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明清时期的官商关系及其转型
明清时期的官商关系及其转型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代里，官商关系也经历了一次转型。
官商关系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在明清时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明清时期的官商关系在明清时期的官商关系中，官员们对商人的合法经营抱有很大的疑虑。
他们认为商人的财富来源很不清楚，可能是走私、偷税漏税等不法手段获得的。
因此，官员们常常对商人持有否定态度，打击商人的经营活动。
然而，在实际的官商关系中，情况却往往是相反的。
官员们常常利用自己的职权，开设银行、典当行等商业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从而迅速积累财富。
而商人则通过贿赂、献礼等手段来获得官员们的保护和支持，从而扩大自己的生意版图。
二、官商关系的转型到了清朝初期，官商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与以往不同的是，优秀的商人开始逐渐获得了合法地位，甚至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精英。
这些商人靠着自己的商业能力和财力，在经济上扮演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对商人的合法经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保护。
清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商会、行会等组织，向商人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费、提供安全保障等。
这些政策为商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得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三、官商关系转型的原因官商关系转型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商人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而在这个竞争中，兼备商业能力和财力的商人更容易胜出。
内部因素方面，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也为官商关系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清政府不断强大，官员们意识到商人的财力和经济实力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社会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商人的重要性，开始崇尚商业精神，这种思想氛围对于官商关系的转变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结语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的官商关系曲折复杂，既有官员对商人持有否定态度的时期，也有商人开始获得合法地位的时期。
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与经济学分析
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与经济学分析♣邓宏图（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
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因而在政策选择上，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的制度安排，其目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
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的逻辑的自然延伸。
因此，对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
【关键词】官商官商合一重农抑商经济效率行政效率比较交易效率本文试图作一个尝试，即从经济史料中归纳出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见解”（或“结论”）：在中古世纪，几乎在世界每一角落，只要有政府或者行政权的地方，“官”与“商”总是合一的。
人们把它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来接受，“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是答案！但是，是“官”（或者说“行政权”）决定了“官商合一”的历史事实呢，还是“商”即商业活动本身决定了“官商合一”这样一个铁的历史呢？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早有讨论，经济学界则缄默不语。
在史学界，有人认为民间产业（即商业）独立政府之外，动摇国家政权基础，因而，国家只有打击它（即“抑商”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笔者注）（李金玉，1999；范忠信、秦惠民、赵晓耕，1996）1。
但是，为什么民间商业活动动摇了国家政权？仅仅因为它具有独立性的产业特点吗？这种分析并未给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而当我们注意到汉文帝实施的恰恰是鼓励民间商业活动的政策时，这个见解就很令人怀疑了2。
还有学者认为，农业地租是国家税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控制内乱，国家只有“重农抑商”，并由此推出“重农抑商”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胡鸣唤，1997）3。
这一观点已经注意到国家税收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本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历史的“真相”。
封建社会：官官相护和官商勾结的始终
封建社会：官商勾结的始终古代专制社会，官商勾结是一种社会必然现象，官勾结商，是利用权力寻租，商勾结官，是为了谋求保护以便获取更大的便利空间。
《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所有的一切，主要是土地，都是划分在帝王个人帐下的，所以，原则上国家里无论地主，农民还是手工业者，商人等等，都是在帝国的土地上活动，和皇帝是租与被租的关系。
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当中，基本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对皇权来说，建国之初，励精图治，国力呈上升状态，皇权对土地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即便有局部地域的叛乱，也不足以威慑皇权，相反的是，皇权正是用种种借口，激化地方诸侯势力的矛盾，逼其造反，然后王师出征，逐一兼并，最终实现对国土的全面控制。
不过，皇权对国土的控制随着世袭分封逐渐趋于瓦解。
尤其随着后代君主荒废朝政，朝纲废弛，官员坐大，土地被官商兼并，农民耕地减少。
所以，莫非王土，只是短期效应，从历史长河来看，不过是个名义，当且仅当，个别地方诸侯宣布完全与皇权脱离关系，自立为王的时候，中央政府才会打出这张王牌，已取得广泛意义上的支持。
如果对这句话严格执行，社会活动就有序的多，既然天下是王的天下，老百姓就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土地流转就是非法的，开采矿山，在没有皇帝亲准的前提下也是非法的。
实际上，封建帝王不是玉皇大帝，于世间之事了然于心，所以，官商都不免存有侥幸，尽管在法理上行不通，但还是空子可钻。
首先，商人想通过勾结官员寻求保护，一方面可以扩大经营范围，另一方面和官员建立合作，利益实现捆绑，当然，这种合作保护是相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官员，官员一路青云直上，商人也跟着起色，反之，会有抄家没收的下场。
也就是说，商勾结官，本身也是一种风险投资。
实际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并非直接针对土地所有权，皇权最起码要的是一个名分，老百姓给的也不过是一个名分，古代最看重纪年，望朔，清朝初年，江南明末遗民，用的还是明朝的年号，通过年号来区分老百姓对于皇权的归属。
中国历史10大人物列表 一
中国历史10大人物列表一、十大明君千古一帝－－－秦始皇布衣皇上－－－刘邦盛世明君－－－李世民风流女皇－－－武则天士兵皇帝－－－赵匡胤大明太祖－－－朱元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盛世－－－康熙一代明君－－－雍正风流倜傥－－－乾隆二、十大后妃野鸟皇后－－吕雉挽歌圣手－－－王政君魂断金城－－－贾南风太和改制－－－冯氏独孤奇妒－－－伽罗乱世惊鸿－－－张氏铁马红颜－－萧燕燕垂帘风流－－－刘娥草原之花－－－布木布泰铁血太后－－－慈禧三、十大奸臣谮忠祸吴－－－伯喜朝廷叛逆－－－刘濞弑君跋扈－－－尔朱荣盛唐大奸－－－杨国忠三起三落－－－蔡京一代国贼－－－张邦昌生财有道－－－阿合马马屁天王－－－严嵩跋扈第一－－－鳌拜第一贪官－－－和绅四、十大阴谋家伪忠伪孝－－－王莽豪强独夫－－－董卓虚伪狡诈－司马昭口蜜腹剑－－－李林甫外憨内奸－－－安禄山反复无常－－朱温汉奸鼻祖－－－秦桧湖上平章－－－贾似道红颜一怒－－－吴三桂窃国大盗－－－袁世凯五、十大才女史笔千秋－－－班昭名垂千古－－－蔡文姬凤仪高迈－－－谢道韫雁过留声－－－薛涛道观哀艳－－－鱼玄机出水芙蓉－－－花蕊夫人词国俊杰－－－李清照断肠英女－－－朱淑真纺织大师－－－黄道婆巾帼英雄－－－秋瑾六、十大宰相直钩垂钓--------姜尚成就霸业－－－管仲芝过昭著－－－李斯开国丞相－－－萧何权术之王－－－曹操千古名相－－－诸葛亮知人善任－－－狄仁杰佐定天下－－－赵普北国卧龙－－－耶律楚材独裁良相－－－张居正七、十大商人富甲陶朱－－－范蠡营国巨商－－－吕不韦官商大鳄－－－桑弘羊实业巨子－－－张骞商界巨擘－－－盛宣怀第一商人－－－胡雪岩火柴大王－－－刘鸿生家族首富－－－孔祥熙地产大王－－－徐润双栖勇士－－－章乃器八、十大名臣天下归心－－－周公改革斗士－－－商鞅流芳千古－－－房玄龄千秋镜鉴－－－魏征改革大师－－－王安石治国奇才－－－刘晏第一清官－－－于成龙扶棺谏君－－－海瑞千古完人－－－曾国藩千秋功罪－－－李鸿章九、十大昏君暴虐之君－－－商纣王亡国之君－－－胡亥傀儡皇帝－－－汉献帝白痴皇帝－－－司马衷名义皇帝－－－唐高宗苦难皇帝－－－明思宗儿皇帝－－－－石敬瑭杀兄弑父－－－隋炀帝异国囚徒－－－宋徵宗淫君之首－－－明武宗。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
浅述我国古代商人地位的变迁作者：向俊宇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8年第11期内容摘要：我国古代习惯上把整个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
作为社会基本阶层最末一位的商人，它的发展和演变，无疑对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商人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经历人文社会、自然社会的洗礼，其社会地位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遭遇，查阅材料，探访历史踪迹，本文发表浅论，初探其一路曲折变化的过程。
关键词：商业商人地位利益重农抑商海禁商会从十六世纪世界步入大航海时代后，中国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更在19世纪成为了列强欺凌的对象，曾经的天朝上国，世界第一，成为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原因是自从商鞅变法后就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所导致的，商业不发展，商人社会地位低，造成了中国商品市场的不活跃，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便选择了闭关自守，最终自己是闭门造车，然后就被重视商人地位的西方国家给赶超了。
笔者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谬论，真正导致中国走向衰弱，让中国“闭关自守”的，就是一直在叫屈的商人阶级。
因为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导致的就是不重视商业，不重视商人社会地位的表现。
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即便商人们赚到了财富，还是希望去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或者去买田地，毕竟古往今来，最保值最具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
然后商人们的目光不再投到扩大生产上，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开花结果，中国也就失去了步入工业化时代发展的大好机会，然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弱，并逐渐被西方国家所超越。
在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了以物换物的交换活动，到了夏朝，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因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商，其六世孙王亥聪明多谋，很会做生意，在货过程中被易族杀害，其子孙发兵伐易，商族为了削弱夏的国力，组织妇女织纱换取夏的粮食，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由于商部落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商被周灭后，商族人由统治阶级变成了奴隶，生活每况愈下，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重操旧业，做起了贸易。
历史趣谈中国史上最富的六个人是谁？历史上谁最有钱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中国史上最富的六个人是谁？历史上谁最有钱
导语：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我不知
美国《华尔街日报》公布的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我不知外国人的统计资料是否准确，但这六人个个富可敌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追溯一下他们究竟是怎么成为“首富”的？对于今人或许不无意义。
第一：成吉思汗
蒙古国开国君主、原名铁木真的成吉思汗(1162-1227)，是我们都熟悉的。
他的部队野蛮残酷，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不言而喻。
成吉思汗的财富主要是战利品——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俄罗斯、朝鲜等国，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入选历史上最富有的人的原因。
第二：忽必烈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1260年即大汗位，建年号中统。
经过四年的家族内战，1264年获胜并迁都燕京(北京)，1271年建立元朝，为元世祖。
他继承祖父的资产——大批的国土、无数的黄金和珠宝，他在北京建造了世界上最奢华的宫廷，他的夏都避暑宫殿散发的珠光宝气曾令马可波罗啧啧称奇。
若问忽必烈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恐怕《华尔街日报》的当事人也很难厘清吧。
第三：刘瑾
第三名首富刘瑾(1452-1510)是明朝宦官，其巨额财产当然来自BANNED受贿。
当刘瑾最终因叛逆罪被处以极刑的时候，被查出家财高
生活常识分享。
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中国历史上得“官商”中国历史上得“官商”李宝柱在我国历史上,官员个人凭借政治特权与经济垄断而经商(简称为“官商”)得现象,衍续了两千多年。
这一悠远得历史现象,赖以存在得根源就是什么？它与商品经济发展得关系如何？考察一下这些问题,认识“官商”得本质、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危害,就是有一定意义得。
历史上得“官商”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历史上得官商,自两汉迄于明、清,始终就是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得。
官僚经商全就是凭借其封建特权,概莫能外。
早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曾将蜀郡铜山铁矿收益权赐给宠臣邓通。
汉武帝时曾一度取消了这种特权,下令严厉禁止官员经商,在她去世后,霍光当政,官僚经商得特权又东山再起。
霍光之子霍禹即率先经商,私营屠宰业并兼售酒业。
至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近臣,多私自贩卖。
成帝时,丞相张禹就就是个内殖货财得大官僚兼大商人。
东汉时期,对官僚经商从未加以限制。
政府官员仍享有经商特权,追逐商利之风在官场极为盛行。
降及两晋南北朝,官僚经商仍属合法。
东晋以后,又赋予其免税特权。
因此,官员于商利所在,更就是趋之若鹜。
上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余者“渐冉相仿,莫以为耻”。
唐、宋以至明、清,历朝虽曾屡颁官僚经商得禁令,但都很不彻底。
例如:唐朝因官僚经商积重难返,遂下令一律依百姓例差科,实际上就是默许其合法性;明初,所禁经商者仅就是四品以上得大官;清初,亦只禁地方官“恃势贸易”。
在通常情况下,官僚经商实际就是一种特许得权利。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瞧出,官商所以绵延不绝,主要就是靠了历代朝廷赐予或默许得封建特权。
官商之所以根深蒂固,又在于它常与皇权串通一气。
历史上皇帝、皇族、外戚直接利用皇权经商者,也大有人在。
南朝宋孝武帝诸皇子、公主、后妃皆置邸舍,追逐什一之利。
北魏太武帝时,太子拓跋晃亦贩酤市廛,与民争利。
北齐后主亦曾置穷儿之市,躬自交易。
唐朝诸王、公主置邸店贩鬻者,亦颇为不少。
明朝武宗朱厚照则更为典型。
清代的官商文化与商贸交流
清代的官商文化与商贸交流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辛而复杂的时期，其中官商文化和商贸交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官商文化是指官员和商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而商贸交流则是指商业活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
此文将从清代官商文化、商贸交流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清代官商文化清代的官商文化在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
官僚阶层在清代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经常与商人打交道。
清代的官员往往与商人交易商品甚至投资商业活动。
一些官员和商人之间的交往就被认为是官商文化的精髓之一。
官商文化并不只是单纯的商贸交易，它还包含了文化交流。
在清代，商人们开始对文化越来越有了追求，这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在官商文化中，商人们和文人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多文人士大夫也是商人，他们能够丰富商业活动的内涵和外延。
在清代，这两个阶层就是密不可分的。
一些文人士大夫与商人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越来越深入。
官商文化在当时就代表了东西方的交流。
因为清代官员和商人经常与西洋的贸易商打交道，这就促进了东西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
有不少在华工作的外国商人在清代受到了中国的文物、古董和艺术品的影响，他们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更多的西方人，它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传播的一部分。
清代商贸交流商贸交流在清代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壮大的阶段。
在清代的商贸活动中，南北商人之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发展了许多小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而北方则为江南提供了许多粮食和生产原材料。
这种南北地区之间的贸易在清代达到顶峰，它为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清代的商贸交流不仅局限于国内，还与外国进行了大量贸易往来。
清代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珠江三角洲、黄河水系等多路往来貿易，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近年来文献资料已确认清代商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西方国家上有轨迹可循的商贸往来。
此类贸易促进了中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总结在清代，官商文化和商贸交流对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进步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
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今，这一政体仍然无改。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
如钱穆所观察到，“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
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
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
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中国历史上十大著名商人
中国历史上十大著名商人1、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2、子贡：孔子高徒，经商致富的能人。
《史记。
货值列传》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曾自费乘高车大马奔走于列国，说齐、存鲁、霸越、亡吴。
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其功甚伟。
3、白圭：战国初期周人，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
李悝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
《史记》推其为“天下言治生祖”，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失传。
4、吕不韦：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5、沈万三：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6、伍秉鉴：商名伍浩官。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
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7、胡雪岩：本名光墉，著名的“红顶商人”，近代“徽商”的杰出代表。
因与左宗棠结交，借协办福建船政局、兰州制造局之机，靠包办湘军军需物资业务致巨富。
资金最高曾达两千万以上，后受洋商排挤破产。
胡庆余堂即为其创办知名企业。
8、王炽：字兴斋，云南弥勒人，另一个‘红顶商人”的代表，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创设“同庆丰”，并改组“天顺祥”，富可敌国。
9、盛宣怀：清末官商代表人物，总办全国电报业务，承办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等实业，个中中饱私囊，累为巨富。
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关系探析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以其独特的形态和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
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经济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揭示其内在规律和特点，以及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对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背景与特点1. 背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受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中，农耕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是推动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
2. 特点（1）以农耕经济为主体：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以农耕经济为核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农耕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小农经济为主导：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
小农经济个体独立、自主，具有强烈的自我保障意识，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
（3）地域性差异：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受到地域性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存在差异。
如北方以农耕为主，南方则以渔业、手工业为主要经济来源。
（4）家族式经营：中国古代家族式经营模式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家族企业、家族农场等经济实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演变。
二、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与文化传承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是上层建筑的基础，对社会文化传承产生深远影响。
经济基础的演变推动了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变革。
2. 儒家文化与经济关系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倡导的道德观念、家庭伦理等价值观影响了古代经济活动的诚信、公平等方面。
3. 地域文化与经济关系地域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体现。
如江南地区的繁荣富庶，促进了文化、艺术、手工业等领域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1.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演变对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商业史上十大著名商人(下)
中国商业史上十大著名商人（下）作者：东方来源：《商业文化》2019年第07期Top7第一富翁——19世纪中国的世界首富伍秉鉴：19【人物简介】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
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
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
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一总商。
他借出大量的数目给外国商人（每次百万银元）以交换部分的船只出货。
他也是公认的慈善家，捐赠第一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一十万两赔款的银元。
在那个时期，伍秉鉴名声远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过生意来往的美国人建造的官邸悬挂着。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经商经历及成就】广东十三行。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
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
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
官商秘史
官商秘史官商秘史官商，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词汇，却贯穿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
官员和商人，一个是为国家管理，保持社会秩序的行政官员，一个是从事商品交换和经济活动的商贩。
然而，在古代中国，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无处不在，形成了一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画卷。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官商秘史的方方面面，了解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官商之间的联系。
在古代中国，官员和商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动。
一方面，官员从商人那里获取财富和物资，以维持官员自身的生活和权力。
另一方面，商人则通过贿赂和赞助官员，以获取特权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沟通和合作不仅在商业交易中存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商人往往会赞助政府的建设和军事行动。
他们捐资助学、修建道路、修建水利工程等，以建立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同时也能够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非常常见，形成了一种官商联合的格局。
其次，官商之间的互动也会引发一些问题和矛盾。
在古代中国，贪污和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官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和权力谋取私利，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商人则往往会利用财力来腐蚀官员，以获取特权和保护，剥夺了其他商人的竞争机会。
这种腐败和特权现象，导致了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分化。
富商们通过贿赂官员，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特权，而贫穷的百姓则处于劣势。
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权力的不平衡。
然而，官商秘史也给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好处。
商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和经济活动，刺激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他们发展了商业网络和贸易路线，促进了商品的流动和交换。
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经济达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水平。
同时，商人也推动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他们通过贸易活动，将新的技术和文化带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例如，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使得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世界各地，也将外国的商品和文化带入了中国。
徽州商人的故事
徽州商人的故事
徽州商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贾群体之一。
他们主要活跃在安徽省徽州地区，以官商相互联系和合作著称。
以下是一个关于徽州商人的故事：
据传，清朝年间，徽州商人善于招收优秀的学者为管家和幕僚，以帮助他们管理家族生意和扩大商业势力。
其中，有一位叫做富德的学者，被一位徽州商人聘请为管家，并被赋予管理家族生意的任务。
但富德对商业一窍不通，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搞。
很快，这个家族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亏损连连。
于是，富德开始广交朋友，招揽合适的人才来帮助自己。
他为彼此之间介绍合作的商家，以及互相借贷资金，对外开展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最终将这个家族的生意赚回来，还扩大了不少商业势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徽州商人不仅精于商业运作和管理，更懂得重视人才、开展合作，才能在商业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石帮
史料篇
□胡雪岩
□沈万三
□荣宗敬
□荣德生
１、晋商 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历史上， 山西商人称为晋帮。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周朝的晋唐时期； 但真正崛起于明代 （ １３６８－ １３９８ 年） ， 至 清 乾 隆 、嘉 庆 、道 光 时 期 已发展到鼎盛，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 帮， 前后长达 ５００ 余年时间。晋商足迹不仅遍 及国内各地， 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 和 阿拉伯国家， 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 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代表人物： 财可通神， 富可敌国的沈万山。
４、洞庭商帮 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 另一个 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 了— — — 洞 庭 商 帮 。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 泛舟五湖， 引起多少人 的艳羡。他经商成功， 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 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走私商品， 以利销售， 他们不仅在海营商， 还 有许多也是“陆地商”“， 水陆两栖”， 海上贸易 也做， 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 把国内 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 努力经营， 进 行多种形式贸易， 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 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官商关系与中国商法体系构建
官商关系与中国商法体系构建导读：本文官商关系与中国商法体系构建，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官商关系与中国商法体系构建——读《官商关系：中国商法前论》徐少云一、中国古代史上的官商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工商业的鄙视态度始于战国末年，在此之前，由于商业活动可以盘活经济，改善民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
战国末年以来，反对商业的态度最为坚决的是怀有国家富强抱负的法家，商人倒卖货物，赚取差价的行为在法家的眼中是对国家与国民财富的掠夺。
在法家学说成为秦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这样的观点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使改朝换代，儒家代替法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反商的观点也不曾动摇。
（一）官商关系的历史类型中国历史上官商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是官禁商，即国家或政府禁止民众从事商业活动，对民间商人严加打击。
此种做法出现在秦汉时期，秦始皇曾将商人发配边疆，汉武帝时期发配边疆的七种罪犯中就有商人在列。
禁商政策一直到魏晋之后才逐渐缓解。
第二种类型是官抑商，即国家或政府放弃对商业活动的严厉禁止和对民间商人的严酷打击，转而允许商业活动及民间商人的存在并对其加以限制。
比如，限制商人从政，向商人征收各种额外的税捐，加派额外的徭役等。
这是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部分，较之于禁商显得要温和得多，是魏晋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导的。
第三种类型是国家经商，即由国家对特定的商品行业实行垄断与专营，禁止民间从事此类商品的交易。
比如汉代的盐铁专营，唐朝的盐茶酒专营，宋代的盐茶酒醋专营等皆为是例。
为了利用商业利益的驱动，吸引商人服务于国家建设，这种方式后来演化为国家通过招商的方式，吸引商人资本，形成官商合作。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清代洋务运动后期开办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
第四种类型是官劝商或者官奖商，即国家提供若干奖励措施鼓励商人进行投资，出现于晚清时期"实业救国"的社会背景之下。
中国古代商业概括词
中国古代商业概括词
中国古代商业的概括词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商业：中国古代商业主要是以传统商业模式为主，如市集、店铺、手工作坊等。
2.自然经济：中国古代商业是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下发展的，即以农业为基础，商业为辅助。
3.官商合作：在古代，商业活动经常与政府机构合作，如盐铁专卖、税收等。
4.商人阶层：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批商人阶层，他们通过经营商业积累了大量财
富。
5.货币流通：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在中国古代逐渐流通，如铜钱、银两等。
6.商路发展：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伴随着商路的发展，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
7.商业道德：中国古代商业中强调商业道德，如诚信、公平交易等。
8.文化交流：商业活动在中国古代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如商品贸易、文化传播等。
9.历史演变：中国古代商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10.地域特色：不同地区的商业活动也有其地域特色，如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内陆地区的
陆路贸易等。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生平简介
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生平简介盛宣怀，字杏荪，号补楼。
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盛宣怀简介清后期发起的洋务运动，是为了能让国家自强自立而发起的工业运动，以期能改变中国外有强敌内有叛乱的局面。
一提起洋务运动，少不了提起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就是洋务运动中不得不提起的人。
盛宣怀，出生于中国常州盛家，是清朝的官员。
家中环境良好，因而盛宣怀原是秀才身份，后来在一次机缘之下得以在李鸿章身边当差，也正因如此，盛宣怀得以参与到洋务运动中，为自己不平方的一生增添了色彩。
说起盛宣怀的简历，那可是如数家珍。
在清光绪期间，盛宣怀先是在湖北设立煤铁总局，后又将汉阳铁厂进行重新改造，成立了有限公司。
盛宣怀所做的一切，都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垫定了坚实发展的基础。
盛宣怀的个人贡献更是众人共睹的，轮船招商局的正式成立，也即他成为了洋务运动重要的领头人之一，为此，盛宣怀大力主张发张航运事业。
而后他又建议设立电报，以促进与外的交流，使得信息闭塞的中国开始有了外来信息的输入。
盛宣怀并没有只是将重心放在工业上，他还成立了我国史上第一所由官方主办的大学，为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见到人民受到自然灾害，盛宣怀更是走在了赈灾的前头，为孤儿成立慈善机构。
盛宣怀的一生是具有贡献的一生，为中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盛宣怀更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缩影之一。
盛宣怀与保路运动盛宣怀是清朝的邮传部大臣，他的发迹与李鸿章有关。
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经常让盛宣怀为他办理某些事情。
盛宣怀也为北洋政府办理了很多事情，他曾经管理过轮船招商局，他很善于兴办实业。
盛宣怀保路运动两者又有什么关联呢?李鸿章去世后，盛宣怀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尚书。
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逼迫清政府偿还贷款，盛宣怀提议铁路收归国有。
论道“官”与“商”
论道“官”与“商”作者：谢然来源：《商业文化》2011年第02期在中国，官商一体并不稀罕，据钱穆先生考证，早在封建时期，交易活动都是从王公贵族所拥有的山林矿泽开始的，而这些地方均属私人禁地，因而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偷盗的色彩。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戒律环境中，如果没有官的庇护，商人一天也不能生存，所以，中国商与官的长期博弈，商人受控于官，不得从政的传统是随着国家的强大，逐步得到巩固的，它不可能因市场机制的建立而从本质上发生彻底的改变。
权力与市场交易的结合有几千年的渊源。
鲁迅先生称清朝末期胡雪岩为“中国最后一位商人”。
胡早年投靠地方官员，后结交了清朝大员左宗棠，从一个跑堂的伙计变成了资产达到约3000万两、19世纪中叶富甲天下的中国“官商”。
胡雪岩说：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
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
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
所以，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政治靠山。
做官也不能因用政治权力至高无上，忽略了官商延绵千年的血缘清洁，失去发育、培植商务情网。
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与市场发育的时代，中国就没有完整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历史。
资产阶级是怎样利用权力与市场媾和，留下了历史性的空白。
“中国最后一位商人” 胡雪岩完成了中国式“官商勾结”基因颤变。
经过漫长历史的演进，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把“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奉为“圣经”，可见胡雪岩影响之深远。
在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沈万山，再到那些我们身边的“红顶商人”，中国巨富无不是沿着官商结合之路辉煌腾达的。
这当然说的是中国的历史，而发展到现在中国市场经济化时代，“官”与“商”是否也有遗传中国官商文化的嫌疑呢？上海“楼脆脆”事件牵出房地产行业官商勾结的秘密。
当然，上海倒楼的原因或许与官商勾结不存在必然联系，但由于倒楼及倒楼原因调查才发现官商结合的黑幕，这是巧合的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中国历史上的“官商”中国历史上的“官商”李宝柱在我国历史上，官员个人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而经商（简称为“官商”）的现象，衍续了两千多年。
这一悠远的历史现象，赖以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它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考察一下这些问题，认识“官商”的本质、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危害，是有一定意义的。
历史上的“官商”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历史上的官商，自两汉迄于明、清，始终是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的。
官僚经商全是凭借其封建特权，概莫能外。
早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曾将蜀郡铜山铁矿收益权赐给宠臣邓通。
汉武帝时曾一度取消了这种特权，下令严厉禁止官员经商，在他去世后，霍光当政，官僚经商的特权又东山再起。
霍光之子霍禹即率先经商，私营屠宰业并兼售酒业。
至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近臣，多私自贩卖。
成帝时，丞相张禹就是个内殖货财的大官僚兼大商人。
东汉时期，对官僚经商从未加以限制。
政府官员仍享有经商特权，追逐商利之风在官场极为盛行。
降及两晋南北朝，官僚经商仍属合法。
东晋以后，又赋予其免税特权。
因此，官员于商利所在，更是趋之若鹜。
上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余者“渐冉相仿，莫以为耻”。
唐、宋以至明、清，历朝虽曾屡颁官僚经商的禁令，但都很不彻底。
例如：唐朝因官僚经商积重难返，遂下令一律依百姓例差科，实际上是默许其合法性；明初，所禁经商者仅是四品以上的大官；清初，亦只禁地方官“恃势贸易”。
在通常情况下，官僚经商实际是一种特许的权利。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看出，官商所以绵延不绝，主要是靠了历代朝廷赐予或默许的封建特权。
官商之所以根深蒂固，又在于它常与皇权串通一气。
历史上皇帝、皇族、外戚直接利用皇权经商者，也大有人在。
南朝宋孝武帝诸皇子、公主、后妃皆置邸舍，追逐什一之利。
北魏太武帝时，太子拓跋晃亦贩酤市廛，与民争利。
北齐后主亦曾置穷儿之市，躬自交易。
唐朝诸王、公主置邸店贩鬻者，亦颇为不少。
明朝武宗朱厚照则更为典型。
正德年间，他于京师繁华之处强拆民居建店，或以官店改易，或强夺权贵之店，作为皇店。
这些皇店拿着皇帝的敕书，打着皇帝的招牌，拦截商贾，横敛多科，肆行勒索，而莫敢谁何。
皇帝、太子、公主、后妃及宗室诸王纷纷经商，对官僚经商形成一种世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官商如虎添翼，益发有恃无恐，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历代的官商，也正是倚仗着以皇权为后盾的封建特权，几乎垄断了所有最能赚钱的行当。
汉代的辜榷，即独揽某项生意的专利，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开设邸店，搞囤积居奇，自南北朝至明、清，也一直是官商独占鳌头；可坐收倍乘之息的高利贷业，最主要的经营者也是贵戚官僚。
凡属新出的最赚钱的行当，如清代的票号、钱庄，咸为官员捷足先占。
有时，官商还利用其垄断地位，别创捞钱新花招。
如明代的贩盐业，名义上是由政府垄断的，贩运者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盐引（即准许贩盐若干的批件）。
而当政府发放盐引之时，内外权豪势要遍持书札，预托抚臣，诡名包占。
抚臣畏惧权豪们的势力而不敢违抗，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与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权势之大小而为之差次。
一些近臣则直接向皇帝奏乞，常得数十万引。
因此，权贵势要遂将贩盐业的国家垄断化为私人垄断。
一般商人欲想贩盐，必须从权贵之家购买盐引。
于是，倒卖盐引成了权贵们捞钱的一个新门径。
当时，权贵之家每占盐一引，足不出户，即可坐收六钱之息，千引则可坐收六百两，万引则可得六千两，数十万引则可得银几十万两。
由于上述原因，使历代官商常致暴富。
譬如，萧梁时，益州刺史萧纪在蜀十七年，收商利得黄金万斤，银五万斤。
南宋初年，大将张俊牟商利获银无数，惧人偷盗，乃以每千两铸为一球，称之为“没奈何”。
明朝礼部尚书董份放债，年得息钱数百万，以此富冠三吴。
清朝乾隆的宠臣和珅经商的本钱就有七千多万两白银，其家产折银约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乾隆中二十年财政总收入，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八倍。
如果不是利用封建特权经商，就不可能有其敌国之富。
可见，我国历史上的官商，并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也不是封建主义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冲击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
它根本不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的产物，更不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转换物，而是封建特权的产物。
历史上的“官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我国历史上的官商，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
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它只能是把商业同封建经济和封建特权结合起来。
这是它不同于近代欧洲官商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中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建立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的官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
首先，历代官僚经商，不论是搞辜榷，还是开设邸店，或是放高利贷，都与生产领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它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以不等价交换方式，靠侵占和欺诈手段，贱买贵卖，来攫取暴利，官商的盛行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也不能促进社会的一般经济的发展。
其次，官僚经商凭借封建特权，在经营中采取各种超经济的非法手段，势必会破坏市场规则与商品等价交换原则。
仅以明朝为例，皇帝、贵戚官僚的店铺，其开设往往就是靠强占民房，其经营亦多是强买强卖，稍有不从，辄加凌辱。
王店和皇店，害民尤甚。
明朝万历中，福王开设店铺，强令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其店出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行停宿。
皇店榷商贾舟车，微至担负之利，亦皆有税，负贩小物，无不索钱。
权贵们野蛮经商的直接后果，一是排挤了民营商业，如贩盐业由于权贵势要的垄断，使民商资本微细者，敛迹退避，不敢营运；二是造成了物价飞涨的严重社会问题。
正德中皇店建立不久，明人石天柱即指出：“数年来，皇店之设，商贾苦于苛索，小民艰于贸易，以故诸货不至，物价腾踊。
”由此可见，官商是商业、市场、社会经济秩序和商品经济的破坏因素。
官商作为封建特权的产物，其归宿只能是封建主义，它只能在商业中助长封建主义。
就官商资本的出路看，官僚经商所聚集的财富，除了其自身挥霍享受及继续用于经商、放高利贷之外，其余主要是用来购置土地，搞封建剥削。
因为在封建社会，土地既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和财富的主要保障，又是社会地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
所以历代官商都不遗余力地抢购土地，实行对土地的兼并。
官商资本与封建土地制度的结合，造成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这不仅冲销了官商在商业上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且进一步钳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官僚经商的影响下，民间商业资本纷纷向官场投资，大搞行贿、买官、买权、买靠山。
在封建社会，商人如能与官府、官僚贵戚相结托，以封建势力为靠山，就能为自己经商带来极大的便利。
因此，历代富商大贾不惜重金行贿，钻营勾结官府与官僚。
西汉时期，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
唐代，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
元稹《估客乐》诗说：“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
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
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
”即是商人勾结权贵的生动写照。
明、清时期，富商巨贾为“蔑祸而固福”，亦必须“援结诸豪贵，藉其荫庇”。
同时，富商大贾并不满足于结托权贵，更希望自己跻身于官僚之列，买官也是商业资本的重要投资之一。
而古代的卖官鬻爵制度，则为富商大贾进入官场提供了一条方便途径。
自西汉惠帝卖爵、文帝“入粟拜爵”的制度一出，历代沿袭，直至清朝末年，捐官买爵始终是富商大贾凭财力溷迹官场的捷径。
富商大贾由此夤缘并进，尽居缨冕之流，“大者上污公卿，小者下辱州县”，造成了无商不官的局面。
在为官经商、官商勾结、以商致官这三者的协同作用之下，整个商业即在更大的程度上陷入了封建主义的牢笼。
历史证明，官商的存在，并不能促进民间商业的发展，而只能是扼杀民间商业或将其导向封建主义。
封建社会不可能杜绝“官商”尽管官僚经商在封建社会往往是朝廷赐予或默许的一种特权，但如果允许官商滥用这种特权，“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败坏吏治，助长奢侈之风，也必然会加剧封建统治的腐朽，加速封建王朝的的覆灭。
所以，即使在封建社会，当一个王朝的统治还比较清明的时候，为了长治久安，也要对官僚经商加以严格限制，甚至明令禁止。
西汉武帝时，即曾明令食禄之家不得兼取小民之利，严禁官商勾结分利。
唐太宗时，亦曾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
后又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诸王、公主及官人，不得遣亲信在市兴贩及开设邸店沽卖。
玄宗时，又令清资官不得干商利，已置店铺者，必须转让出卖。
代宗时，复禁王公百官置邸铺贩鬻，并委御史台纠察。
后因禁而难止，遂下令一律课税，不许享有免税特权。
穆宗、武宗、宣宗时，又一再重申官僚经商要依百姓例差科。
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官员之家，不得于所部内买卖”，“凡公侯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严格限制权贵经商。
明宪宗、孝宗时，又两次下令官员之家不许占中盐引。
权贵经商受到制裁者，在明朝不乏其人。
如洪武中，驸马都尉欧阳伦遣家奴贩茶出境，事发后，伦被赐死，家奴伏诛。
景泰中，驸马都尉石璟因遣家奴以官船货贩私盐，为十三道交劾，免官为民。
天顺中，都指挥孙显宗家奴私置店房，邀截商货，逼勒取利，遭弹劾后，充军贵州。
清初，亦曾多次颁布各种禁令，如有违者即重治其罪。
综观历朝对官僚经商的限制，不可谓不周；对违禁经商的惩治，亦不可谓不严。
然而，在靠一系列封建特权来维系统治的封建社会，仅凭几道禁令，是不能彻底阻止官僚经商的。
因为，周密的限制与严厉的惩治，都没触到问题的根本。
而且，随着封建王朝的腐败没落，那些限制、打击官商的政策又必然弛废。
因而历代限制官僚经商的诏令，虽陈陈相因，但官商却屡禁不止。
以上说明，我国历史上的官商从来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火箭，从未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
官商存在两千多年，始终也未换来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将允许官商的存在，视为是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惩治官员经商，根绝官商劣迹，对于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决无任何损害，只会大有益处。
（原载198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5版，现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