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论文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论文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因毛泽东同志赞扬唐诗用形象思维，而宋人一反唐人规律，作诗“味同嚼蜡”，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宋代文学的研究侧重在宋词，以至一体独大。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又得钱钟书《谈艺录》、缪钺《诗词散论》等旧著新行的启发，由于西方理论的传人，方法论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研究者的观念、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各体研究，以及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呈现了繁盛的局面。

以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为标志，宋代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十年期(学会成立于2000年，连同其酝酿、准备，已近十年)。学会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召开五届年会，前四届分别由复旦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1)、宁夏大学(2003)、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2005)举办，第五届由暨南大学主办，五邑大学、惠州学院协办，于2007年底举行。第五届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70多人，提交论文近150篇，两项都创下新高。笔者作为本届会议的筹备者，在浏览了会议论文、参加讨论之后，颇有感想，拟就此次会议而引发、思考的问题，侧重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同步，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研究不断深入，范畴逐渐扩展，对方法论也愈来愈重视，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方法热”。美学曾甚为流行，接受美学、实验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表现论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以及相关的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文艺民俗学，都让人眼花缭乱。一度很为暄腾的新方法热，使不少研究者也很想弄清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逻辑、美感全息、模糊集合、耗散结构等究竟为何意、何物?或因受传统影响太大，研究者又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懂或浅识外语，在一大堆名词面前畏惧难进，异常惶惑。随着时间推移，新方法热很快过去，许多外来的理论、观念，似乎难以“内化”，于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回到返朴归真的路上来。

程千帆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一路径走的，新方法风光不再，连一度甚为提倡的宏观研究，也渐遭讥评，以之为空疏；属于或近于文艺学研究的，大概只有心理学、民俗学、结构主义、阐释学、传播学、原型说、范型论等，还在继续得到运用。而在文献学一端，胡适当年的“拿出证据来”，又变得理直气壮，虽未明言，实际上大有回到乾嘉之势。不过，与新方法的退潮几乎同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文化学的加入，且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多在90年代后才出现，以笔者的管见所及，可大致按年度概括如下。

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

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2006年有10部：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2007年有4部：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

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党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

党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