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第21课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备课资料]

《第21课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人教版）》备课资料
九江市一中周明学
2011、9、30
课程标准：了解“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说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一、“文革”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践踏：乱踩，摧残。

）
1、表现：
（1）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断（民主制度遭破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十年未召开；民主党派机关被封，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实行。

（2）包括宪法在内的各项法律名存实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失去保障（法律制度遭破坏）打、砸、抢、抄、抓、斗等。

典型案件：刘少奇冤案
（3）各级合法的党政领导机关被非法夺权，陷入瘫痪（合法机构遭破坏）
起点：上海一月革命
结果：一元化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

1968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
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
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

毛泽东认为上海
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这半句“革命委员会好”
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
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
“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
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

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
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
层人员的利益。

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1978年宪法进行修改，第五次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

至此这种特
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终告结束。

2、教训与启示：
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

（1）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存在弊端
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

启示：必须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要健全党内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专断等。

（2）社会主义法制存在弊端
如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
启示：必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要确保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

二、新时期法律制度的健全
1、平反冤假错案：
1982年大体结束。

2、从无法到全面立法：
（1）宪法的修订和修正
新中国以来共有四部宪法：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

1982年以后，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确保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到目前，八二宪法作了四次修订：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

宪法修正案，是指以修改宪法年代的先后重新设立条文，附于宪法典之后，按照“新法优于旧法”或“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凡与新条文相抵触的旧条文一律无效。

宪法修正案是宪法的组成部分。

（2）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3、从法制到法治：
（1）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

有法必依是普遍的守法原则，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心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

（2）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1999年正式写入宪法。

补充——法制与法治辨析：
从内涵上讲，法制，就是法律制度，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而言的。

法治，则是“法的统治”，它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方略。

实行法治首先要有法制，但有了法制不一定就有法治。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法西斯政权，都有各自的法制，但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法律至上，“法律就是国王”，而不是“国王就是法律”；二是良法之治，“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恶法非法治之法；三是法律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

从运行状态上讲，法制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

法治则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是一个由许多运动中的状态联系成的，使法律从观念走向现实、从精神走向物质的过程，是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是对法律制度的运用和实施，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

从价值层面讲，法制追求的只是秩序，是为了维护统治而需要的秩序。

法治则在秩序以外，必然包含着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内容，它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专制的统治不可能有法治。

三、新时期民主制度的重建与完善：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建：
重新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了局部恢复到全面恢复的阶段。

局部恢复主要表现:一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头两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能在中央一级开始恢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仍处于停滞状态。

二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修改了1975年宪法，重新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律地位和作用，重新得以确认。

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强调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完善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明确提出“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全面地发展了1954年宪法，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国家机构等都作出许多新的重要规定。

这个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加强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加强了乡镇人大建设，改进和完善了民主选举制
度。

2、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
1982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更多强调党派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更多强调多党合作。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
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此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律。

在中国，有序言的法律只有两部：宪法和本法。

4、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
199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干部由上级政府任命到由村民直接选举，培养普通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