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隐居生涯中得“大济苍生”

摘要

提到陶渊明，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他的隐居生活，他的菊花与酒。然而作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在他的骨子里却存有一番“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又有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品质，而这，也就致使了诗人仕隐不定的一生。

关键词：陶渊明、大济苍生、隐居、仕隐不定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生是仕途与隐居交错的一生。根据他交错的仕隐生涯，大致上将他的隐居生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从他出生到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这一年，陶渊明二十九岁，首次离家出仕，任州祭酒。但不久便自行解职。辞职后不久，州中又派人召他去做主簿，亦辞谢不就。第二阶段就是从他辞谢江州主簿而后在家“躬耕自资”开始到晋安帝隆安四年（400），这一年，陶渊明三十六岁，他再次出仕，去荆州做了桓玄的幕僚。隆安五年冬，以母丧辞官还家。第三阶段从隆安五年辞官还家开始一直到元兴三年（404），陶渊明三十九岁，他再次出仕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义熙元年（405），离开刘裕后，又做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轩的参军。同年八月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终“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解职归乡，从此便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同时，从这开始知道生命的尽头也作为他隐居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下面就具体地谈一下他这四个隐居阶段中隐藏着的“大济苍生”。

一、“或击攘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

第一阶段，到他二十九岁，也可以说正直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年轻气盛的时期。说到这一时期，我们不能不提的就是他“大济苍生”思想的形成、思想的源头，因为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影响了陶渊明的一生，直到终老。

中国古代文人的早期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和家族。在陶渊明的家族中，最让他感到骄傲与受崇拜的有两位，一位是他的曾祖父陶侃，陶侃影响陶渊明的是一种出身寒微的人所有的质朴有力的勤奋，他在《命子》诗中赞美陶侃：“在我晋中，业融长沙（陶侃曾被封为长沙公）。桓桓（勇武的样子）长沙，伊功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陶侃曾镇守南方）。功遂辞归，临宠不忒（不惑）。孰谓斯心，而近可得。”由此可见，曾祖父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之大；另一位是他的外祖父孟嘉，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则是一种士族阶级所有的高贵与镇静相结合的旷达闲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像一个普通的农民那样勤俭耐劳，有一种刚性；一方面又像当时贵族名士那样含蓄、有教养，表面冲淡平和———这就是陶渊明。当然，陶渊明性格的形成又和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有

关，和他所受的教育有关，和他的经历、当时的社会风气等都有关。陶渊明虽然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士族家庭，但他的家庭还不想王、谢那样世代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世家。他八岁丧父，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家道衰落。从《自祭文》中我们也能看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冬天还穿着夏天的单衣）。”虽然陶渊明的少年时光很贫乏，但他的精神生活却是相当丰富的。先辈的光辉业绩既让他感到骄傲，又促使他发奋自励。在《饮酒》诗中回忆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此外，他还学习了先秦汉魏以来儒家、道家的经典，史学、文学等类的名著。这一切的一切则使他的思想不同于他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意气风发、对理想与未来充满热情的人，这体现在他回忆少年生活的诗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幻想远走高飞）《杂诗十二首其五·忆我少壮时》；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远，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

下面再来看看陶渊明在这一阶段的生活环境，少年陶渊明的家乡浔阳柴桑虽然饱受战争的蹂躏，但仍然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去处。这里北襟长江，东南是烟波浩淼的鄱阳湖，这里还有五老峰、香炉瀑布。五彩缤纷的山花四时不断，美丽的鸟儿带着清脆的鸣声从山涧掠过……陶渊明从小在这里长大，朝夕与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色相伴，特别喜爱田园，所以他的个性也染上了一层纯朴自然的色彩，正如《归园田居》中所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又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样看来，他是真的被这湖光山色所感染了，“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最终，在这二者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独善其身的躬耕隐居生活，但是从他的经历来看，“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并未因为田园的感染而泯灭。也许是时机还不成熟，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既然这样，那就暂且游闲于这田园之中吧！

二、隐居中的心绪波动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也就是陶渊明三十九岁这年，他第一次出来做官。至于他初次做官的原因，萧统《陶渊明传》中说：“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他自己也在《饮酒》中自述道：“畴昔（往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可谓陶渊明是为生活所迫才步入仕途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陶渊明还是钟情于躬耕自资的生活的。但由于初入仕途，刚直坦率的陶渊明受不了官场上的拘束与折磨，不堪吏职。所以做州祭不久便辞职回家。不久州中又派人召他去做主簿（主管簿籍的官吏），亦辞谢不就。此后在家“躬耕自资”，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一呆便是六七年。看似陶渊明是离开了令他厌恶的官场，又悠闲地过起了他的田园生活。但是他的内心真的能那么平静吗？为了说明这一点，先来看一看在他隐居的这六七年里时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陶渊明二十一岁那年，谢安去世，东晋政权被昏庸专横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把持，皇室内部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父子互相争权夺利，皇室和其他世祖之间更是展开了剧烈的、公开的权利争夺。公元398年镇北将军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起兵反晋，随后事败，桓玄入据江州继续酝酿反叛阴谋。公元399年，会稽郡爆发了反对司马元显强征兵役的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起义被镇压，在此过程中，各路军阀纷纷发展自己的势力。此时桓玄乘机杀

了殷仲堪，入据荆州，公元402年攻入建康。公元403年篡夺帝位，后该国号为“楚”。因此，陶渊明再次步入田园的这六七年中可谓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如此的社会状况怎能使有着“大济苍生”志向的陶渊明平静呢？另一方面，陶渊明和晋朝又有着割不断的感情上的联系，如沈悦《宋书·陶潜传》在描写易朝之后诗人的写作特点时提到的：“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字高祖王业渐隆，不复出仕。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但书甲子而已。”从这方面来看，长达六七年之久的隐居生活中，也必定是心绪不能平静的。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再次出仕，这次他去荆州做了桓玄的幕僚。但是，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他对桓玄的直接看法，他不仅对桓玄本人未置可否，就连他在桓玄府中究竟做什么官以及做官的情况也是只字未提，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即便是在隐居，陶渊明也是时刻想着世外的时局。在他隐居的第二个阶段中可谓是隐居中的心绪波动。

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虽然他怀有“大济苍生”的远大志向，但是他对自己的第二次出仕是带有后悔的心情的，“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句写出了进京途中的所见所感，同时也暗含了他的志向难以实现的惆怅和对未来归宿的忧虑。望着南岭，诗人由衷产生了“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想法。于是，隆安五年冬，他以母丧为由辞官还家。由此开始到元兴三年（404），诗人开始了他隐居生涯中得低三个阶段。说是辞官归田，但却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这也可称之为从二次归隐到三次出仕的过渡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内，陶渊明所想的仍是有关官场的事情。下面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一下陶渊明在这一时期的心情波动。

公元402年春，桓玄举兵东下，讨伐司马元显。司马父子被杀后桓玄有逼晋安帝退位。公元403年十二月，桓玄自己登位做皇帝，国号为“楚”。可谓是天下震动、朝政纷乱。这时的陶渊明正在进行他的躬耕生活，实践着他“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的夙愿。“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几句诗告诉我们，归隐田园只不过是诗人“谋道”不通的退路，难以实现诗人“大济苍生”的壮志，“转欲志常勤”的自述，并不代表他的内心深处毫无隐痛。归园田居，也只不过是让陶渊明摆脱了污浊的官场，也表现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质。公元404年，陶渊明三十九岁，这年，桓玄据建康后，残暴专横，作威作福，弄得天人共怨。这一年春夏之际，陶渊明还在隐居，但由于战火连连，亲朋好友奔走逃亡，因此，此时诗人的心情是纷乱的。从他在这一时期所写《停云》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这首诗从表面上看只写怀念远方朋友，无关时局，显得淡然忘世。然而，“霭霭停云，濛濛时雨”这阴暗的云雨不正是当时天下大乱、政治黑暗的真实写照吗？亲友们之所以远离他的原因也不正是因为为了躲避战乱吗？同时，在《荣木》中也反映了陶渊明心绪的再次波动。在《荣木序》中写道：“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问道，白首无成。”陶渊明童年时代就“游好在《六经》”，学习了儒家治世的理论，很想有作为，然而他的一生却仕途坎坷，直到头发花白，仍旧一事无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抛弃），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几句诗表明了诗人老之将至，但壮心不已的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