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诸葛亮学习为将之道(二八)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的矛头直指精神空虚、百无聊赖、不顾民生、浪费贤才的封建统治者，寄愤慨于讽刺，抒发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叹情怀。贾谊后来因梁王坠马而死，觉得自己有责任，郁郁而死。一代英才，就这样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了。毛泽东对此深为感慨，认为贾谊“惜乎死得太早了。”他还专门写过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
二八、假 权
“假权”作为一种个人的道德勇气和决断素养，固然必不可少，但在现代社会中，仅有“假权”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在制度上确立各自的责权利，避免各级领导决策的随意性。
〖原文〗
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赏罚，是犹束猿猱之手，而责之以腾捷；胶离娄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赏移在权臣，罚不由主将，人苟自利，谁怀斗心？虽伊、吕之谋，韩、白之功，而不能自卫也。故孙武曰：“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曰：“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
洪迈此论纯属书生之见，有一点吹毛求疵的味道。只有在事端面前才能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大将风范；若在平素，只能是装模作样。周亚夫的大将之才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对汉文帝以军礼待之，这是“侍君而法不改”；发生“夜惊”时镇定自若，这是“临事而心不乱”；对梁王刘武的屡次求援置之不理，这是“舍小以就大”；对吴楚联军的声东击西之计洞察秋毫，并且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是“以智识其诈”。事实证明汉文帝对周亚夫的评价是正确的，洪迈对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评价人物的方法不足为后人效仿。
在我国历史上，汉文帝与汉景帝属于开明皇帝，他们执政时间从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前后差不多有40年，这个时期是西汉社会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是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国家实力大幅度增强，“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庶景象，史称“文景之南角，周亚夫却命令加强西北角的戒备。果然，吴楚联军的精兵不久就迂回到西北角，发动突袭。由于汉军早有准备，吴楚联军的攻击屡屡受挫，加之军中缺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撤退。周亚夫立即派精锐部队追击，大获全胜，斩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兵败自杀。由于周亚夫治军严谨，而且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前后只用了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大大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举兵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面对危急的形势，景帝依照文帝的遗训，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军东进平叛。临行前，周亚夫向景帝请求：“楚军剽悍轻捷，难于和他们正面争锋。我们可以把梁国暂时舍弃给吴国，然后断绝敌军粮道，方可制服他们。”景帝同意这个战略方针。
再说景帝，他在继位之初对晁错也是信任有加，称其为“智囊”。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采纳晁错的意见，同意削藩，而且确实有所动作。早在文帝时期，由于国力强盛，用人得当，使得一些诸侯的谋反得到及时平定，没有造成大的叛乱，但诸侯王叛乱的隐患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根除。晁错以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吴王的谋反迹象，建议文帝削弱其势力。文帝因其为自家兄弟，于心不忍，没有采纳晁错的建议。公元前154年，晁错上书景帝，再次建议削藩：
王安石在《兴贤》中指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周亚夫出奇制胜，立了大功，这与文帝和景帝对他的信任分不开。他自己也善于假权，在前线充分施展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确实是古今少有的良将。对于周亚夫的善于用兵和治军严谨，历来少有非议，但宋朝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周亚夫军中曾出现过“夜惊”的事件，怎么能说他用兵老成持重、指挥若定呢？
周亚夫率军出征，准备在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集结部队。当军队来到灞上时，周亚夫采纳赵涉的计策，从灞上右行走蓝田，出武关，从而避开吴国可能设置的伏兵，平安抵达洛阳，取出军械库的武器，然后将军队集结于荥阳。当时，吴楚联军猛攻梁国，梁王刘武不断派使节向周亚夫求救，但周亚夫置之不理，而是领兵向东北进发，在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南）深沟高垒，准备坚守。刘武向景帝控告周亚夫，景帝遂下令周亚夫赴援，周亚夫拒绝接受诏令，只坚守营垒，同时派谴一支轻骑兵绕到吴楚联军的背后，切断他们的粮道。吴楚联军粮草供应缺乏，利在速战，急于和汉军决战，于是百般挑战，周亚夫始终不予理睬，只是固守。
贾谊之死，汉文帝难辞其咎。他尽管对贾谊的才华和智慧很欣赏，但由于他是由功臣和同姓王拥戴上台的，不愿意在自己立足未稳之时贸然得罪这两大集团，从而引起政治动乱。在“稳”字当头的思想指导下，文帝只好牺牲贾谊，这是造成贾谊个人悲剧的时代原因。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没有一套使优秀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合理制度，而只能寄希望于“圣主”的出现，这是造成贾谊个人悲剧的体制原因。可以说，贾谊的悲剧既是文帝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三者兼有，而加诸贾谊之身，其悲尤甚，不亦痛哉！！！
〖解读〗
“假”的原意为“移交”，引申为“授予”。因此，所谓“假权”，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上级要将指挥作战的权力全权授予带兵将领，使他们可以不受制约地行使职权；二是指前线将领要不拘泥于上级所赋予的权力，而是要依据客观情况，在正确领会上级总体战略意图的基础上，敢于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作出新的判断和决策，或者修正上级已经明确的事项。
“将军有令：‘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守营都尉断然答道。
过了一会儿，文帝驾到，照样被堵在营门之外。于是，文帝只好让使臣拿上天子的符节，进营向周亚夫传达诏令：“吾欲入军营慰劳将士。”周亚夫传令让守卫打开营门，请文帝车驾入内。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守门的都尉又郑重告诫文帝的随从：“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文帝听了，只好让人“按辔徐行”，放松马的缰绳，慢慢地走着。文帝来到中军营帐，只见周亚夫全副戎装，手执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他见了文帝，只拱手表示欢迎：“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闻听，大为震动，不由得面目严肃，用手扶着车厢前横木，微微躬身行礼，并遣随员称谢道：“皇帝敬劳将军。”劳军完毕，文帝一行仍然小心翼翼地离开军营。
《军势》中讲：“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因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名言，历来被开明的君主和杰出的将领奉为领兵作战的经典，而且凡是有成就的君主与将领，无不是这句名言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诸葛亮在本篇中所说的孙子与周亚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孙子试兵”的故事，笔者在《习练》篇的按语中讲过了。周亚夫是西汉名臣绛侯周勃之子，以善于用兵、治军严谨而闻名。他作为绛侯的继承人而被封为条侯。公元前158年（汉文帝后元六年）冬，匈奴集结重兵，大规模进犯汉朝北部边境。为了防备匈奴进攻，汉文帝刘恒任命三位将军分别守卫京城长安附近的三个战略据点，宗正（主管皇家事务的官员）刘礼率军驻灞上（今陕西省蓝田县北），祝兹侯徐厉率军驻棘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河内郡（今河南省武陟县）郡守周亚夫率军驻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
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德至厚，王当改过自新，反益骄，诱天下亡人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
但是，就是这样的两位开明皇帝，也做了不少糊涂事。他们虽然在战争环境中可以容忍将领“假权”，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那种糟蹋人才、诛杀功臣的恶劣本性就表现出来了。文帝时的博士贾谊，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但文帝未能使他充分施展其抱负与才能。在一些人的诽谤之下，文帝将他发配到长沙，担任长沙王的太傅。有一次，文帝因想念他而将其召回，并且深夜在宣室与他攀谈。令人遗憾的是，文帝不是与他探讨有关治国安邦之道，而是闲扯鬼神一类的无聊话题。贾谊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就连这类话题，都把文帝吸引得津津有味。文帝为了听得更清楚，竟忘了君臣之礼，自觉不自觉地向贾谊身前移动了一下坐席（史书称此为前席），离贾谊越来越近。待贾谊讲完，已经是天放微亮了，文帝虽然一夜没有睡觉，也不觉疲倦。对于贾谊的博学多才，文帝也有自知之明，曾自叹弗如：“我好久未见贾生，自以为超过了他。今天一交谈，才知道还是不如他啊！”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对文帝的这种行径哭笑不得，写了一首题为《贾生》的诗予以嘲讽：
人才史上有一个并非罕见的现象：一个杰出的人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受到排挤，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最后因压抑而死，甚至被冤杀。这种悲剧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虽然每一次都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于杰出人才的压抑和摧残。西汉时期的贾谊与晁错就是这种制度的两个典型牺牲品。
有一天，汉文帝为了激励士气，亲自去慰劳军队。当他到达灞上的刘礼军营和棘门的徐厉军营时，劳军的车驾都是长驱直入，毫无阻碍，整个军营内松松垮垮，看不到严整的军纪和备战的气氛，文帝驾到与离去时，将军以下的军官都骑着马迎进送出。可是，当文帝来到周亚夫驻守的细柳营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持兵刃，整个军营内剑拔弩张，井然有序，呈现出戒备森严的气氛。文帝的先遣官抵达营门前，守门的卫兵不准入营。先遣官对守营都尉说：“天子即将驾到！”
〖译文〗
将领的责任重大，他们掌握着士兵的生死，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肩负着国家的安危。如果国君不把奖赏惩罚的权力授予带兵作战的将领，就好象束缚住猿猴的手臂而要求它跳跃腾挪，蒙蔽起离娄（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人物，看百步之外的东西能见秋毫之末）的眼睛却命令他辨别颜色，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由国君亲近的权臣控制军队，而带兵作战的将领却有职无权，这样就会使得人人苟且偷生，各怀私利，谁还愿意在战场上拚死战斗呢？果真如此的话，即使谋略高超的伊尹、吕尚再世，功勋卓著的韩信、白起重生，他们不要说建功立业，就连自保其身也做不到。因此，孙武说：“将领在外作战，国君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周亚夫说：“军中只发布将军的命令，不传达国君的诏书。”
周亚夫营门挡驾，整肃军容，使文帝的随行人员吃惊不小，认为周亚夫太目无君尊了。可是，文帝本人却对周亚夫极其欣赏，在返回长安途中，他感叹地发了一通议论：“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灞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文帝通过这次实地劳军视察，发现周亚夫治军严谨，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便在匈奴边患警报解除后，“拜亚夫为中尉”，让他具体负责京师长安的治安戍守事宜。文帝临终时，嘱咐太子刘启说：“如果国家有急难，周亚夫可以信任，命其将兵！”文帝去世后，刘启继位，是为景帝，便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