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关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收获》，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崔建英版本目录学文集》全面反映了崔建英先生在古籍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

他认为图书馆中文古籍工作可以开展更多的文献研究，其中研究文献类型的萌生、发展、衍变、特点和文献价值是研究重点。

崔建英先生对版本学的贡献在于版本鉴定，他注意将文献内容与版刻特征相结合，提出区别同版不同刷印阶段的相关概念，并提出“版本志”的目录体例。

下载论文网［关键词］崔建英版本学版本志古籍文集崔建英先生的文集就要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令人欣慰。

2006年崔先生去世，生前未来得及整理个人文集。

2008年起，我们就开始搜集整理先生发表过的论文和未刊文稿以做文集出版的准备，收录到文集中的文章共计45篇，较全面地反映了崔先生的学术思想。

编辑文集的过程，对笔者来说是又一次系统学习的过程，同时也加深了对先生学术思想的了解。

1 立足于图书馆的古籍文献研究崔建英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学家，不过他深入研究版本学、版本目录学并取得突出成就是在1980年以后，而此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文献类型、价值等方面，文集中这类文章有十几篇。

崔先生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科图”），一直到1992年退休，在科图工作了一辈子。

他没有什么令人骄傲的学历，所取得的成绩完全是凭自己在工作中的勤奋努力和多方学习。

初时，他只是个图书采访员。

既采购中文普通书，也采访古籍。

买书的事，看似简单而事实上并不简单。

那个年代，古籍文献资源日趋枯竭，采访人员要花各种心思来补充馆藏，使本馆藏书具有特色，《地方志采访漫记》一文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科图的藏书中地方志是一大特色，但要更完备，则需补充所缺，是要动一番脑筋的。

崔先生说，他考察清楚了全国收藏方志的几大中心，为提高工作效率，与同事采用缩微复制的方式到外地补充科图方志所缺，先后在天津、南京等地的图书馆开展这项工作，富有成效。

还采用了交换的方式以补充馆藏，比如用科图的《李朝实录》与天津馆交换回缺藏的清代方志。

所以不熟悉文献的特点与分布状况，这项工作是做不好的。

采访古书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发现问题的过程，这部文集中收录崔先生最早的文章是1962年发表的《方志辨》，刊载于当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印的馆刊《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上，对什么是方志以及方志的起源与衍变做了深入分析探讨，这篇文章反映出崔先生好学深思的特点，受到学者赞许，地方志研究权威朱士嘉先生阅读后就曾去科图与崔先生会面探讨，那时崔先生只是个30岁的年轻人。

崔先生对工作极为用心，所经眼的古籍越来越丰富，尽管那时所碰到的古书以清版居多，但史料价值较高。

他用书录的方式记录下对这些书的认识，早年发表的《采书集录》，对149种书从书名、作者、版本、内容等方面给予揭示。

其中尤以抄本为多，也有稿本、刻本、批校本、绘本。

书录，也称题记、书志，是中国传统目录的一种体例，不拘形式，全凭著录者的眼力和角度。

从事过古籍编目的人知道，识别著录抄、稿本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组书录体现了崔先生在鉴别与揭示古籍上过人的能力。

科图虽是国家科技文献中心，古籍文献的收藏也很有特色，在地方志、明清诗文集、小学、金石、中医药、目录等方面的收藏较为完备系统，很受学者重视。

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就需要图书馆员能揭示与开发这些资源。

图书馆工作常被人看成“书皮子”学问，言下之意是很难深入到文献里面去。

“***”前，崔建英先生曾先后整理过金石拓片、地方志。

1978-1979年借调到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总编室工作，参与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负责辑订隋唐五代部分）。

这些文献工作加深了崔先生在学术上的积累与认识，逐渐形成了从图书馆古籍工作的角度去研究文献的模式。

除上面谈到的《方志辨》外，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还发表了《历史文献与地震史料》、《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识乡土志》等论文。

以后又侧重从版本方面揭示《台湾府志》、《宁洋县志》、《福清县志续略》、《西墅草堂遗集》、《二如亭群芳谱》等珍贵古籍。

对科图收藏的140种见藏于日本的稀见地方志缩微胶卷用书录的方式给予揭示，编辑影印了《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

通过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相关工作，我们看出崔先生主张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应侧重于资源开发和类型研究。

图书馆中文古籍工作除了传统的编目、分类、典藏、阅览外，还要依托馆藏开展更多的文献研究，比如编制大型的资料集，研究文献类型的萌生、发展、衍变、特点和文献价值，这类研究学术价值、应用价值高。

基于这些认识，他觉得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是大有可为的，但前提是具备较为扎实的文史基础并有执著的精神。

现代图书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文献的收藏和馆藏建设越来越呈现同质化的倾向，其实，文献的产生与传播自有它的规律方式，学习前辈的经验有助于深入开展馆藏建设与开发。

2 在古籍编目的深厚实践中发展了对版本目录学的认识文集的主要篇幅是关于版本目录学和古籍编目实践方面的论述，计30余篇。

崔先生的治学后来完全集中在版本目录学领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在古籍编目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并解决问题的过程直接相关。

中国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历史虽悠久，但全面广泛地开展深入研究是从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开始的。

1978年，全国近800家藏书单位参与了目录编制，崔建英先生作为科图的成员参加了总目的汇编与审校工作。

科图的古籍收藏具有一定的规模，它的前身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编有《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按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要求，各馆基本上是根据馆藏目录核对原书就可以报送卡片，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崔先生发现不少前人的著录错误。

而当四方各地的十几万种书的著录卡片汇聚到北京时，发现著录上存在的问题就更多，而只面对卡片不核对原书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就有了“善本总目”组织的各路巡回检查。

崔先生参加了东北地区的巡查工作，抽验了4 000余种善本。

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反映在《古籍著录琐见》、《明别集版本审订札记》、《版本目录识谬述例》等文章中，他认为这与版本目录学的历史、方法以及现状都有关联，反映出传统版本学与目录学积累的薄弱，这也直接影响到古籍编目的质量，尤其在版本鉴定这个关键性问题上。

基于这些认识，约从1980年起，他率领本馆善本组的几位同志开始对本馆善本做重新鉴定著录，这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

就工作程序而言，他们决不套袭任何前人著录，完全由著录人员从书中提取版本依据，并记录下来，留做档案。

遇有疑问或版本证据不足时，则在京内查验同版书，若收藏于京外，就求得同行以书影和摘录版刻序跋、版刻特征等方式提供佐证。

这种发现问题并立即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使其产生了对版本学新的认识。

1986年，我以学生的身份加入到这支队伍当中，感受到了扎实谨严的工作氛围。

他们的工作环境就是在古籍书库里，秋末春初以及整个冬天，书库里的温度也就是十二、三度，但大家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真是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

王海燕、李晓亚两位大姐是骨干成员，她们每天做好的卡片都由崔先生校验把关，遇有典型问题，崔先生就召集大家“会诊”，顺便考考每个人识别版本的眼力。

他对自己、对我们，要求都极为严格，卡片上记录的版刻鉴定依据不断修改、修正。

由于古籍版本鉴定著录的难度，所以崔先生从不要求赶进度，就是希望著录人员能沉下心来，把工作做彻底。

所以，当载录8 400条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完成时，前后竟花费了10年之久。

长期编目实践中解决了哪些问题、产生了什么认识呢？崔先生在这10年中发表了一组论文，把对版刻鉴别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梳理上升到规律性认识。

他认为，版本鉴定著录上的错误，一是缺乏科学的鉴定方法，二是著录人员鉴别版本的识力欠缺，二者又是相互影响的。

崔先生关于版本鉴定的建树主要在两个方面：①打破版本鉴别中传统的“观风望气”的片面做法，注意根据“文献内容本身，序跋作者或校注人的生活年代，以至结衔、职官、地理、纪年等用语，甚至印章文字”[1]1-2加以考辨版刻年代和刻印人。

在具体操作中，“凡明确标出年份刻家者，书中皆有具体依据，依据不具体者，则参酌内容、字体、版式、讳字等对刻年作相应的模糊标示”[1]3-4。

他举出大量事例归纳出著录人员常会出错的几种情况，并给出解决办法，这就是***年发表的论文《古籍刻年著录致误原因分析》。

②区别同版古籍不同刷印阶段的系列论文，界定或提出了增修本、补修本、初印本、后印本、递刻本、汇印本等概念。

崔先生常说，传世的宋、元版毕竟很有限，已经被前人著录题跋，多方揭示，而大量的版刻问题其实集中在明、清版，因为品种多、数量大，一书刻成后又一再刷印，就形成了一个版本群，它们是同版，但在不同的刷印阶段必然存在差异。

若不能准确鉴定、清晰著录，就会造成版本体系的混乱，降低版本目录的质量。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具有强烈的群体审校的意识。

对于这个问题，前人的认识是初步而模糊的，要提出科学清晰的概念，需要在开阔 d 视野里进行观察。

崔先生在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负责明、清别集的审校，这些现象就是经常出现的。

同时在编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时，又不断利用京内外同版书进行印证，因此他关于同版不同刷印阶段的认识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

正是因为崔先生在版本鉴定与著录上的创获，我们把文集命名为“版本目录学文集”，凸显出这部著作的特色。

为了把古籍编目工作做得彻底，1987年，崔建英先生提出了版本目录的一种新体例——版本志，并在20年后出版的《明别集版本志》这部重要著作中呈现出来。

图书馆传统古籍目录的骨架基本是以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项支撑的，所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出版时，著录内容主要就是这些，但作为总目录、联合目录，学者在使用时常常会感到版本特征提示不足，特别对删去当初已有的版式行款记录颇有指摘。

在没有书影的前提下，记录行格是标明版本个体特征的主要手段。

但实际上，问题并不仅止于此。

崔先生认识到，“合格的联合目录条目，应该是经过充分考察，尽可能地搜集到它的主要依据，基本上可以正确反映它本来面目的。

一种书的版本依据，往往来自天南地北，或得于自然提供，或求诸多方查索。

种种周折，甚至是靠某种机遇，可一不可再。

正因为如此，这些来龙去脉多被保存下来，记录有案，有意无意地编写了一批‘版本档案’”[2]。

正是这个思路启发了崔先生建立“版本志”的设想，否则，这些版本依据将会如过眼云烟般消散，今后再进行各种联合目录的编纂时又要从头开始审查版本。

所以，他提出的版本志的内容包括：版式描述、特征记载、版本考订三部分，是程序式的，而不是随笔式的。

这样一来，等于给每一种中国古籍就建立了如同“植物志”、“动物志”、“矿物志”一般的标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