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问题的文化视角

李约瑟问题的文化视角

——浅析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但是，为什么近代科技却产生于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古代典籍也被大量焚毁的欧洲呢？我们的停滞究竟源于何处？

在这里，我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为何近代中国会落后于西方。

第一，小农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自然的，中国文化也被深深打上了小农意识烙印——重农抑商、重人事轻科技、重礼教轻平等。这些观念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薄弱，尤其是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开始延缓甚至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所实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它的实行，首先根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而不是用来买卖。农业经济成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而商业便相对地不被统治者所看重。其次，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比较崇尚重义轻利，而在实践中与此相联系的便是重农抑商。商人往往是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可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则认定“为富不仁”，商人是典型的“小人”代表。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采取了重农抑商政策。这种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商业的发展，而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也就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就不

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其次，重人事轻科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此特征一方面由于中国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而造成——重农抑商政策在严重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没有生成对科学的强烈要求和发展氛围。科技一旦失去了社会动力的支持，也就难以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也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文化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同的。前者把自然当作审美的对象，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后者把自然当作认知的对象，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因此，前者看重的是人事，后者看重的是科学。这也是近代中国科技渐渐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但科考的指定书是儒家的经典，科学技术知识从来不列入科考的内容。这也就否定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而引导士人从小埋头四书五经。所以，毫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君而死的“忠臣”，比比皆是，但是，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的布鲁诺那样，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人。所以，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还能有多少人去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再加上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妨碍了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在古代发明了伟大的火药、指南针，却在近代被洋枪大炮轰开了国门。再次，重礼制轻平等，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而礼教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在以伦理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上建立起等级秩序。礼教包括礼仪、礼制、礼俗、礼义等多方面的内容。应该说，礼治精神培养出了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风尚，比如尊长爱幼等，在血缘基础上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对整个社会稳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之后，礼治精神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其本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董仲舒的“三纲”学说明显加强了君、父、夫对臣、子、妇的统治。唐宋以后，理学进一步加强了思想专制，竟造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论。这些论调严重摧抑了中华民族许多优秀子孙的心智和功业，使中国人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个性被压抑数千年之久。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批寻求个性解放，主张超越封建藩篱、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潮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展开，此时是在明末清初。

第二，集权思想的严重阻碍。千百年来，中国都是一个集权国家，集权的思想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就连神圣的学术界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由集权思想引领下的几种政治制度，是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最大障碍。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痛失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最佳时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最为相似的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可到汉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至

千秋万代，竟然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将其集权控制从政治上延伸到学术界，此招一出，近代自然科学注定就不会在中国产生。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不解，罢黜百家和科学有何关系？殊不知百家之中，不仅是操合纵连横之术者，还有诸于墨子这样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但最重要是不仅是损失了一个墨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学术界从此就没有了学术自由，中国再也不会产生象墨子这样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了。所以站在科学的角度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毒害中国最深的一种政治措施，它不仅使中国痛失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最佳时机，而且对后世贻害无穷。同时，“禁言”使中国失去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土壤。有很多科学家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时，总有这样一点：中国人不注意保存自己的研究成果，可研究成果如何保存，当时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出书了，可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人敢出书吗？前有“焚书坑儒”之鉴，后有“清朝文字狱”之覆，中国的历朝历代，哪一代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中国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不是不想保存自己的研究成果，实则是不敢保存。还有，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严重压缩了自然科学发展空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在促进社会进步曾起到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站中科学发展的角度，们举制度的存在，严重压缩了自然科学发展的空间。科举制度，如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官本位的思想亘古不变就是源于此。所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做的是八股文章，鲜有读其它书、做其它文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自然科学还有发展的空间吗？近代的自然科学当然不会在中国产生。

第三，缺乏科学系统的哲学思想。我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我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

第四，东西方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差异。首先，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其次，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逻辑思想是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