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镇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当前乡镇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艰巨而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未能及时完全统一和协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作为我国基层社会行政“末梢”的乡镇政府，集中体现了各种矛盾和问题。最近，笔者就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几个县的13个乡镇进行了调研，对其形成原因和如何解决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并在这里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问题及原因

当前基层政权主要存在以下五个声面的问题：

1、基层对政负债沉重。乡镇债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形成，至90年代末期才引起关注。此时，相当部分乡镇因债务过于庞大而积重难返。据有关专家调查，湖南桃源县每个乡镇都负债，其中，负债1000万元以上的有23个，负债2000万元以上的有15个，负债最高的达1.09亿元。从我调查的13个乡镇来看，85%乡镇负了债，最多的达800余万元。某乡总人口17254人，至去年底负债361万元，人均负债209.2元。绝大多数的村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有些乡镇为了能“打开门、揭开锅”正常运转，向干部、向社会高利集资，向农信社借贷，并以此作缓解债务的方式，这必将引起新的债务。在目前中央政府化解乡村债务的政策尚明朗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为消减债务可能侵犯农民利益、加剧干部腐败、激化矛盾、甚至动摇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为今后恶化政府与农民关系的潜流。之所以背负沉重债务，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的财政考核和大量投资高风险项目。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镇举债建设，搞“形象工程”及“发展产业、达标升级”等。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百万生猪”工程，末期的“万亩烤烟”基地以及发展村办企业等，耗费了乡村大量的财力、物力。据调查，1997年一1999年某乡为带动农民种烤烟，建基地、育苗、租地、建烤房以及县、乡工作组伙食开支等全部由乡村负担，乡里为此背上15万元债务。二是乡村两级收入下降。尤其是在“三提五统”、农业税取消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经济严重减弱，甚至出现了农民“零负担”下的乡村经济“零收入”，导致乡、村两级干部正常支出严重不足，既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也影响了基层政权的执政地位。三是拖欠税费现象严重。多年来，农民税费的收缴基本都是采用动员其自愿上交的办法，对那些不愿上交税费的农户，乡、村两级显得束手无策，而县里采取的政策是任务要完成，问题不能出。乡里为保稳定，只能收多少算多少，实在没办法只能由乡村干部自己垫付。农户的欠款收不上来，该上交县财政的税费任务又要全额及时上缴，容易形成理不清的“债务链”，加速乡镇经济的恶性循环。某村近三年来村干部垫付上交税费13.78万元，仍欠乡镇税费7.82万元，而该乡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财政任务，只好又先替该村垫缴欠税部分，形成难解的债务链。四是债滚债，“雪球”增大，造成乡镇债务逐年攀升。五是乡镇财政包干体制直接导致乡村负债。九十年代初，县对乡实行财政包干，由于乡镇财政缺口大，县里给各乡下达各项经济任务逐年增加（主要是指农特税，生猪税等），乡里完不成任务只好垫交。据调查，某乡人口3. 8万，该乡从2002年一2004年三年共垫交各种经济指标任务款（税款）135. 7万元。六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危房改造、水利设施修缮建设等公益事业导致乡级负债。多年来，由于国家财政用于这方面的投入较少，而乡镇可用财力又少，公益事业的投入基本上都是靠向

金融机构借贷甚至拖欠工程款。这方面相当普遍，有的占总债务的比重还较大。例如，某乡投资公益事业负债120万元，占该乡总债务的33. 24％。

2、基层党组织缺乏活力。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但少数农村党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褪化、组织纪律弱思想观念僵化、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严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党员年龄老化严重。据统计，我市农村党员的平均年龄近50岁，党员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占的比重较大，许多村多年来未发展新党员。如某乡15

个支部连续两年未发展一名党员的村就有2个。二是外出务工党员增多。随着农村务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外出务工的党员也逐年增多。如某县70多万人口，常年外出务工人员15万，外出务工党员1400余人，占党员总数的6.9%，有的村外出务工党员人数竟占到该村党员总数的42%。由于打工区域的不确定及农村党员履行义务自觉性的下降，导致外出务工党员这支特殊的流动群体管理难：一方面“老弱病残”党员“走不动”，另一方面务工党员外出打“游击”，一年下来难以开好一个支部大会。

3、基层政权行政能力弱化。一是乡镇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普追存在“条块分割”问题。有些理应下放给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却被上级职能部门所把持（这些乡镇部门机构大多有利可图）；有些需要由上级职能部门业务指导和行政管理的乡镇事业单位，却被上级职能部门当作“包袱”甩给乡镇政府管理。尤其是前者，这些由上级职能部门实际管理的乡镇部门机构，往往不愿服从乡镇政府的管理或领导，更为严重的是，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行使着本来属于乡镇政府的职权，从而削弱了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权威，将乡镇政府架空、肢解为一级不完全的政府。这些部门机构就像各国派驻在联合国的代表机构，它们住乡镇政府的房子，享受乡镇政府的福利待遇，却可以不听乡镇政府的“调遣”；它们各自掌管着一个方面的权力，各自为政。乡镇政府对这些部门机构毫无办法，“叫不应”也“管不着”，只好放任不管。这种局面既不能对乡镇社区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也不能给农民提供完善服务。二是乡镇政府行政机构设置上普遍存在职能不清的问题。由于“政、企”、“政、事”和“政、经”不分，乡镇政府及其下属行政机构“该管的没管或者没有管好”，或者“管了不该管的事”。乡镇政府插手企事业和经济组织内部事务，而一些企事业单位和经济组织又担当了本属于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三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矛盾。上级党委、政府把工作任务和指标层层“下压”，而乡镇处于最底层，只有硬着头皮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下还要保稳定，存在“上”与“下”的矛盾。

4、民间非政府力量逐年增大。一是宗教、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如某县已登记的宗教场所240所，非佛非道的场所（指方神庙类）达295处，仅去年一年依法取缔的非法场所就达51所；近年来各地宗族势力也在逐渐抬头，有的甚至严重影响村干部的选举工作。这些都导致农村基层精神文明有所滑坡。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业形式、生活方式、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个人自由度增加，对政府的依附性减少。农村新富阶层的迅速崛起，冲击了农村社会权威体系，使农村社会由以前的党政单一权威制向多元权威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