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孙立平

作为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

研究目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疑问的提出

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完成的国家任务），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式。国家制度的改革正在使过去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特征逐步消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淘汰了过去的集体经济，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国家在农村的弱化和衰败，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和瘫痪。

（３４４）

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任务：定购粮的整合艘、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３４５）

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在农村任务的改变。

与城市生活相比，农村中社会生活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346）？“魔术”

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描述与分析两个方面。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故事文本）３４９

相较于结构功能分析、冲突理论

最基本点：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

前提，对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

以社会互动为视角：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体现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超越。事件之间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者随机的联系。

与一般历史分析不同。静态的，变化不是过程。情节是由跳动而停顿的画面编织出来的。

三、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目标的选定。

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工作方式：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意味着一种正式的国家权力因素与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因素的遭遇。３５３

在通常的情况下，某些结构和组织只是作为一种无为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只是存在着，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于这样的因素，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动员能力从一种潜在的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状态，是与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并且是被不断营造出来的利益共同体。

笼统地说当今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多大，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影响动员能力的结构性条件，我们也只能作为一种基本的背景来看待。354

体制与组织结构的缺陷。

“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

国家向农民收取的资源。

定购粮收购。土地承包协议同时签订一份粮食定购合同。

统筹提留款。

临时性的摊派款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这种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权力的正式规则为基础，而常常是基于民间社会中的本土资源。（道理、人情、人伦关系等）363干部包村制度。（驻队）体制背景：强者的权力处于不断弱化的趋势之中。人民公社制解体后，原来可以有效贯彻国家意志的组织依托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目前农村是自治的，但是一些由国家下达的比较棘手的工作，是很难由这种自治组织独立完成的。371

总体性社会国家权力的有效是与两个因素直接相联系的，其一是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其二是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形成的组织系统，在农村就是人民公社的组织系统。379

但改革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国家开始从农村中部分地撤出，农村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资源，特别是组织资源大为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衰变之中。379/

权力的非正式行使的社会认知问题。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联系。第一，对于权力行使的道德评价；权力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乎情理。后者具有民间的标准。且各地的风俗习惯决定了情理的不同表现形式。二是对于权力基础的认知。父母官认识仍然是稳固的。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了官民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含有官员应当具有对子民的道义责任的含义。381

结论，如何解释国家权力衰败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完成。基层政府官员对正式权力之外的本土性资源的巧妙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权力的资源，从而强化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

本土性资源并不总是抗衡国家的一种力量，它有时也可以被国家利用，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