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联合体视野下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

V ol. 6 No.5 Oct. 2012

第6卷 第5期2012年10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08-2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2012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A 类项目“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意义研究”（编

号：JA12046S ）。

［作者简介］蓝华生（1973-），男，福建上杭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福州大学法学院环境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政治哲学，环境法学。

［通讯作者］蔡晓良（1969-），男，安徽安庆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哲学。

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的公民性、公民教育概念是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语，但是从马克思思想理论视域展开的研究比较薄弱。只有把现代公民和公民社会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才能使其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比较清晰地解释现代公民和公民社会生成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不但不能平息学术界对公民社会及其相关概念的非议和质疑，而且直接影响公民社会、公民教育在当代中国存在的正当性。本文试图在重构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公民社会的历史生成”这一问题。

一、自由人联合体视域下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从现象上看，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共同体的力量天然大于个人。为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人必然有机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共同体，即联合体或集体。从本质上看，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分化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构成部分，即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等。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等共同体是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果，它并不以个人的理性和意志为转移。

人类最早的社会共同体主要是氏族组织和原始家庭，氏族成员和家庭成员从属于自然血缘关系。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逐渐从社会中产生出来，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氏族制度被国家代替了，人类从此进入文明时代。居于文明时代低级阶段的奴隶社会

自由人联合体视野下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成

蓝华生，蔡晓良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自由人联合体是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当代世界正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并且伴随着现代公民社会

的生成。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新发展，构成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现代公民是个人在现代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它与公民社会相表里，行进于“自由人”的历史进程中。

[关键词] 自由人联合体；自由；公民；公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2)05-0050-05

和封建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主要采取专制的政治制度形式，国家在统治社会中吞噬着社会，二者的高度对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形态的分化。即使在带有民主因素的古希腊城邦国家，社会生活与政治国家也是重合的，这种重合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的淹没，意味着对个人自由和社会独立的抹杀。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民主国家的成形，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真正分离与互动发展。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把握时代，研究了两种重要的联合体——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及其关系，指认了二者必然被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根据俞可平的研究，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认识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世纪，市民社会淹没于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国家从社会手中夺走了全部权力，个人没有独立的权利，他是不自由的，他依赖于国家共同体。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完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成为现实，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使二者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个人也获得一定的人权和自由。后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国家复淹没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再度合二为一，这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作为一对历史范畴，也就不复存在。[2]关于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实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概括的那样：“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

DOI:10.14067/ki.1673-9272.2012.05.022

工作，以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监督和罢免，服从人民的权威，“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4]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共同体的设想。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替代物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上是自由人联合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同等程度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还有人类解放、自由王国等等提法。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承载这一价值理想的制度是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6]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物质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因此，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看，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自由、丰裕、公有与民主的价值世界。

二、当代世界正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马克思160多年前提出的社会理想，如果至今尚未实现或者部分实现，岂非咄咄怪事？岂非说明马克思的科学预测是完全空想？准确再现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重要的，在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重构更加重要。当代世界主要由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共同构成，二者形成共处、借鉴、竞争、斗争的总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世界的中流砥柱，当前主要贯彻以人为本和社会和谐相结合等战略思想，尽管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不断生成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特质，逐步实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求证当代世界正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关键在于阐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内在生成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人联合体因素。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首先，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发生革命性变化，以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劳动对象日益扩大。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脑力劳动者的人数不断超过体力劳动者的人数。同时，资本主义自由企业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为指导，实行强大的物质利益刺激，大大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向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当前突出表现为金融资本全球化。正是在科技革命、管理革命、优质人力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开始迈向智能化阶段，发达资本主义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社会。

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1]关于后资本主义时期取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将之规定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明确结论是马克思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的典型形式，“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共同体、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等等支配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经济规律，明确了资产阶级共同体在无产阶级共同体的斗争中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存在和加剧，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共同体必然被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经济共同体所取代。“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批判性分析，所以，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具体组织形式，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详细的论述，但是还是作了一些可贵的“隐喻”。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把股份制企业、合作工厂看做初级形式的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经济组织。由于股份制企业“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有产业”，因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

马克思同时认为，受现代的资本共同体支配的政治国家共同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只不过是阶级共同体统治的工具，对工人阶级共同体的自由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所以，这种被黑格尔神化了的国家共同体不过是“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的赘瘤”、束缚活生生的市民社会共同体的“蟒蛇”。政治国家等等冒充的共同体 “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必将为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所取代。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是是自主治理者联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在那里公共权力回归社会、全体人民自己治理自己。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指出的那样：“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作为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民主的社会共和国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归人民掌握，人民以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