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人前往大陆的原因探究

日据时期台湾人前往大陆的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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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发展
日据台湾时期，总督府高级官吏都是日本人，各县市高官职位也由日本人垄断，人数更多。

台湾人不仅在日本帝国议会没有代表，而且也没有机会参与台湾的立法或行政机构。

台湾人要进入官僚系统，必须参加普通文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

若非经由上述管道，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尤其在军校毕业或学飞行者，更是求职无门。

如谢文达虽毕业于日本千叶县伊藤飞行学校，但因参与台湾民族运动，因而不得不投入中国河南的空军任务;又如同工不同酬，如任职教育界，但日人的薪水比台人多六成，同毕业于台北工业学校，但分发到电力公司服务后，所领到的津贴，台湾人也要比日本人少，至于找不到职业的更是比比皆是。

而此时，日本采取“以汉制汉”的方式在大陆各地成立伪政权，再加上日本为控制中国在各地设的特务机关需要人手，部分台湾人因此在各伪政权、特务机关中担任职务。

如跟随“满洲”皇帝溥仪在东北的人，如邓孝婿、谢介石及其部下陈文山、林景文等一些台湾人。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仍然有着贸易往来，因此有大量的商人活跃于大陆，战时他们大发横财。

也有一些到大陆地区求学而后就业的人，比如在满洲就学，在大同学院、建国大学毕业的，这些人大都是台北高商、高工毕业在台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向大陆发展。

同时，还有因对祖国的思念之情，而前往大陆的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从事于其他各种行业的台湾人。

二、战争期间台湾总督府的征召与招募
在台湾人前往大陆的过程中，有些人是自愿前往，有些则是被日人征召无法拒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协助将攻陷南京而受伤的军人送医，12月台湾总督府第一次在台招募军夫。

随着日军在我国战线的深入，日本殖民当局继续在台征召台湾青年充当军夫。

1942年4月公布招募“陆军特别志愿兵志”，当时共录取1000多名台湾人，分两期入伍。

日本海军在1943年战争陷入困境，在不得已情况下，1943年8月1日开始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第一次募集海军志愿兵多达31600余人。

1944年8月22日台湾总督府宣布台湾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9月1日正式施行征兵制度。

根据日本厚生省于1973年4月14日的报告记录，昔日征调参战的台湾军人有80433名，军属和军夫则有127750名，共计207183名。

到1945
年台湾光复时有七万多台胞滞留在大陆各地，其中被日本征召从事军事活动的台籍日本兵等占主要，主要分布在海南、广州、厦门等地区。

那时，日本规定只有日本本国臣民才有资格成为军人，故日本殖民当局屡称台人没有兵役负担，因此应在别的方面多做贡献。

然而对台人而言，不服兵役并非恩惠，故让台湾人担任地位远较军人低的军属或军夫。

军夫仅能在战场上搬运粮食、武器、伤兵及打杂勤务的工作。

故人们讽刺日本军队内的排列顺序为军人、军犬、军马、军属与军夫。

日本依照其战略，对满洲国、华北、华中、华南及东南亚等地进行侵略计划，虽然日军以短暂时间攻下城池，但如何维持其优势及应付游击队的偷袭，军事物资的补给线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日军就想出了就地取材，自给自足的办法，企图在占领该地期间耕作所需的粮食，所以就必须征调农业专才到上海、华南等地，农业义勇团就此产生。

主要目的是到日本设在中国的农场中工作，以确保日本军方取得新鲜的蔬果，故在台湾各地招募200名，共计1000名，任期1-2年。

后来日本也征调了不少人去广东、海南当兵或军属等，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如王诗琅等这些被征调去海南岛、南洋当兵的人也有拓南战士，其成员的
出身包括农、工等职业出身的台湾人。

海南岛被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列为“南进政策”中重点规划的地方。

在战时被调往海南岛的，除军人外还有征调土木、建筑、水电、农产、畜牧等人才，投入建设海南岛行列。

”
三、求学
日据时期，台湾在教育领域经历了两个时期，以1919年为分界点。

1898年台湾设立公学校招收台湾儿童，设立小学校专门招收日本儿童。

原住民儿童进入“蕃童教育所”。

在台日人与台湾人儿童就学率有显著差异，1914年台籍学生就读于学习的人数为60040人，就学率为%，该年日籍学生就于小学校的就学率却高达%。

1917年台湾人适龄儿童就学率男子为%，女子为%，平均为%，而日本儿童就学率男女分别为%和%。

后来，日本宣布这项政策失败，宣布其最终目标是推进台湾人的日本化，将其变为日本帝国的忠实臣民。

此前，台湾人的教育完全被忽视，但此后学校支出增加，学生人数增加。

1922年确立了“日台学生共学制”。

台湾总督府一再标榜其“同化政策”，实则仍然实施民族歧视政策与差别待遇。

据资料显示，到1936年台湾儿童平均就学率艰难的上升到%，日人则高达%，二者相差甚远。

面对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教育的控制，台湾人无法得到公平的教育。

无法在台湾受教育者另有
两条管道，一是赴日留学，虽受到的差别待遇少，但因学费高，多半是有钱人的子弟;二是到大陆求学，如较穷困的人家子弟、厌恶日本统治者，或较具民族意识者。

虽然大陆教育品质不一定好，但可选择的名校多，学费低，甚至免费，何况也有日本人办的学校，如医学校方面，有奉天的满洲医科大学、青岛东亚义学专门学校、平壤医学专门学校以及厦门的厦门博爱医院附属医学校等(1929年结束)。

然而那时有不少台湾青年赴华求学，均经历过日本殖民当局对其的百般阻挠与刁难。

当时日警或将赴华求学的台湾青年召至警察局训斥，或推断其赴华不是为专心求学，或赴华也不会用功等理由，拒发台民赴华旅券，以阻其前往中国大陆求学。

日本当局甚至宁可容忍有反日倾向的“问题学生”赴日本本土求学并策划反日运动，也务必全力阻挠台湾学子赴中国大陆求学。

那时，台湾学子甚至因无法获台民赴华旅券，而取道日本再转赴中国大陆求学。

20世纪20年代，许多台湾青年或受文化协会民族启蒙运动的影响，或不满日人据台、或仇视日人虐待台民、或怀亡国之思且以中国四千年多传统文化为傲，甚至憧憬之故，从而放弃赴日本求学，等待日后进入日台两地上层社会的机会，毅然返回祖国大陆求
学。

四、反抗日本人统治
由于饱尝殖民统治的辛酸，部分心存汉室的台湾人往往前往祖国大陆，希望减少来自台湾总督府的压力。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台胞先后返回大陆，支持祖国的革命和抗日斗争，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挑起中华民族联合抗日之势，参与祖国抗战运动，才能达成大陆、台两地最后的胜利，也成为台湾志士心向往之的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殖民统治已久的台湾人，纷纷返回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据估计一年之内有五万余人。

其中包括谢南光、李友邦、宋裴如、丘念台、黄朝琴、游弥坚、连震东、蔡培火、柯台山、张邦杰等人。

从1921年到抗战军兴，台湾同胞在祖国的反日团体至少有40个以上，依照地方的分布，则以上海、厦门为活动中心，其后随抗战转移到华南及重庆。

其中除了以知识启蒙为导向的台湾学生社团以外，居留在大陆的台湾志士争取以台湾光复为目的的台湾抗日革命组织，诸如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光复团。

由于这些组织缺乏统一的领导，力量分散，难于集中，为整合在大陆的抗日组织，中国国民
党中央组织部出面斡旋，最终在1941年2月10日，在重庆将各分散的台湾抗日革命组织合并成台湾革命同盟会。

五、其他原因
此外，除以上原因之外，日据台湾后，由于台湾籍民拥有日本国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拥有治外法权，这种特殊的地位，引起当地居民中一部分不孝子弟的羡慕，这部分人想尽办法，通过购买台湾人旅券等方式混入台湾籍，假冒台湾籍民随之在各地产生。

台湾籍民借此享用日本帝国的“恩惠”，在中国形成特权，这也是台湾人前往中国大陆的原因。

在厦门，出现了黑社会的籍民团体，发生诸如台纪事件、台探事件等轰动一时的涉黑刑事案件。

厦门本地人指出厦门的台湾无赖汉，做了种种坏事，由于其以日本国籍为护身符开设赌场，设吸鸦片房、开勾栏院，甚至靠其所有的武器，串通中国的盗贼，演出抢劫中国良民的丑态，中国官宪也奈何他们不得。

他们既敢带武器在市中逞凶，又有日本国籍做护符。

”就华南地区而言，台湾人既是日本籍，因此不必接受中国官方的审判(日本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此外，台湾人在厦门，除了向台湾公会交会费外，可以拒缴地方卫生费、巡逻费，即使是妓女也可以不交乐户印
花税，台湾籍民甚至可得长一尺，宽七八寸之椭圆形木制徽章，将之挂在家门口，表示自己为日本籍民的身份，以减少来自中国方面不当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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