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

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形态与法制结构陈申申一为中央集权制度正名1.1 社会稳定需要新理论我们今天的革命理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

目的是为了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

为此，革命者从西方引进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一整套理论，然后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造反有理的说法。

衡量理论好坏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为革命的目标服务。

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中，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几乎被全盘否定了。

革命胜利了，革命的理论就不容置疑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之战，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

在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革命的气势仍然一天比一天高涨。

革命的理论因此而得到发展。

以革命的口号鼓舞人心，以战争动员的方式发动政治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成了常规的做法。

甚至，扫除文盲，除害灭病，看样板戏，都以这种大量耗费社会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共产党执政几十年了，革命理论依然占着主导地位。

可是，革命不能永远干下去。

在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对当权者造反有理的理论，就只能造自己的反了。

在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大仗打不起来”的基本判断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和开放取代革命和战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社会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再来一场革命，而是要让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让社会进入正常状态。

为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了解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

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过去为了革命，把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在中国任何统治者都必然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实行统治。

虽然，中央集权的政治实践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可是，在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制度选择。

我们需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为社会的稳定，为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化，为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路线，政策，办法，找到通向成功的道路。

1.2 全世界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全世界的选择。

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

欧盟的建立更体现了欧洲为了应付对外竞争和内部协调在政治制度上正在进行的重大调整。

可是，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实行中央集权的做法就会大不相同。

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将会比较出什么样的中央集权的制度更有竞争力。

1.3 中国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只可能在中央集权下实现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和协调内部利益，中国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通观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合就是中央集权稳固，人民生活安定的时候，分就是诸侯割据，天下大乱的时候。

总的来说，合与分的因素始终都存在着。

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自秦朝以来的中国历史，合是常态，分是常态的偏离。

分是合的解体，是合与合之间的过渡。

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占着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官民之争，变法与保守之争，进入现代以来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各种主义，道路之争，以及长期存在的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之争，实际上都在作用于当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或是维护，或是动摇，或是以新换旧，实现旧的中央集权向新的中央集权的过度。

可是，万变不离其宗。

中央集权的制度本身在中国没有改变。

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一个稳定不变的执政者。

这不是理论，也不是政治主张，而是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必需承认的现实。

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就不可能依靠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完成，而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制下，通过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来完成。

我们只能从这里出发来探索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变迁的可能的选择。

在这样的探索中，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经验就会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

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

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实践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真知。

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中所有的成就几乎都是暗合了历史的成功经验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那些失败也都早就有了历史的教训。

1.4 对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种种误解必须纠正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被描述得一无是处。

这些描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文字狱都被描写成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共同特性。

这就不是事实。

这些事件之所以载入史册，就是因为它们都偏离了正常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比这些事件残忍得多的事情都长期存在过。

可是因为是当时的正常状态，所以就不能构成一次次的历史事件。

比如说，直到明朝，中国还有殉葬制度。

让大批的活人为死人殉葬，不能说不残忍。

但是，因为被当时的社会认为是正常的，就不会作为历史事件载入史册。

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被社会舆论认可的，所以，才会载入史册，成为千古奇冤。

活跃的社会思想，从来都是支持中央集权统治的精神支柱。

政府保护了老百姓思想的自由，所以才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王道与霸道之说。

实行王道，就是统治者以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制定国家的政策。

霸道就是统治者借助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老百姓。

实行王道的条件就是要倾听社会的呼声，就需要有活跃的社会思想。

历朝历代，中国的思想界都是非常活跃的。

统治者不论信仰如何，对不同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宽容的。

不同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一直是长期共存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执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断时续，执行过程既艰难又痛苦。

可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就不是一朝一代的政策了，而是社会的基本状态。

当年的历史学家不仅在研究历史，还要记录当朝皇帝的所作所为。

他们秉笔直书，批评朝政，才给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做不到，当年却做到了。

近代中国，霸道时常占着上风。

蒋介石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林彪主张“我国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统治者如此霸道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言论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

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只到县级。

一个县只有三个县级和副县级的官员吃皇粮。

那就是县长，即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管钱粮的，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长，以及县卫，管刑名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

县以下完全依靠民间组织自治管理。

这些民间组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维护治安，发展经济，树立道德风范，都要依靠他们才能完成的。

翻开中国历史，民间的教育，民间的医生，民间的艺术家，等等民间事业比比皆是。

小到家族的祠堂，大到文人的学社，商人的商会，等等民间组织无所不在。

甚至，民间还可以组织军队。

今天仍然广为人知的杨家将，岳家军，在抗击外族入侵时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们都来自民间。

直到晚清，还出现过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等等，都曾经为稳定政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们都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

再比如说，官营工商业都被看成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经济特征，也不是事实。

东汉时期盐铁论的讨论就说明当时的经济基本上是民营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激烈的讨论制盐和造铁是不是要由政府来经营。

如果本来就是官营的，这种讨论就不会出现了。

还有人把自给自足看成是中国小农经济的特征，这也是不对的。

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

农民并非都完全自给自足。

市场交换，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是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

象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样的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都是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统治下天然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和底层社会的自由思想的民间组织同时存在，他们一起既支持，又限制政府的权力，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广泛的自由，民间的教育事业，医疗事业，和各种文化事业都曾经得到了蓬勃发展。

人们不会去苦苦的追求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

这恐怕就是中国人以自己五千年的文化却不知道何为民主自由，甚至连“民主”，“自由”这些词汇都要从国外引进的原因吧！二，与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相应的中国政治形态2.1 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与稳定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一起同时稳定存在的就是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

皇帝家族的最高统治，文官集团组成的政府，再加上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相互支持，缺一不可，才是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最起码的正常状态。

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统治，以今天和历史上的情况相比较，我们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当人们在总结美国为什么能够超过欧洲，后来居上获得成功的时候，常常会说到美国的自由。

美国的法律很简单。

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人们都可以去做，不象欧洲有那么多的陈规陋习。

在相当长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只用了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的税收就为美国人民提供了能够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

可是，现在美国政府的开支已经达到了国民收入的20%以上。

看一看古代中国，在社会处于正常状态时，都能做到这些。

中国早就有了统一的国家，自由的市场，人们享受着极大的自由。

历史学家们对于明王朝的研究发现，这个农业大国的中央王朝的财政收入仅仅相当于农民收入的5%，大概还不到今天税率最低的香港的18%的三分之一。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处于完全不正常的状态。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可是，近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恢复到历史的一般水平。

社会还没有完全从党政军合一的战时状态中摆脱出来。

改革开放虽然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有目共睹。

但是，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管制的状态到今天还没有解除。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还十分罕见。

在完善法制的口号下政府部门的权力甚至还在日趋强化。

违背宪法精神，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仍然在不断地被炮制出来。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学，民间教育事业几乎被全部摧残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中国的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完全在民间完成的。

现在的学校都用政府编制的同样的教材教学生，背书考试成了主要的教学方法，升学率成了对中小学考核的主要指标，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用这样的方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摧残青年？是功？还是过？甚至是罪？近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更是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把教育和科技推向了唯利是图的深渊。

以名校为代表的官方知识界中出现的学术腐败的现象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象今天这样，除了政府办医院，民间的医生几乎被全部禁止得一干二净的情况，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