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840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为的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党的各界领导人坚定不移的信念，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在香港、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成功实施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基本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解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本来是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却提前运用于港澳问题中，按照“一国两制”回归后的港澳并没有如回归前外国人说的那样:香港的经济会垮掉，正好相反，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在回归后更加繁荣发展，香港成为珠三角的龙头，甚至覆盖整个西南地区，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反映了“一国两制”的正确性，也让我们看看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非凡创造了，再结合两岸中华名族的智慧，才会有今天港澳的统一以及祖国的繁荣。

在邓小平同志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强调了历史和现实，强调了中国自己的情况。邓小平同志说，“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它创造性地将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用于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打破了阶级矛盾，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它一方面坚持祖国统一，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坚定性，也体现了招股历史实际与现实可能的策略灵活性，巧妙地尽量避免了武力统一会带来的不良后果，努力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富哦需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国国家主权的领土同于与领土的完整不受侵犯。一国两制让我想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同样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建立在具体实际之上，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它们同样具有历史范畴，领导人坚持国家的统一与发展策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有其不同的形式，适应于基本国情的形式。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以此伟大创新。它没有要求让香港澳门放弃原本的社会制度，强制实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努力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到了领导人的英明，港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状，与大陆一样是长期的适应和发展才得以形成，强制地灌入新的社会制度只会让港澳台小地区内社会动荡，甚至会影响大陆的社会动荡，两种制度并不影响国家的统一，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也不会影响大陆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两种制度下既能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祖国的统一，而且能促进两岸三地的和谐与发展，社会制度的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

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针中将到了“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况”。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国经历了国家腐败、外敌入侵、社会动荡，建立的新中国也是在各种质疑声中艰难地行走，信心是人民为国家付出劳作的基础，不仅是对自己的信任还有对他人对国家的信任，无论在那个地区，无论身处怎样的社会制度，其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是一样的，香港过去的繁荣，也是主要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要始终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干得好的，这是实现区域自治的基础，是实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根本。

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为国际上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同时我也坚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会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上，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