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研究回顾

江丹丹跨文化交际研究回顾——对1998~2003年间发表的相关文章的统计分析摘要：本文通过对五年来各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统计分析，回顾了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程，并且讨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出建议。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研究，回顾。

对文化之间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最先开始于美国。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可谓一个色拉盘，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

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必然引起冲突。

种族、移民等社会问题在美国越来越严重。

各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的接触所产生的摩擦与冲突也日益突出。

此外大批美国商人、技术员、官员、学者等奔赴世界各地，再加上美国要在国外的其他地方设立军事基地并长期驻兵，外派人员、军人和当地人群的冲突也迭起不息。

许多外派人员出现文化休克，无法适应当地文化与生活，以至功败垂成，提前撤退（Samovar&Porter, 2000:9）。

因此研究文化之间的交际在美国便提上了议程。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T. Hall) 出版《无声的语言》（Silent Language），其中便首次出现跨文化交际一词。

学术界普遍将这部著作视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

经过二十多年的理论建构，到了七十年代，跨文化交际才正式成为一个学科。

之后跨文化交际一直是美国学者关注的领域，成就层出不穷，直到现在美国仍是这一领域的领头羊。

随着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出现，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和趋于平民化，从广度、深度以及方式看都史无前例。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地球村”一说，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可见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紧密。

但渐渐地人们发现交际中仍有不少问题不是说同一种语言就能解决的，其中各种不同文化背景是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

欧洲各国开始关注跨文化交际研究。

在中国，跨文化研究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何道宽、胡文仲等学者引入，在九十年代呈白热化，热潮到现在仍保持上升的趋势。

跨文化交际学是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林大津，1999：18）。

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人们在研究跨文化交际时采取了不同的角度和方法。

一开始在我国，对这一学科的兴趣主要集中或局限于语言教学界，其中最关注的是词汇、语用、习俗等于语言交际有关的层面（胡文仲等，1997：50）。

据统计，1993年以前，有关语言与文化的各类文章已发表了数百篇（胡文仲，1994：VII），涉及和涵盖了与跨文化交际研究有关的重要课题,诸如词语文化内涵的研究、文化与交际的关系、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语用与文化、非言语交际与文化等。

这些论文基本上被收入在胡文仲主编的《文化与交际》和王福祥、吴汉樱编的《文化与语言》两本书中（张向阳，2003：54）。

1993年以后, 这方面的文章更是不断地出现在各类外语刊物及高校文科学报上。

笔者意欲对近五年来在主要核心外语刊物上刊登的有关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以求对国内近年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动向和研究课题等有所了解，以及对今后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有所掌握。

数据以及分类分析的时间跨度为1998年1月到2003年4月，选择了《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中国翻译》等13种核心外语期刊，阅读和收录了351篇有关文章，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分类和统计分析。

所选文章大致分为六类，分别为：文化与语言（L），文化与语用（P），文化与翻译（TR），文化理论研究（CT），文化现象与对比（CC），以及文化与教学（T）。

所选文章在各期刊分布如下：在分类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扰是最大的。

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跨文化交际最初引进到国内也是自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大部分成果由语言学界所取得。

人们从文化词汇的对比来看文化之间的异同，从思维方式的差异来看语言形式和文体的差别，还有从招呼语、委婉语等语用学方面的对比来比较文化。

因此，单纯从语义或语言形式来探讨文化的文章都归入文化与语言一类，语用方面的归为一类。

另外，翻译与语言也是息息相关。

只要是翻译活动，无论是笔译、口译还是机译，都脱离不了语言。

语言是进行翻译的载体，没有语言也就无所谓翻译。

在上个世纪末，国内兴起文化热，翻译界也刮起与文化相结合的旋风。

无论是译学理论探讨者，还是翻译实践工作者，无不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和讨论。

这样，在分类时，在文化与翻译一类，便有很多不可避免地和文化与语言有重叠。

但为了方便统计，只要文章为翻译这一主题服务，文章便定位为翻译。

此外，文化现象及对比一类的篇数偏小，是因为单纯进行对比的文章比例偏小，但并不表示这方面缺乏研究，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关文化的文章无一例外会提到两种文化以上的对比，因此，在分析各类别各自的发展趋势时，会把所有与文化对比有关的文章统计在内。

讨论：各类比例大致如下饼图：从数据看来，在语言与文化方面的文章数量最多，占了总数的30%。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切，一种语言也就是一种文化。

而交际主要是靠语言来进行的，因此跨文化交际与语言的关系也最紧密。

在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用错一个文化词汇，便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另外，文化与语言方面的文章最多，也可以知道，在近来的文化研究中，语言学界以及外语学界的学者首当其冲。

在国外，语言学界或外语学界无法包揽这类交际研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和支柱，提出很多成熟的理论，取得很多卓越的成就。

但是，如上所示，研究成果都集中在语言学界及外语学界，且都是经过对比语言形式的异同，来看其表现出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描写和对比稀少，只占了5%，在五类中是最少的。

而且涉及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的文章不多，只有9%，与语用一类并列倒数第二。

可见其关注范围显得过于狭窄，研究方式过于单调，研究的角度也稍嫌单一。

正如刘润清（2000）所指出的“零散罗列现象为多,整体系统研究居少;低层次的概括为多,高层次的抽象居少;实用性的建议为多,理论建树居少”。

尽管跨文化交际无法离开语言，语言也反映文化。

单纯从只字片言的语言现象去看文化的异同是比较主观的片面的方式。

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才是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或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直接探讨各种文化的根源和特点，了解各民族各国的文化内核---价值观，熟悉各国的哲学思想才是根本之道，掌握了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在交际时才可以自主地调整交际方式，并且理解和包容各自的行为和语言。

因此，笔者呼吁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这类研究，可以为跨文化交际学添加新角度。

原有的研究学者也可以尝试跳出语言学的圈子去探索跨文化交际的奥妙。

最近认知语言学也是很热门的一门学科，注重研究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从人的思想去研究语言的产生和交际的过程。

这是一个新的视野。

每个人在交际过程中都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为什么说这句话而不说那句话，为什么选择点头还是摇头，这都取决于交际双方的思想和抉择。

而影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背景。

文化塑造人的最根本的性格和处世方式。

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看看人在交际过程中文化如何影响行为和语言的决定。

但是，因为现在对大脑结构只能说是知其皮毛，人的心理过程更是知之甚少，所以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六年来只有七篇，都是从隐喻的角度来探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国外，早已有Gumperz（甘柏兹）（1982）等社会语言学家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话语策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可以借鉴。

另外，翻译方面的文章也比较多，有29%，这与最近的文化热不无关系。

翻译者通过文化的对比来看两种不同语言的互译，或者通过文化理论来论证翻译方法，还有的提倡从文化大环境去看译者的选择。

再看各年度各类的发表文章。

因为2003年只过了半年，所以不作对比，只作参考以及探查最新现状。

总体看从1998至2002年，2001年文化与语言一类的成果最多，2000年则侧重于文化与翻译。

1998、1999及2001年语言类和文化比较以及文化理论类的差别悬殊，到2002年，各类所占比例相差不大，语言类下降最快，几乎是产出最少的一年。

产出也是最多的，翻译在2000和2002年也比较多，这说明跨文化交际学的实用性增强。

传统的教学方式倾向于语言教学，都注重语言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运用的效率。

语言是互相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学习一门语言的目的也就在于使用这门语言来交换我们的思想。

只是掌握一种语言的语法或者精于阅读，不足于与异国友人交谈以即时互通信息，也就等于哑巴。

所以近年来已经注意培养口语能力。

但这仍然不够。

上文说过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是接触一种文化，语言习得与文化习得应该是同步的。

因此，国内开始在语言教学导入文化因素，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意识。

在63篇教学类的文章中就有15篇提到语言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占了24%。

有4篇提到与文化层次相应的文化能力的层次性。

翻译方面也相应提出翻译的三个层次，都与文化的表层，中层和深层相对应。

语用类在98至2001年间的数量较多，2001年达到顶峰后，在2002年落到最低点，甚至在2003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内发表的文章都比它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各类发展曲线看来，笔者认为在2002年，研究者都开始把注意力从语言现象或言语行为上的对比及解释集中到理论的建构以及在教学、翻译方面的应用方面，比如文化比较类、教学类以及文化理论类在2002年都处于其曲线的最高点。

翻译类也是五年内第二个高潮，语言学及语用学类则是五年内的最低潮。

学科建构除了理论的确立，还需要研究方法的确定。

谈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方法,胡文仲(1999:1)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目前我国的研究来看,一般性的探讨较多,而基于大量数据的研究比较缺乏。

前者相对说来比较容易,而后者需要花费许多时间、物力和财力。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要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做出成绩,必须在收集数据和实地调查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只有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做得扎实,理论探讨才会有真正的深度。

”五年来的文章多采用解释性说明的手法，列举现象后说明可能原因；有采用演绎性说明的方法，先说明可能的背景原因，再讨论可能导致的行为或语言差异。

定量研究非常少，只有8篇文章是采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或者有借助数据分析来说明，且集中在99年~01年间。

确实，文化似乎难于作量化分析，但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人们的言语行为是可以量化的。

量化分析研究相对比较科学和精确及直观，对于崇尚模糊的中国人来说有互补作用，可以弥补定性研究中的人为不确定因素，值得借用和推广。

刘润清也呼吁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超越简单的分类加举例阶段,以严谨的定量方法和深入的定性方法,对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进行扎实的处理和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1):14)新发展：当中有七篇文章提到俄国国情语言学里的文化场理论，虽然着重点是语言与文化关系，但对于整体上建立文化图式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