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研究综述

陶渊明研究综述2007年陶渊明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公开发表的陶渊明研究论文有近250篇，数量较之于以往有了较大的增幅（按2005年160余篇，2006年190余篇）。

现就笔者所见，将2007年的陶渊明研究论文分类综述如下：一、思想研究陶渊明的思想一向是争论的焦点。

张二平《陶渊明的田园诗与儒学传》（《九江学院学报》第四期）、孟国中《论陶渊明的“不朽”价值追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二期）都旨在说明虽然生活在玄学大盛的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思想还是以儒家为主。

孙文起《东晋儒学新变与陶渊明思想》（《九江学院学报》第二期）指出汉末至东晋，荆、江地区的儒学传统是“兼容博宗”、“慕通义理”，传统观念中“仕”与“隐”的对立一度趋于淡化。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陶渊明的思想也由先秦“原儒”的“复古”发轫，沿着“黄唐”之情一路衍生开来，在对“真淳”之世的追忆中寻找着“任真”与“守志”的平衡。

柏俊才《陶渊明天师道信仰考辨》（《山西大学学报》第五期）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天师道教兴盛的晋、宋之际，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但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佛教、天师道的因素。

谢淑芳《20世纪大陆研究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成果概述》（《九江学院学报》第一期）细致梳理了20世纪大陆专家对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成果，得出研究者主要从陶渊明的思想渊源、交友往来(主要与慧远等佛教徒)、诗文中所用词汇等角度来阐发其与佛教的关系的结果，提出如果从宏观的时代特色与微观的生活氛围两个角度，多侧面地考察渊明的个性、性情、思想、交友、作品风格、语言等因素，或许能从中得出他与佛教关系的比较确切的答案。

张学君《向死而生:论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宁夏大学学报》第一期）指出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丰富了陶渊明诗歌的内涵，增加了它的情感分量，让我们知道他的平淡下面还涌动着一种焦虑。

诗人虽然是避世的，但却不是厌世的，他的所有举动都不过因为对现世人生的热爱和留恋。

对着死亡的冰冷感受生命的热情，这就形成了他那执著而温厚的悲悯情怀。

陶渊明追求的就是真、适意的存在，本身就符合美的本质。

他的美学思想长久以来也颇受关注。

魏耕原《外淡而内奇：陶诗的审美追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四期）指出陶诗平淡的外表，或者说特意淡化的外在却包裹着让人惊奇的内在。

这不仅体现在使用率极高的“奇”字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田园、咏史、咏怀诸作中。

透过淡化的表层，我们可以感受到爱与憎的碰撞，感知到内心的激荡与不平。

潘多灵《对痛苦的审美与超越：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世界文学评论》第一期）指出：在仕与隐的选择中，在对正义的张扬和对节操的坚守过程中，陶渊明经历了痛苦的挣扎。

在无摆脱的悲剧命运面前，走出了一条对痛苦的审美与超越之路。

张海燕《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谈起——再论陶渊明的审美超越》（《名作欣赏》第二期）指出诗歌创作是陶渊明本真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体现，正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悲喜人生和苦乐年华进行深层体验的基础上，诗人才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平庸，超越了穷达生死的羁绊，真正做到审美的日常生活化。

廖志斌《陶渊明宦途十三载思想变化浅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第六期）通过对陶渊明的士大夫情结与特立独行个性的斗争、家计营生与违心宦途的矛盾、复国振兴的失落与宦途黑暗的厌倦方面分析，阐述了陶渊明由立志报国到归隐田园的思想矛盾斗争过程，揭示陶渊明人生追求转折的根本原因。

裴登峰《陶渊明“质性自然”的内涵》（《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指出影响陶渊明人生道路与艺术境界的因素，除了社会环境的外因，还有“质性自然”的个性、求“静”的心态、性情之“趣”、生活之“娱”，其中“真”为最根本特性。

另外，谭忠国《论陶渊明与他人的和谐》（《怀化学院学报》第十期）分与古圣贤先辈的神交及同时代亲友的和睦相处两个方面，来说陶渊明与他人的和谐。

吕艳《陶渊明晚年诸子不立的憾恨》（《枣庄学院学报》第三期）指出陶渊明身后的失望、苍凉除了自己怀抱理想而无良辰佳时外，还应有五子的懒惰丧志、平庸无为的憾恨。

二、生平、故里考证与作品由于陶渊明作品文本中多有异文，因此引起不同的推测。

顾农《从两首诗看陶渊明的生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指出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和《游斜川》两首诗看，陶渊明的生年当如传统的说法在兴宁三年(365)。

关于陶渊明故里争夺向来也是很激烈的。

德安县吴山乡灵龟石发现一块墓碑，上刻“故陶潜公之墓”字样。

2006年，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对此进行了考察。

欧阳春、李宁宁《靖节祠、明碑与德安的“陶渊明故里”》（《九江学院学报》第二期）认为德安灵龟石作为“陶渊明的柴桑故里”极有可能。

因为它是九江地区明清时期陶氏人口最多的聚居地，而明清陶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元时期，文物的发生又可以上溯到东晋时期，并且这一带关于陶氏的传说最为集中。

王贤淼、吴国富《陶潜墓、牛眠地与渊明故里》（《九江学院学报》第二期）从地形、考古瓷片等方面也支持了德安县吴山乡灵龟石是陶渊明故里的说法。

邓小军《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晋阳学刊》第五期）提出《饮酒》作于刘宋。

《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

关于作品的意象、意境方面：徐宝余《陶渊明斜川之游释证》（《文学遗》第二期）提出后世作家在精神上与渊明达成共鸣的同时，“斜川游”也在相继仰慕、模仿中逐渐生成了相对稳固而又十分特殊的意蕴，它汇入到绵延已久的文化传统中，构成了后世文人雅化生活的一部分。

何梅琴《诗歌·陶渊明·酒》（《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陶渊明以自己的真性情和大才气实现了诗与酒的完美结合，达到了诗酒合一，表现为陶渊明引酒入诗，以酒寄意。

高原《“中国第一诗”——陶渊明<饮酒>(其五)价值新论》(《西北师大学报》第三期) 通过《饮酒》之五，指出诗人着意表现出了一种无所利念、无所欠缺的圆满浑然的人生境界，也彰显出一个悠然、恬适的陶渊明。

李丽君、刘勉《陶渊明诗歌与菊花意象源流论》（《九江学院学报》第二期）中纵览诗歌菊花意象之流变，可以揭示陶渊明诗歌菊花意象大凡有三类：食菊，突出菊花的药用价值:防病保健，延年益寿;赏菊，强调菊花的观赏价值及其风骨:傲睨风霜，卓尔不群；赞菊，彰显菊花的精神价值：随性适意，心与自然泯一。

陈春平《陶渊明诗鸟意象探微》（《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四期）指出陶渊明通过飞鸟、羁鸟和归鸟这三类鸟意象的文学发展轨迹生动地演绎了陶渊明一生从猛志出仕到官场困惑最终归耕田园的生命历程。

韦巍《玄学生活化与陶诗的意境》（《九江学院学报》第一期）指出陶渊明的诗吸收了时代的精华又超越了时代，它能将玄理与生活中的审美意象融合，使哲理有了依凭的对象，借运转不息的自然道出人生的思考，揭示短暂与永恒、动与静这亘古不变的宇宙之理。

另外，对作品的分析还有：王永华、罗伯东《<陶渊明全集>重言现象的语法分析》分为动词、形容词、名词、副词方面，深入分析了<陶渊明全集>重言现象的语法。

李开明《论陶渊明诗歌的四时景物描写》（《南华大学学报》第三期）指出各类不同的景物描写都饱含着作者的忧与喜、恨与爱。

诗人通过景物赞美自然，渲染气氛，抒发个人情怀，揭露社会黑暗，充分展示了诗歌言志、言情的功能，。

郭景华《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女性价值追求——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女性形象》（《兰州学刊》第十期）通过对陶渊明家庭人伦关系的考察，充分揭示以往陶渊明研究中那些习焉不察的情感世界:陶渊明的孤独同其缺乏异性的精神支持有相当关系。

陶渊明诗中对古代列女的钦慕显示了他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郭景华《陶渊明的孤独及诗与酒及女人之关系——陶渊明<与子俨等疏>赏析》（《名作欣赏》第十三期）指出陶渊明的这篇疏文，要害就在“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

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

抱兹苦心，良独内愧”这几句话上。

结合其他诗中的女子形象，提出妻子的不理解，儿子们的不学，才是造成渊明内心极度孤独感的直接动因的论断。

阮忠《陶渊明散文的性情本色及艺术风貌》（《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指出陶的散文最根本的审美品质是“真淳”，这与他在崇尚个性自由时受孔子安贫乐道和庄子顺应自然思想的深刻影响相关联。

三、源渊、影响及接受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陶渊明有着深刻的影响。

谭忠国《接受、互动与自我化——论陶渊明与古贤先辈的和谐》（《江苏社会科学》教育文化版）认为陶渊明批判地吸收古贤先辈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他所选择的处世和生活方式，既现实又崇高，既利己又利人。

他的“自我化”是类型化和个性化的高度统一。

赵新华《<诗经>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二期），杨迎春《一脉相通的爱国情结——屈原陶渊明比较分析》（《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三期），吴国富《<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二期），熊泽文《论墨子、陶渊明、曹雪芹的“乌托邦”情怀》（《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六期）等文分别就影响陶渊明创作及思想的几位前贤做出了研究探讨。

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及其深远和巨大，但后世对其接受也有一个过程。

本年度论文正充分体现出后世对陶的接受的特点。

沈有珠《南朝时期陶渊明的升格文运——南朝时期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贵阳学院学报》第一期）指出陶渊明死后的一百年时间里，南朝宋、梁人对陶渊明的认识、评价经历了从“隐士”到“隐逸诗人”再到“独超众类”、“莫之与京”的过程，为唐宋以后的陶渊明研究不仅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并且定下了基调，这是陶渊明接受史的开端，唐宋以后的陶渊明研究并未超出其藩篱。

边利丰《萧统——陶渊明经典的“第一读者”》（《九江学院学报》第二期）指出萧统作为陶渊明的“第一读者”，以选文的方式确认了陶渊明作品“文”的属性，并通过选文的价值判断行为确立了陶渊明的文学经典地位;萧统撰写的《陶渊明集序》与《陶渊明传》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陶渊明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阐释。

杨满仁《“《文心雕龙》不言陶渊明”考》（《九江学院学报》第五期）针对“《文心雕龙》不言陶渊明”一说作了考辨。

在关于《隐秀》篇阙文问题未有绝对定论前，不必断然认定“不言陶”之说。

同时“不言陶”并不代表刘勰轻视陶的文学成就，而其原因有二:世近易明，无劳甄序;世极迍邅，遗落草泽。

邱晓《王维诗歌对<桃花源记>的接受与改造》（《九江学院学报》第四期）指出王维的诗歌从语言词汇、意象意境、叙述结构等各方面对《桃花源记》作了全面的接受;同时又对《桃花源记》作了巧妙的改造:将《桃花源记》所隐含的道家和道教的文化寓意暗暗地置换成了佛家尤其是禅宗的“悟道”过程，体现了一个大诗人应有的个性和创造力。

吴侃民、周莹《论杜甫对陶渊明的接受》（《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四期）认为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因与陶渊明有相同的生活情趣和相似的人生经历，杜甫接受了陶渊明，并在诗歌创作中刻意学陶，形成了自己柔美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