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知识的几个问题

第26卷　第5期2010年　5月 自然辩证法研究St 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 ure Vol.26,No.5May ,2010・工程哲学・ 文章编号:1000-8934(2010)05-0048-05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知识的几个问题李伯聪,海　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深入研究社会科学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社会科学哲学是对“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分析和反思,另一方面,社会哲学又是“社会工程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体系中,“社会知识”是一个基本概念,必须大力加强对社会知识论的研究。

本文对社会事实和社会实在、原因和理由、论证和说服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指出在社会工程哲学领域必须高度重视研究有关规则、理由、说服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社会科学哲学;社会工程哲学;社会知识;理由;说服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收稿日期:2009-10-12作者简介:李伯聪(1941—),河南省禹州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哲学和工程社会学;海蒂(1963-),女,北京市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工程哲学。

最近几年,社会工程哲学〔1〕引起了愈来愈多的关注,这不但是学术发展需要的反映,更是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反映。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所谓改变世界,其含义既包括改变自然界,同时也包括改变社会。

人类主要是通过工程活动———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的方式来改变世界的。

虽然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不是互不相关而是密切联系的,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工程”。

在研究和发展社会工程哲学时,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　社会科学哲学是社会工程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不但开拓和发展出了自然科学,而且开拓和发展出了社会科学。

在哲学领域,以自然科学理论和实践为反思的对象而形成了“(自然)科学哲学”;而“社会科学哲学”则是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结果。

特纳和罗思在《社会科学哲学》一书中说,虽然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而产生,然而,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哲学却是在19世纪基本同时产生的〔3〕2。

可是,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学科”和学术成果丰硕的学术领域,而社会科学哲学却显得内容贫乏,相形见绌。

与科学哲学领域内大师辈出(例如库恩、波普尔等)和范式、证伪等新概念不胫而走相比,社会科学哲学显得影响不大,成绩贫乏。

对于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水平,特纳和罗思在《社会科学哲学》中说,“社会科学哲学一直是围绕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而进行的松散探究”〔3〕1;博曼在《社会科学的新哲学》中说,“几十年来,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一直在努力把复杂多样的、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活动统一起来,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4〕。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外对社会科学哲学的重视程度和力量投入都严重不足,研究水平和学术进展严重滞后。

现在,社会科学哲学学术发展滞后现象由于社会工程哲学的“异军突起”而显得更加引人关注了。

关心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学者应该充分利用当前这个有利时机大力促进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使其得以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工程哲学理论基础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逻辑和学科相互关系角度看,社会科学哲学处于“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工程哲学”的“中间位置”上:它的“左手”牵着“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它的“右手”牵着“社会工程哲学”。

这种学术位置和学科位置既是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制约条件同时也是强有力的推动条件和牵引条件。

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就要同时取决于它究竟能够在“左手方面”和“右手方面”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推动和牵引了。

由于社会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是对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的哲学分84析和哲学反思,这就决定了它的核心内容是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操作工艺、价值论等角度对社会问题和各门具体社会科学进行哲学分析和研究,这就使人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可以在促进各门具体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们期待这种积极作用能够随着“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而愈来愈突显出来。

另一方面,从理论逻辑上看,社会科学哲学本应该成为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可是,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社会工程哲学已经在缺乏社会科学哲学理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匆忙出场”了。

在这样的环境和情况下,如果不能大力加强、加快和深化对社会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如果一直缺少社会科学哲学提供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基础,“匆忙搭建”的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大厦”就难免成为“沙滩上的房子”。

从这个方面看,我们应该把“社会工程哲学”的“出场”作为促进“社会科学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拉力”。

我们希望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能够在良性互动中相互促进、相互渗透、推拉互动、共同繁荣。

2　关于“社会知识”的几个问题在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体系中,“社会知识”是一个基本概念,围绕“社会知识”而出现的种种问题形成了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域”。

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它们在性质特征、获取途径、建构方式、表现形式、结构功能、方法论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多不同。

有理由认为:分别以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为研究对象,完全可能形成两个“并列”的研究领域———“社会知识论”和“自然知识论”。

“社会知识”的作用和意义不但表现在它是“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和提炼社会科学理论的原材料,更表现在它是人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工程活动———的必需前提。

“社会工程活动”不是自发的活动,它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如果不以一定的社会知识为前提条件,任何社会工程活动都是不可能计划和实施的。

于是,“社会知识”就成为了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共同关注的问题。

应该申明: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认识论”就是“知识论”,epistemology就是t heory of knowledge;但本文所说的“社会知识论(t heory of social knowl2 edge)”却不等于许多人所谓的“社会认识论(socialepistemology)”。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所谓“社会认识论”乃是“对知识或信息的社会维度的研究”。

根据这个解释,目前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所谓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仍然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那种以自然知识为基本对象的认识论,只不过强调了知识和认识过程中的社会维度而已。

而本文所理解和界定的“社会知识论”的基本对象和内容是研究“社会知识”问题,而不仅仅是研究知识的社会维度,这就使它与西方学者所谓的“社会认识论”有了很大的区别。

努力从哲学上深入分析和阐明社会知识的本性、特征、构成和功能不但是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深入发展的需要。

社会知识论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以下仅对社会事实和社会实在、原因和理由、论证和说服等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

1)社会事实、社会实在和制度实在无论从概念的逻辑关系看还是从现实问题的分析方面看,社会事实和社会实在都势所必然地要成为社会科学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的开端性范畴,起始性范畴。

从逻辑关系上看,“社会事实”是“事实”的一个子类。

在我国哲学原理的传统教科书中,常常强调“事实”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于是,就形成了“客观事实”这个概念。

对于“社会事实”,是否也可以同样地把它解释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社会事实和自然事实之间存在着许多深刻的差别。

形形色色的社会事实(例如法律案件的事实、历史事实、经济事实等)之能够成为“社会事实”,就在于它无法脱离与主体的联系,社会事实必然与一定的制度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离开了一定的制度关系和人的认识就无所谓“社会事实”存在和出现。

迪尔凯姆最早从社会学和方法论立场分析和研究了“社会事实”(social fact)这个概念,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分析和阐述“社会事实”这个概念而展开的。

迪尔凯姆指出,社会事实是一类具有特殊性质的事实,它构成了“事实”的“一个新种”。

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特定的“人的行为方式”〔5〕34,社会事实“以社会为基础:要么以整体的政治社会为基础,要么以社会内部的个别团体,诸如教派、政治派别、文学流派或同业公会等为基础”〔5〕25。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固有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就是社会事实。

他说:“社会学94 社会工程哲学和社会知识的几个问题不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的附庸,它本身就是一门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独立的科学。

对社会现实的特殊感觉是社会学者不可缺少的东西,因为只有具备社会学的专门知识才能使他去认识社会事实”〔5〕156。

在迪尔凯姆的理论框架中,社会事实是与人的行为方式和一定的人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它与“并不与特定人群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事实有了根本的区别。

改革开放后,我国司法实践中强调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那么,这个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中的“事实”是什么意思呢?我国以往在“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所宣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的观点在这里遇到了“麻烦”。

我国许多法学工作者认识到“传统证据法学中的‘客观真实理论’、‘真相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抽象的哲学命题是无法真正解决诉讼中认识和诉讼裁判问题的”〔6〕。

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传统的“客观真实理论”被法学界“摈弃”,法学界对案件事实、事实认定、证据、根据等问题有了许多新分析和新认识,这就不但深化了对法学领域中的“案件事实”的理解,而且还将有力地启发哲学界对“社会事实”问题进行新的哲学分析和哲学讨论。

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和内容绝不仅仅是进行术语分析、“语言游戏”,而是必须直接面对社会事实(例如历史事实、经济事实等),于是,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中,也都必然会有学者从本学科出发而涉及对“社会事实”这个概念的分析和讨论。

而吉尔伯特在1989年出版的《论社会事实》〔7〕则反映了哲学界对“社会事实”这个范畴的新兴趣和研究的新进展。

与社会事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实在”这个范畴。

正像“实在”是科学哲学的核心范畴一样,“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也是社会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工程哲学———的核心范畴。

自塞尔于1995年出版《社会实在的建构》后,“社会实在”问题引起了愈来愈多的讨论和关注。

塞尔提出应该区分原始事实(brute fact s,有人译为“无情事实”)和制度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