分。
传统儒家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化仍然中国文化重建的核心内容。
余英时认为，在制度化儒家崩溃之后，儒家已不可能奢望再去“安排人类生活的一切秩序”，而是要从民间出发，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自身。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简介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简介余英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师从钱穆、杨联升，毕业于哈佛大学。
以下便是店铺为大家所带来的国学大师余英时的相关资料，希望各位会喜欢!国学大师余英时的人物生平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生于天津。
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
1950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国学大师钱穆。
1951年在报纸发表文章。
1952年，成为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
1955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
1959年在哈佛认识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于美任教期间，余英时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泛森、林富士，以及北京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
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颇获政府当局的重视。
尽管其思想与北京官方思想不一致，但他的著作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
2006年11月1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为表扬余氏一直为史学作出之贡献，余氏母校新亚书院联同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成员书院崇基学院一起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
第一届讲座已于2007年举行，讲者为许倬云教授。
国学大师余英时的文集《余英时文集》是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英时。
这是著名学者余英时文集的第五卷。
内容主要涉及现代学人与学术。
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
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下面是店铺带来的余英时的经典名人名言，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曾听到不少人说，21世纪中国即将成为科技大国，因为中国人既聪明，又灵巧，特别在技术方面确实具有无穷的潜力。
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而且已有不少事实在支持着这个推断。
但是我总想问一个问题：即使这一天到来了，中国人便真的感到完全满足了吗？科技彻头彻尾是西方文化的产品，而且毫无可疑是从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中转出来的。
难道中国人百年以来追求的`仅仅是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件事吗？——余英时《中国情怀》●“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称之为“觉民行道”。
——余英时《中国情怀》●尽管二十九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
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
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
——余英时《中国情怀》●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相职，从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个权力的凝聚点，即使仅仅是象征性的。
……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
——余英时《中国情怀》●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的调整。
——余英时《中国情怀》●宋代朝廷对进士又特别尊重，故有“焚香礼进士”之说。
“民”成为“进士”之后自然会发展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这是宋代出现“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他们已自认为是政治主体，不仅是文化主题或道德主体而已。
——余英时《中国情怀》●林纾的愤怒起于他深信北京大学师生“覆孔孟、铲伦常”之举足以败坏人心，使“中国之命如缕丝”。
从此以后，五四运动破坏了中国的旧道德，几乎成了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看法。
余英时 诗词
余英时诗词
余英时的诗词作品包括《读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感赋二律其一》、《悼周恩来》、《忆钱钟书先生》和《赠钱钟书》等。
以下是这些作品的简单介绍：
- 《读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感赋二律其一》：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陈寅恪先生的敬仰和缅怀之情，同时也透露出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 《悼周恩来》：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悼念和敬仰之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思考。
- 《忆钱钟书先生》：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追忆和敬仰之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学术和文化界的思考和评价。
- 《赠钱钟书》：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钱钟书先生的敬仰和赞美之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和艺术的独特见解和追求。
总的来说，余英时的诗词作品以抒情、叙事、议论为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对历史、文化、人生等方面的思考和感悟，展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思想境界。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的全文及笺注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的全文及笺注余英时著沈广达注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
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
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
《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
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
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
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
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
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
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
“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
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
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
《儒林外史》的主要情节概述
《儒林外史》的主要情节概述儒林外史的主要情节概述《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以幽默风趣的方式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庸俗现象。
以下是对该小说的主要情节概述：第一部分：落魄先生小说首先介绍了主人公书生余英时的经历。
余英时原本来自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但因为家族破败，他被迫离开故乡。
余英时在外漂泊多年，历经困苦，最终成为一个落魄的穷书生。
第二部分：科举考试余英时决心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在考场上认识了一些官场中的奸佞和无能之辈，并亲身经历了科举考试的种种荒诞情节和丑陋现象。
尽管他努力研究，但由于内外因素的干扰，最终未能取得功名。
第三部分：官场生涯余英时的失意并没有让他灰心丧气，他进入官场并以清廉和正直的态度为官。
然而，他在官场中遇到了各种虚伪和险恶的势力，甚至遭遇到了冤屈和迫害。
尽管如此，他始终坚守原则，不屈不挠。
第四部分：风云际会在风云际会之际，余英时亲身经历了皇帝换位和政治斗争的动荡时期。
他目睹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现象，并积极参与了一些改革的尝试。
然而，他的努力最终未能改变社会的束缚和弊端。
第五部分：后尘留名余英时最终辞去官职，回到家乡。
他以自己写的一本《儒林外史》披露了官场的黑暗，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尽管他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的作品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上。
结束语《儒林外史》通过描写主人公余英时的命运，以及他在封建社会中所经历的考验和挫折，展现了封建社会的虚伪、荒谬和黑暗面。
这部小说以幽默的笔调和深刻的思考，呈现了吴敬梓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
史学家余英时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成就与学术道路的确曲折艰辛。
一开始，余英时的学术之路并不顺利。
他在研究生期间曾发表了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遭到了学校的指责。
由于政治原因，他的研究生学位也被取消，这给他的学术生
涯造成了困难。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梦想。
他积极参与人民解放战争后的教育改革，先
后担任了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所学校的教师。
他的研究领域从中国近现代史
拓展到世界历史，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但余英时仍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在那个时期，他
被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标签，被迫离开了大学教职。
他在艰苦的环境下，靠
着自己的努力坚持研究，并在文革结束后迎来了学术复兴的机会。
余英时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被视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他
不仅做出了学术贡献，还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尽管
他的学术之路充满坎坷，但他的坚持和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https://img.taocdn.com/s3/m/e7bc476aa55177232f60ddccda38376baf1fe0ca.png)
[余英时简介]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我只是一个学历史的人，又曾幸运地参与了儒学文化的最后阶段”.余英时作为当代海外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以丰富的史料，对中国文化演进历史、内在规律作实证描述与客观考察，创建独到的文化建设观。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在学术界发大音响。
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一、对“新教伦理”的诠释在余英时看来，韦伯的理论贡献在于：指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原因，这样的一种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背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新教伦理”，也称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atechism）。
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侧重此种思想所波及的地区如荷兰、英国等地。
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达：勤勉节俭天职罪。
如余英时所表达，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
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
这样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则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将韦伯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指出韦伯所论，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理论，因此不可原封不动的套用于中国史研究。
但韦伯的理论又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其中含有新观点与新方法”，足以启发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文化与精神也可以在历史运行中发生重要作用。
不过韦伯也不是“历史唯心论者”，他在肯定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不纯粹是宗教改革的结果。
如余英时所分析，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因素：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思想。
余英时“论天人”：不要过分现代化孔子
本文来源于《时代周报》对余英时的采访，采访：李怀宇、俞玥。
余英时：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今年，余英时先生在84岁之时，出版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即将出简体字版)。
此书从比较文化史的观察角度，探索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世界。
“轴心时代”、“轴心突破”的说法源于雅斯培(KarlJaspers，1883-1969)专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主要理念是在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人对于宇宙、人生等的体认和思维都跳上了一个新层次。
余英时发现，雅斯培“轴心时代”恰恰与《庄子.天下》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有关世界宗教的“先知时代”，闻一多(1899-1946)《文学的历史动向》有关四大文明“同时猛抬头，迈开大步”等说法“不约而同”。
《论天人之际》以“轴心”说为讨论的起点，曾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斟酌与考虑，并非偶然兴起或震于“显学”地位而然。
早在高中最后一年，余英时读到胡适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字，就产生很大兴趣。
接着余英时又找到梁的原书来对着读，以他当时的程度，对梁的抽象议论不甚了了。
但是余英时追求中西文化异同的强烈欲望却是这样被激发起来，从此长在心头，挥之不去。
进入大学以后，他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因为希望从历史上寻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
但当时史学界已笼罩在“历史演进一元论”的氛围之中。
在1960年代以前，余英时在原则上承认历史规律的发现是一个可能性，虽然他并未接受其中任何一家的理论。
但1960年代以后，他已不得不放弃“历史规律”的概念。
从“历史演进一元论”的幻境中解脱出来以后，余英时便无法再将当前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为“落后”与“先进”之别。
他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既不在‘中古’时代，更与所谓‘封建’扯不上任何关系”。
余英时文集(广西师大十卷本)详细篇目
余英时文集（广西师大十卷本）详细篇目余英时文集.第01卷.史学、史家与时代.余英时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df本卷收录论文十二篇，即:(1)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2)广乖离论:国史上分裂时期的家庭关系;(3)说鸿门宴的座次;(4)史学、史家与时代;(5)从史学看传统;(6)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7)《历史与思想》自序;(8)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9)章实斋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中西历史哲学的一点比较; (10)《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编绪说;(11)《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12)《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余英时文集.第02卷.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pdf本卷收入专论19篇，即(1)《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2)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3)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4)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附:谈“天地君亲师”的起源; (5)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6)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7)西方古典时代之人文思想;(8)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9)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0)儒家“君子”的理想;(11)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 (12)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13)《现代儒学论》作者序;(14)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15)现代儒学的困境;(16)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术发微;(17)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18)“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 (19)从《反智论》谈起。
余英时文集.第0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余英时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df本卷收入专论10篇，即(1)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2)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3)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4)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5)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6)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7)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8)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9)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 (10)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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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一、人物概述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
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著作出版情况
1、专业书籍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订扩大版，1986。
《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199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年增订再版。
《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
按：此书有英文简介，见Heaven Earth,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Journal of Fine Arts Inner Arts I.1(May 1991), San Francisco；德文译本见Martin Miller, Die Modernitat
der Tradition, Zum Kulturvestandnis des Chineisischen Historikers Yu Yingshi, Munster: Lit, 1995, pp. 59-121.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森纪子日译本，东京：平凡社，1991；郑仁在韩译本，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1993。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本为一名同实异的论文集，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本《钱穆与中国文化》，内容略有不同。
《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现代儒学论》，美国纽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有增订。
《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2、近期著作
《现代儒学论》（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何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史学研究经验谈》，邵东方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
《人文·民主·思想》，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
《中国文化史通释》，精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平装，2012年1月。
《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
《朱熹的历史世界》，精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月。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1月。
《余英时访谈录》，陈致访谈，中华书局，2012年3月。
余英时作品系列：《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精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272页，286 千字。
《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408页，380 千字。
三：检索途径
360百科→搜索余英时→基本信息→专著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