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巴金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一

众所周知，巴金的晚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少有的。他32岁时才谈恋爱，40岁才结婚，终其一生的爱人只有萧珊。其原因有二：其一，巴金视写作为生命，自从他开始写作以来，“他整天价地，日也写，夜也写，忘记了饮食，忘记了苦痛，忘记了自由。”（1）他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把时间抓得很紧，担心恋爱婚姻会影响到写作。他在步入老年时还对李黎说过：“工作就是写作。我过去不是写就是翻译，不是翻译就是编，所以时间很要紧，我四十多岁才结婚，怕家庭妨碍工作；每年写上八个月，再到处看看朋友啊，住两三个月。”（2）其二，他认为“爱情不过是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点缀。它是火，玩火，是危险的”。（3）从巴金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在年经的时候的确无暇顾及个人的感情，为了倾诉自己内心的激情和生存的压力，他几乎废寝忘食地写作和翻译。他的写作虽然都非他个人的自叙传，但几乎都是有感于朋友和家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写作的目的都是基于能给人以帮助。或许是朋友们的爱情悲剧触动了他，使他未曾经历过爱情就如此理性，认识到“当一个人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的时候，连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得到他的注意了。”（4）

巴金视写作为重恋爱婚姻为轻，担心盲目的爱犹如玩火的恋爱观，在他早期的一些爱情小说中就有明显的表现。如取材朋友桂君的爱情悲剧而写成的《初恋》，讲述了一个名叫唐君的留法学生，一见钟情于法国少女曼丽。正当他们两情相悦时，曼丽却被她冷漠无情的父亲带走，从此音讯杳无，给唐君留下无限的怅惘，十多年了也未能淡忘。朋友们身上接连发生的恋爱悲剧，深深地触动了巴金，使他有意识地关闭起了自己感情的闸门。所以，在他日后的不少作品里，凡是写到爱情时，无不呈现出与事业的矛盾；写到个人时，难以逃脱与家庭的冲突。书信体小说《爱的十字架》，表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爱只会成为背负不动的十字架。小说写“我”的一个友人，昔日朝气蓬勃。六年前与有“中人之姿”的宝珠结了婚。妻子温淑而善良，岳父母一家待他很好。他与妻一同到南京求职受挫，妻服毒自杀，自己投水遇救，妻妹又爱上了他，愿伴他左右。但他有愧自己的无能，不愿伤害她，独自一人走了。他生命中两个爱他的女人，一个被他“杀”了，一个被他误了，他陷入自责和愧疚中不能自拔，成天借酒消愁，最后，毁灭了自己。现实的冷酷与黑暗使巴金知道，与生存的压力相比，温馨的爱情是那么易碎。1933年创作的《玫瑰花的香》，就表现出为了救治社会而舍弃爱情的思想。小说写钟馨主动送给张文一朵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他们热烈的相爱了。可他们爱的激情却被失业夫妇的哭声、驶过的囚车、长江一带的水灾和工厂的失火等消磨殆尽。最后钟馨不辞而别，留给张文清醒的惆怅。

舍弃爱情固然是生活的无奈选择，可保持爱情走向婚姻，其结局也未必称心如意。巴金在《一个女人》中就表达了这种思索的结果。芸和剑风结婚后和大家疏远了，生活的压力使他们的身体江河日下，日见衰老，再也找不到从前朝气蓬勃的影子了。《春雨》则通过兄弟俩不同的人生之路，再一次论证了生活的艰难，爱情婚姻和事业的矛盾。哥哥在念大学时与嫂嫂相爱，不顾家人反对组成了小家庭。可美好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哥哥有了孩子后，生活负担加重，患上了肺病，不久就辞世了。弟弟则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感情里，而是怀着希望过上了一种真正的生活。巴金用小说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专注于个人情感的青年男女就是获得了美满的爱情，其婚姻也难以承受黑暗现实的重压。在困苦的生活中，爱情本身不仅会消散，而且还会使人意志消沉，乃至于被生活所吞噬。面对陷入“围城”困境的青年男女，巴金指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冲出“围城”，确定新的信仰。《化雪的日子》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伯和和景芳在大学里自由恋爱而结婚，又一起留学国外。伯和有

了新的信仰，想回国干一番新的事业；可景芳则梦想继续过安定和美的家庭生活。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沟通的障碍，爱使伯和苦恼不已。一对恩爱的夫妻因生活观念的不同，磨擦不断争吵不已，最后两人含泪分手。四年后，景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而也使为了信仰而抛弃温暖家庭生活的伯和形象得以最终完成。

二

在巴金的创作中，他很少将自己的爱情经历写进作品。他小说中留下萧珊影子的只有《抗战三部曲·火》。萧珊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参加青年救亡团和战地医院作看护的经历，为巴金《火》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巴金后来说：“冯文淑就是萧珊。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火》的第三部，“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5）此外，日军占领广州前夕，巴金与萧珊在逃亡中相依为命的情景，也被他写进了《广州的最后一晚》、《从广州出来》等旅途通讯中。巴金曾说，在那些通讯中，“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6）1939年，巴金在写《秋》时，因“掘发人心”，心情坏透了，幸有萧珊以女性的细腻温情，不时从昆明来信安慰他，才使他度过“用刀子割自己的心”的日子。由于萧珊、大哥和朋友们的友情温暖了巴金，才使他在《秋》的结尾中，一改构思中灰色的结局，而让觉新活了下来，觉民和琴结了婚，出现了一丝亮色。巴金在《秋》的序中写到：“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为此要感谢的四人中，就有“在昆明的LP”（7）。巴金在感情上是一位真君子，萧珊生前，他忠贞不渝；萧珊死后，他矢志不娶。萧珊去世多年，他还难以忘怀。他在《怀念萧珊》写道：“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虽然巴金直接取材于自己的爱情经历所写的小说不多，但在他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里，都有较大篇幅的爱情描写。巴金写爱情，并不拘泥于男女主人公琐屑的感情纠葛，也不着意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与时代社会的深广联系，更不见男女庸俗的亲呢动作和挑逗的性心理描写。他在《〈爱情三部曲〉总序》中宣称：“我并不单纯地描写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而且我还相信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因为人在“公”的方面善于作伪，而只在“私”的方面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也可以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8）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两性之情，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就使巴金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有别于普通的爱情小说，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巴金早期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悲壮的理想色彩。《灭亡》中的杜大心在“爱”的观念上，就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理想。在充满丑恶的社会里，有志的革命青年，不能因温情脉脉的个人感情而淡忘了人生的历史使命。巴金在刻画杜大心这个真诚而带病态的青年革命者典型时，主要是通过他与表妹相爱的夭折而铸就了他对人生的憎恨来表现的。杜大心离家出走后，又目睹了秘书长的小车在大街上撞死人扬长而去的惨象，从而加深了他的愤世嫉俗。他与李静淑的感情使他压制的本能之爱有所萌芽，可好友张为群的死，使他憎恨人生的想法又占了上风。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就是杜大心爱上李静淑后与自己人生观相悖而产生的痛苦。当他决定去刺杀戒严司令时，他却难以割舍内心深处对李静淑的爱。最后，他经过痛定思痛，憎世哲学战胜了爱的牵挂，他为了理想舍弃了爱情和性命。小说正是通过杜大心在爱情上的不幸遭遇和病态心理，完成双重的“灭亡”的题旨：把幸福建筑在别人苦痛之中的压迫者必将“灭亡”，而“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也以此阐发了“灭亡”的意义：后继者将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