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关系

论述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关系

虚实与疏密是有区别的，疏密多用在书法作品结字的点画安排上，在章法上虽然也要讲疏密，但更多地着眼于虚实的处理上。书法作品，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黑处是实，白处是虚，虚与实是对立的统一体，所以前人说“无虚不能显实，无实不能存虚。”书法家非常重视用虚白去突出黑的表现手法，“计白以当黑”是处理虚实关系的核心，所谓“运实为虚”，是在点画密集之处，要考虑到字写得空灵，必须实而不问。所谓“以虚为实”，是说在空白之处，不是没有内容，而是有笔意，笔势存在。要“笔断意不断”，于是“断处皆续”，气脉得以贯通。这是通常所说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章法变化的奥秘，就在于虚虚实实之中，纵观古代名家名迹莫不如此。

如何理解带燥方润，将浓遂枯

燥、润、浓、枯是用墨时的四种情况，要根据这四种情况写出四种笔画。“带”是指象带子一样的笔画，“方”是指方笔，“将”是指将要，“遂”是指就要。也就是说，写象带子的笔画要用燥笔，写方笔画要用润笔，墨将要变浓的时候就要写成枯笔擫、押、钩、格、抵，谓之五字李煜拨镫

结字又叫结体或间架结构。启功先生曾指出，写毛笔字一要把握间架结构，二要练好笔画特点。间架结构比点画特点重要。间架好的字，笔画特点不突出，也还顺眼；反过来就不行了。因此，认真研究并把握好字的结体规律十分重要。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兰亭序》是王羲之47岁时的书作，记述的是王羲之和友人雅士会聚兰亭的盛游之事。全篇写的从容娴和，气盛神凝。被后世学书者尊崇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共计三百二十七个字，逸笔天成，而且变化结构、转换笔法，匠心独运而又不毫无安排造作的痕迹。这样的基于资质超群，功臣力深厚的作品，被评“为天下第一行书”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兰亭书法，符合传统书法最基本的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内恹”的笔法偏重骨力，刚柔相济，点画凝练简洁；在书写技巧上包含了无数变化之道，仅一个“之”字就有十余种写法，在传统的“中和之美”的格式上成为样板。千余年来，历代文人多以《兰亭序》为标准，笔耕不辍。人们习惯地把书法家写《兰亭序》的水准作为衡量其传统功力的尺度。

《兰亭序》不愧为博涉众美的经典之作，读其文、赏其书、品其趣，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原作纸本，纵28．8厘米。横75．5厘米，共234字（另有涂抹字30余个）。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颜真卿为杨国忠排挤，出为平原（今山东德州）太守。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南）起兵，著名的安史之乱开始。一时河北诸郡迅速瓦解，惟颜真卿的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被推为义军首领。时颜真卿的从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派其第三子颜季明与真卿联系，联合反叛。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设计杀死安禄山党羽、镇守土门（今河北井泾）要塞的李钦凑，夺回土门。一时形势好转。颜杲卿派长子颜泉明押送俘虏到长安报捷群请求救兵。不料路经太原时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王想冒功，拥兵不救。安禄山闻河北有变，派史思明回兵常山。颜杲卿孤军奋战，苦战三日，粮尽矢绝，城破被俘。颜季明等被杀头，颜氏家族死者三十余人。颜

杲卿被押解至洛阳，英勇不屈，先被断一足，凌迟处死。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颜杲卿才被朝廷追赠太子太保，溢“忠节”。颜真卿时任蒲州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即派杲卿长于颜泉明到常山、洛阳寻找季明、杲卿遗骸。只得到季明头部和杲卿部分尸骨，为了暂时安葬这些尸骨，颜真卿写下了这篇祭侄文草稿。因为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工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卫恒的四体书势是，篆势，隶势，草势，古文

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孙过庭《书谱》墨迹多被后人研摹。其草书墨迹本身的艺术价值被人们所珍视，其文字内容的理论价值被人们所认可，对唐以后的书法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书谱》作为书法理论史上光芒四射的书学论著，从书法本质、书家流派及字体书体、书法功用及抒情性、书法技法、书学态度及追求、书法鉴赏等几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极富个性的观点。本人从《书谱》的精彩论述中深受启迪，现试析其中的鉴赏论。

孙氏云：“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作者借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关于文艺评论的一段内容，以美女之容和龙泉之利，比喻书法评论家必须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卓越的艺术成就、高深的艺术素质，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书法作品的优劣。如果评价的言论说得不合情理，是因为受到评论者自身鉴赏能力和学识水平的束缚。笔者认为，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孙氏提出了对鉴赏者资格的确认，应建立在“鉴赏者具有较高艺术素质”的基础之上。这正是孙氏鉴赏论的基本观点所在。

接下来，一段“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镖，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作者又以自己竭力作书，取力作，向当时被认为善于鉴赏或德高望重的贤士请教中屡受讥讽的遭遇；再偷梁换柱，假托名家却意外地得到褒奖为例，说明鉴赏者与惠侯喜欢赝品、叶公惧怕真龙没什么两样。这段文显然是作者对当时的鉴赏风气恶劣，甚至已经达到了真假不分、是非不明、黑白颠倒的地步的抨击与批判。由此引出，伯牙因知音难觅，不复鼓琴，自有其中道理的结论。也是作者自觉时风愈下、知音者稀、怀才不遇的一种慨叹!笔者认为这段论述，作者从侧面对鉴赏者提出了“道德水准、政治品质”的客观要求。如果一位鉴赏者本身不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和正确的鉴赏观，就很难对艺术作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再加上鉴赏者不从自身能力出发，导致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现象出现，被鉴赏作品的作者因此而蒙冤受屈也就是在所难免了。

下一段“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忘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良乐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题扇，初怨而后请；门生获书几，父削子懊，知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