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历史就是解释”

辨析“历史就是解释”

对于“历史就是解释”这一命题，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道理的。

在西方史学界存在了一个统治西方史学界一个多世纪的学派，那就是兰克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66年），为了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而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他片面强调追求绝对的历史真相，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分离。他主张主体对历史资料不应该做任何的解释和认识，不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显然只能说是对历史资料进行了简单地堆砌，使得历史研究只具有史料作用，而在认识和解释上显得肤浅、苍白。在兰克的观点中是存在问题的。原生态的历史是没有明确的意义和方向的，十分混乱，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历史是不能被人们所理解的。在兰克的说法中，要客观公正，不偏不移，排除个人主观因素，执著地、求真求实地进行史料的记载，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像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历史文献，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已经经过前人思想的过滤，具有一定的逻辑体系和意义结构，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的。我想兰克所用的历史资料也是进行了前人的加工处理，尤其是曾经的研究者的解释。所以说历史是在解释的基础上出现的，解释非但不会有损历史的真相，反而有利于历史真相地呈现，因为解释为我们打开了一条了解历史的通道，提供了一种接近历史的可能。因此，我们在有意无意间，自觉不自觉间，都会对我们所面对的历史进行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解释。

历史学家探索过去，了解历史，面对的不是无声的物体，而是一群群活生生的人。只有当历史学家开始运用理解和感受能力时，历史才得以存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在他的《历史学的理论与研究》一书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只有当下人对现实生活的某件事情产生兴趣的时候，对它进行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才能称之为历史，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之所以会被当今的人所提起、让当今的人感到亲切有趣味，是因为它在今人看来，是与现在有某种或直接或微妙的关系，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与今人当前的兴趣产生共鸣，只有这样死的历史才会变活，所以说历史的意义是在现今历史学家对它的解释。

历史学家通过解读以往人类行为留下的史料（文献的和实物的）来解读以往人类的行为，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些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是靠历史学家对他所要解释的那段历史的理解决定的。因此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作用就像文学批评家对他的文本一样：他对公众解释和传达它的意义。甚至在狄尔泰看来，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本质上类似于专注象征的

意义的文学批评。在历史研究中，在史料不变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对史料存在不同的解释就会得出不同的历史。就像对于《诗经•周颂•臣工》中“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銍艾”的解释，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范文澜先生通过这句话认为西周的生产者已经有了自己的劳动工具，正是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最根本的区别，另外可以知道农民们还有了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有了自己的经济，并且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要在地主的土地（公田）上以力役地租的形式向土地所有者贡献无偿劳动，另一部分时间在自己所使用的土地（私田）上从事生产。封建社会始于西周；而郭沫若先生却认为西周仍是奴隶社会，认为那些话是国王对田官说的，是叫农人们调整好田官所管理的耕具。并且认为这首诗是田官所作，从中只能看出作诗的田官有了私田，却不能看出农民有了私田。认为西周并不是封建社会的开始，真正的开始要到战国时期。如果作为《诗经》中单独的一句话，“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銍艾”没有经过历史学家的解释，人们不会了解其中的历史。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证据、史料无论它是多么充分、足够，但是这些证据、史料是不能自行给出意义的，它只是供人们解读的文本，要经过史学家创造性的解读和自身特有的解释才能成为历史。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所运用的史料，在我看来也是前人的解释。虽然史料在留存下来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散失，加上现在被发现的史料也是有限的，但在这些已经被发现的史料中有很多是经过前人之手研究或者解释后留存下来的。所以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是在前人的解释上进行更深刻、更详尽的解释。在史料使用的范围上，历史学家根据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前人对这个问题解释上留有的不足，运用新的史料或者是对旧史料的新看法进行历史的补充或者创新。而这些所有新增的东西都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解释。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不断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在解释上增加新的解释，希望能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往日状态和变迁的过程。而历史学家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解释融入到这个大的解释之中，以求更加完整、具体。

从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程序来看，也是需要解释的。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确定都离不开解释。每个事实都是一个解释，而每个解释都是一个事实。历史事实被历史学家记录在案，这些事实不是同客观、实在的事实一样，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动的。李大钊也曾说过：“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可以否认，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活动都不可能复制，因为在历史演变中，时间是一维的，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这就决定了客观的历史真相一去不复返。而人们要知道这些历史事实，就要通过对所发现的各种历史资料，无论是实物的还是文献的进行解释，以期待能够尽量得到最真实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在不断地解释中产生、更新、发展的。在古时，出现各种奇特的现象，如日食、蝗灾等都会和统治者的统治措施是否适当，统治者是否具有德行联系起来。但是在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知道日食等都是自然现象，并不与统治者的德行有关联。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解释不相同，历史事实也存在差异，历史事实的确定是和解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也可以说是“历史就是解释”。

再者，历史叙述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叙述的完成也离不开解释。每位历史学家都在最大限度地收集资料、证据，来撰写历史。历史学家收集的史料，首先应该是正确的，如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国号宋，定都开封；公元208年赤壁之战；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拿破仑死于1815年5月5日等等，历史学家考订这些关键的细节时，会花去大量的时间，而且这些细节还不容许有任何的疏忽。可是即使这些细节全都能够考订清楚并且准确无误，根据这些确凿无疑的基本知识也并不存在需要讨论的问题，人们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对这些基本知识的解释。这时对于历史的叙述就很有必要。完整、周密、有深度的历史叙述，不光只是简单的把要叙述的事情讲清楚，而是要把它讲透彻了，所谓的透彻就是还要叙述与这件事相关的事情，叙述这件事的内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比如叙述战争，不是只是把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人物、影响等叙述清楚就好了，而是要把战争放在历史整体的演进过程中，叙述与过去、未来的联系。历史叙述是对历史事实的组合和贯通，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筛选，历史学家的史观、史才是关键，要形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并赋予一定的意义和说明，历史叙述就更离不开解释了，可以说历史叙述与解释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

但是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并不能是历史学家虚构的，无中生有，自己编造出来的解释，是必须要有一定的依据和准绳的，既要与过去相联系，又能以未来为参照。那些能给历史以合理解释的历史学家，总是那些具有既看到过去同时又看到将来的、有长远眼光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将来能给予他们一个更深入的、更持久的洞察力，比那些只把眼光放在过去的历史学家能得到的要更深入、更持久。历史学家对历史意义的解释，首先依靠的是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理想。每个历史学家都其不同的理想、精神和追求，例如社会公正，人人自由平等，人类真善美等等，这些都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解释的终极指向，希望通过解释让人们存有对未来的希望。如果没有这些人文价值理想，就不会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的观念和想法，从而也就没有了历史。再次，还必须借助于合理的理论假设，“解释”就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