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中国历史上的“官商”

李宝柱

在我国历史上，官员个人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而经商（简称为“官商”）的现象，衍续了两千多年。这一悠远的历史现象，赖以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它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考察一下这些问题，认识“官商”的本质、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危害，是有一定意义的。

历史上的“官商”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

历史上的官商，自两汉迄于明、清，始终是与封建特权息息相关的。官僚经商全是凭借其封建特权，概莫能外。

早在西汉前期，汉文帝曾将蜀郡铜山铁矿收益权赐给宠臣邓通。汉武帝时曾一度取消了这种特权，下令严厉禁止官员经商，在他去世后，霍光当政，官僚经商的特权又东山再起。霍光之子霍禹即率先经商，私营屠宰业并兼售酒业。至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近臣，多私自贩卖。成帝时，丞相张禹就是个内殖货财的大官僚兼大商人。

东汉时期，对官僚经商从未加以限制。政府官员仍享有经商特权，追逐商利之风在官场极为盛行。降及两晋南北朝，官僚经商仍属合法。东晋以后，又赋予其免税特权。因此，

官员于商利所在，更是趋之若鹜。上至“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余者“渐冉相仿，莫以为耻”。唐、宋以至明、清，历朝虽曾屡颁官僚经商的禁令，但都很不彻底。例如：唐朝因官僚经商积重难返，遂下令一律依百姓例差科，实际上是默许其合法性；明初，所禁经商者仅是四品以上的大官；清初，亦只禁地方官“恃势贸易”。在通常情况下，官僚经商实际是一种特许的权利。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看出，官商所以绵延不绝，主要是靠了历代朝廷赐予或默许的封建特权。

官商之所以根深蒂固，又在于它常与皇权串通一气。历史上皇帝、皇族、外戚直接利用皇权经商者，也大有人在。

南朝宋孝武帝诸皇子、公主、后妃皆置邸舍，追逐什一之利。北魏太武帝时，太子拓跋晃亦贩酤市廛，与民争利。北齐后主亦曾置穷儿之市，躬自交易。唐朝诸王、公主置邸店贩鬻者，亦颇为不少。明朝武宗朱厚照则更为典型。正德年间，他于京师繁华之处强拆民居建店，或以官店改易，或强夺权贵之店，作为皇店。这些皇店拿着皇帝的敕书，打着皇帝的招牌，拦截商贾，横敛多科，肆行勒索，而莫敢谁何。

皇帝、太子、公主、后妃及宗室诸王纷纷经商，对官僚经商形成一种世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官商如虎添翼，益发有恃无恐，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历代的官商，也正是倚仗着以皇权为后盾的封建特权，几

乎垄断了所有最能赚钱的行当。汉代的辜榷，即独揽某项生意的专利，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开设邸店，搞囤积居奇，自南北朝至明、清，也一直是官商独占鳌头；可坐收倍乘之息的高利贷业，最主要的经营者也是贵戚官僚。凡属新出的最赚钱的行当，如清代的票号、钱庄，咸为官员捷足先占。有时，官商还利用其垄断地位，别创捞钱新花招。如明代的贩盐业，名义上是由政府垄断的，贩运者必须持有政府发放的盐引（即准许贩盐若干的批件）。而当政府发放盐引之时，内外权豪势要遍持书札，预托抚臣，诡名包占。抚臣畏惧权豪们的势力而不敢违抗，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与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权势之大小而为之差次。一些近臣则直接向皇帝奏乞，常得数十万引。因此，权贵势要遂将贩盐业的国家垄断化为私人垄断。一般商人欲想贩盐，必须从权贵之家购买盐引。于是，倒卖盐引成了权贵们捞钱的一个新门径。当时，权贵之家每占盐一引，足不出户，即可坐收六钱之息，千引则可坐收六百两，万引则可得六千两，数十万引则可得银几十万两。

由于上述原因，使历代官商常致暴富。譬如，萧梁时，益州刺史萧纪在蜀十七年，收商利得黄金万斤，银五万斤。南宋初年，大将张俊牟商利获银无数，惧人偷盗，乃以每千两铸为一球，称之为“没奈何”。明朝礼部尚书董份放债，年得息钱数百万，以此富冠三吴。清朝乾隆的宠臣和珅经商的

本钱就有七千多万两白银，其家产折银约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乾隆中二十年财政总收入，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八倍。如果不是利用封建特权经商，就不可能有其敌国之富。可见，我国历史上的官商，并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也不是封建主义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冲击之后才出现的，而是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它根本不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的产物，更不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转换物，而是封建特权的产物。

历史上的“官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

我国历史上的官商，产生于早期封建社会。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它只能是把商业同封建经济和封建特权结合起来。这是它不同于近代欧洲官商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中国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建立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的官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

首先，历代官僚经商，不论是搞辜榷，还是开设邸店，或是放高利贷，都与生产领域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它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以不等价交换方式，靠侵占和欺诈手段，贱买贵卖，来攫取暴利，官商的盛行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也不能促进社会的一般经济的发展。

其次，官僚经商凭借封建特权，在经营中采取各种超经济的非法手段，势必会破坏市场规则与商品等价交换原则。仅以明朝为例，皇帝、贵戚官僚的店铺，其开设往往就是靠强占

民房，其经营亦多是强买强卖，稍有不从，辄加凌辱。王店和皇店，害民尤甚。明朝万历中，福王开设店铺，强令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其店出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行停宿。皇店榷商贾舟车，微至担负之利，亦皆有税，负贩小物，无不索钱。权贵们野蛮经商的直接后果，一是排挤了民营商业，如贩盐业由于权贵势要的垄断，使民商资本微细者，敛迹退避，不敢营运；二是造成了物价飞涨的严重社会问题。正德中皇店建立不久，明人石天柱即指出：“数年来，皇店之设，商贾苦于苛索，小民艰于贸易，以故诸货不至，物价腾踊。”

由此可见，官商是商业、市场、社会经济秩序和商品经济的破坏因素。官商作为封建特权的产物，其归宿只能是封建主义，它只能在商业中助长封建主义。

就官商资本的出路看，官僚经商所聚集的财富，除了其自身挥霍享受及继续用于经商、放高利贷之外，其余主要是用来购置土地，搞封建剥削。因为在封建社会，土地既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和财富的主要保障，又是社会地位和一切权力的基础。所以历代官商都不遗余力地抢购土地，实行对土地的兼并。官商资本与封建土地制度的结合，造成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这不仅冲销了官商在商业上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且进一步钳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官僚经商的影响下，民间商业资本纷纷向官场投资，大搞行贿、买官、买权、买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