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仰韶文化的开发和研究

浅谈仰韶文化的开发和研究
仰韶文化是我国目前覆盖范围最广、遗址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新时期时代文化。

仰韶文化最早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因此而得名。

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渭河流域、河南西部和晋南地区，延伸范围北至河套地区、东到河南东部、西达甘肃中部、南及汉水流域，有遗址二千多个。

仰韶文化是中国锄耕农业的典型代表。

针对黄河中游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仰韶先民培育了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耕作物。

在汉水中游的湿润地区，水稻有较大范围地栽培面积，依靠的农具主要是石锄、石斧、石刀等。

仰韶文化存在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延续了二千年。

在这二千年中，文化的发展使仰韶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三个发展阶段。

这三个发展阶段由于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周边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很大的文化类型，并相互影响，使仰韶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一、仰韶文化及发掘历程
仰韶村在城关镇北7.5公里，位于黄土台地上，村子东西两侧有深达30米—50米的深沟，被称为东沟和西沟，在村南约0.5公里处合二为一。

沟壁暴露着第三纪的红土和第四纪的黄土。

村北约3公里便是韶山、飞山等一系列石灰岩丘陵，这是仰韶村取名的由来。

由深沟上坡之后，便可看到路旁暴露的文化层，灰土中夹杂着陶片、石器等。

文化层的厚度1米—5米不等，并且有许多口小底大的袋形灰坑，尤其是遗址中央部分的大路西侧，暴露得相当清楚。

遗址的面积，由西南至东北长八九百米，宽约300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可见其遗址规模的宏大与文化埋藏的丰富。

仰韶村遗址自开始发掘到现在，已经过90个年头，它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剧变和风雨的剥蚀，但遗址的面貌基本没有变化。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仰韶文化的发掘历程。

1921年10月27日—12月1日安特生对仰韶文化进行发掘，在仰韶村共发掘了17个地点，同时还在其西边的不召寨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又发现了杨河村、西庄村等史前遗址。

仰韶村的发掘主要是安特生和袁复礼主持日常发掘事宜，同时担任测量工作，他们所完成的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是最早的一幅作品，这显得十分珍贵。

1933年杨锤健和裴文中到仰韶村和不召寨调查，在仰韶村采集到百余件考古标本，以石器为大宗，包括打制和磨制的两类石器，这表明当时的打制石器仍然盛行，填补了过去对这个地区发掘工作的空白。

1951年6月，夏鼐一行4人在仰韶村调查、试掘。

开探沟一条，切到安特生所发掘的旧探沟五条，复核了地层堆积，并发现墓葬9座，这里是安特生所称的仰韶文化墓地。

不过从地层关系进行考察，这几座墓葬应该是在遗址废弃以后才埋进去的，已经不是原生的地层，而且所包含的陶片中有明显的冲刷痕迹，另外墓葬里没有随葬品，不能确定其时代归属，但决不可能早到仰韶文化。

此外，在路旁断崖上还发掘出半个灰坑，坑壁用草泥土涂抹平整，由于灰坑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龙山的两种因素，因此被认定为混和文化的遗存。

从以后的考古发现证实，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所以，在仰韶村遗址中存在混合性质的遗存，应该是确实的。

除仰韶村外，我们还对附近的不召寨、下城东和杨河村等遗址进行了调查。

1980年10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绳池县文管会配合仰韶村居民的房屋修建，发掘了200多平方米，对仰韶村遗址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如这里被分成四期：（一）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二）仰韶文化的晚期类型；（三）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四）龙山文化晚期的三里桥类型，代表着从仰韶到龙山的连续发展过程。

当然仰韶遗址可能还存在着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早期类型以及较晚的遗存。

随着以后考古工作的继续，揭露的遗址现象可能会更加复杂。

1985年11月，河南省考古学会和绳池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在绳池联合召开“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共提交论文50多篇，出版了《论仰韶文化》的专刊
《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在仰韶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近年来，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也曾多次到仰韶村考察和著文论述。

严格地讲，仰韶村遗址有着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大家的认识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为了揭露地下的考古遗迹和扩充博物馆的陈列，进一步的发掘研究也必将早日提到日程上来，我们相信新的发掘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二、仰韶文化的时代分期
仰韶文化的发现也导致许多不同的理解如认为商文化的若干成分直接承袭自仰韶文化；或把仰韶文化同传说中的夏代相当，并认为它属于胡文化系统。

当1930年发现龙山文化之后，又有不少人主张仰韶和龙山属于来源不同的两种文化，甚至提出“夷夏东西”说。

以上的论点，大抵从文献的角度出发，从而忽略了考古学的实证要求。

1819年安阳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为仰韶龙山和商代的文化序列，提供了可靠的地层证据，同时也间接印证了仰韶村可能包括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遗存。

安特生则力图否认上述观点，在他的正式报告里，公布以水平层对各类陶片的统计表，不过这种水平层的发掘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陶片颜色的分类上，很容易忽略文化遗迹的复杂叠压关系，不能从根本上反映文化层位的真相，也就导致一定的混乱。

由于两元对立的观点，以致不少人把豫西一带的仰韶文化遗存作为混合文化来处理，这是“夷夏东西”说的直接后果。

同时，仰韶、龙山两元对立的观点，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化多元说的理论基础，这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现又为仰韶和龙山的渊源关系提供新的论据。

这里在仰韶文化的上面，叠压着龙山早期的遗存，它具有仰韶和龙山的过渡性质，被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气后来的一系列发现证实，它有着广泛的分布，但过去多被错误地作为仰韶文化来处理，仰韶村的遗存同样也不例外。

从文化性质考察，庙底沟二期文化虽以灰陶为主，仍有少量彩陶，甚至很多器形也承袭自仰韶文化。

同时稍晚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是承袭庙底沟二期文化而发展的。

至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的文化脉络和继承关系都是比较清楚的。

此外，更早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少量彩陶片，又可能找到仰韶文化的源头。

因此，夏商周的产生和发展既与仰韶、龙山、二里头诸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后来的历史传统又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所谓多元论的假说，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仰韶文化由于地理分布和年代早晚的不同，其文化面貌也表现了一定的差异。

一般分成不同的类型以资区别：如黄土高原被分成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四个类型华北平原则分成庙底沟、大河村或后岗、大司空村等不同的类型，意味着它们是仰韶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分别具有地域或时期的概念。

至于有人分别称它们为文化或时代，就难免混淆仰韶文化的基本因素而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

同时，仰韶文化还对周围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黄河下游的大汉口文化，都接受过仰韶文化的影响。

至于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甚至东南沿海的大湾文化所流行的彩陶工艺，都同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充分表明仰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结语
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意味着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如从史前文化到历史时期的过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代表着连续发展的中间环节。

通过继承发展的凝聚性和相互交流的多样性，终于形成以商周文明为核心的主体部分，并导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壮大，这无疑是近代考古学的重要贡献。

因而以文献为基础的多元论，自然失去必要的立足点。

至于从文献的角度出发，采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接同考古发现相结合，如有人主张仰韶文化与黄帝相当，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与黄帝相当，显然都不符合考古学的实证要求，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我们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探索，以实事求是地复原人类历史的演化规律，而不能再回到古器物学研究或
信古、疑古论战的老路上去。

仰韶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61年3月4日，仰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仰韶村遗址的保护已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果绳池县文管会所制定了《仰韶村文化遗址保护方案》，新建300平方米的长廊用来保护断崖上的地层剖面以及文物陈列，对宣传遗址保护和乡土教育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仰韶村遗址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且在黄土高原的史前遗址中，保存是最为完好的，如果能把仰韶村建成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将能充分达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目的。

因为植被和绿化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和加强遗址保护；同时农民的户数不多又受到遗址局限不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规划可对双方有利；目前公路已经修通，由县城可直达仰韶村。

这些都为建设遗址公园和仰韶博物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如此的规划，对遗址保护和开展古文化的观光旅游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
[2]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