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穷人——一种宏观历史的视角解读(读书笔记)

真正的穷人——一种宏观历史的视角解读
摘要：威尔逊的《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社会和公共政策》通过批判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视角，运用一种宏观历史——理论的框架来解释美国大城区内部的种族的“底层阶级”问题。

关键字：城市贫困底层社会反思
威廉·朱丽叶斯·威尔逊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曾荣获国家科学勋章。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城市贫困和种族问题研究。

威尔逊的著作将社会学这一抽象的学科具体化的展现给一般读者，不但显示了这一学科的使命而且也显示了社会学对社会和文化进程的独特洞察力。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社会和公共政策》一书为我们不仅提供了研究城市贫困和公共政策的范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城市底层社会的一个成功案例。

一、两种理论视角
早期研究中最为独特和重要之处，在于把有关不平等体验的讨论与有关不平等结构的讨论，联系在一起，尝试着解释许多处于劣势的黑人出生时的经济和社会处境，如何造成了特点的适应方式和形成了行为规范与模式，而它们都采取了一种“自我永续的病态”的形式。

然而这种研究无法把握长期的都市田野研究。

①
以往关于大城市“底层社会”的研究共有两种视角——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强调，弱势群体的悲惨命运，如何可以联系到一般社会的问题；也强调必须有渐进式的社会变迁，特别是通过政府的规划，以开放机会结构。

保守主义强调，在解释弱势群体的体验时，历来强调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和竞争性资源的重要性；提到广泛的社会层面，着眼于各种政府规划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和主动精神的负面效应。

对于聚居区底层阶级和内城区社会断裂的问题而言传统自由主义视角不能直截了当的应对聚居区社会病态剧增的问题，其他自由主义者要么信奉有选择的证据否认底层阶级及其相关行为的存在，要么依赖种族主义的方便理由来说明内城区社会断裂的比率的急剧上升。

对于保守主义视角而言，保守主义学者注重文化传统、家庭历史和个人品格，而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对底层社会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依然坚持认为文化传统、家庭历史和个人品格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在这一前提之上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推行，加剧而不是缓解了聚居区的文化倾向和内城区社会断裂的问题。

两种视角在考察底层社会和内城社会断裂时均有不足之处，威尔逊认为“单凭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二手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自由主义者必须以经验数据来扩充这种信息，以更好地反映聚居区底层阶级的体验，以及塑造了而且还将继续塑造这种体验的一般社会的状况。

”
②作者主张自由主义者要调整关注点，采用各种不同的研究策略，从调查到民族志乃至历史的方法均可。

主张运用上述方法尝试性的描述内城区的社会断裂问题，解释这些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什么会激化，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的政策议程。

二、底层社会和内城区社会断裂的考察
美国城市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不平等问题。

在丹尼尔·莫伊尼汉在《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问题》一书中提到“黑人社区正在分裂为两个群体，一个是稳定的
①威廉·朱丽叶斯·威尔逊，《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社会和公共政策》，第5页。

中产阶级群体，正在逐步变得更强大和更成功，一个是日益瓦解和陷入困境的下层阶级群体。

”如何对于内城区的病态之结——黑人犯罪、少女怀孕、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的数据的解释，作者认为要弄清这些复杂的社会性先行条件，从人口结构的变迁到经济组织的问题。

在解释这些悲惨处境时要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歧视的效应。

在对内城区社会断裂的解释中作者认为移民流的影响不容忽视，移民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居住民的生活境况，为了与当地居民竞争，移民愿意通过拿更低的工资来获得就业机会，从而使原居住民丧失竞争力，黑人不得不失业从政府获得救济和福利。

新到的移民强化了影响这一群体所有成员的刻板印象和负面倾向。

移民流改变了内城区族群的平均年龄，而年轻人不仅是犯罪的一个因素，也与非婚生育、女性户主家庭和福利依赖联系在一起。

因此导致内城区偏离正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年轻人数量的增多。

严重贫困区和极端贫困区的增长，集中体现了内城区的社会转型。

内城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不断地前往主流社区，从而改变了内城区的阶级结构变化，进而增大了弱势群体在内城区的比例。

这种社会转型导致了城市黑人人口最贫困部分的不成比例的集中，贫困居民点的居民不仅很少与有稳定工作并极少接受福利或公共救济的个人或家庭打交道的机会，而且很少与生活在城市中更稳定的区域的朋友或亲人打交道。

这种社会网逐步的缺失造成了内城区的“社会孤立”。

社会孤立不仅意味着不同阶级/或种族背景的群体之间的联系要么缺乏，要么间断，而且也意味着现有的这种联系状况，强化了生活在高度集中的贫困区域的效应。

③从历史背景出发来检视贫困与家庭结构问题。

作者认为在行为、规范和价值上的群体变异，通常反映了不同群体在接近特权和影响力渠道的机会上的差异。

户主的性别和婚姻状况对一个家庭而言，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女性户主家庭比起其他家庭形态来说更容易陷入贫困，并且更易出现持续贫困的状况。

女性户主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男性失业的增多。

对于黑人女性户主家庭来说，并不是她们不愿意再婚，而是她们往往拥有很少的资源和不大可能再婚。

黑人男性的就业状况与家庭生活和婚后生活之间有联系，在黑人中，男性失业的日益增多与女性户主家庭比例的升高紧密相关。

经济活动从商品生产转向服务行业，与生产的空间定位的变动紧密相关，首先是工业在地区之内的迁移，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工业迁出了黑人聚居的老中心城市。

这种经济组织的变动使得原有的职业需求发生变化。

大量的工作岗位流失，而更多的就业机会发生在需要有较高教育程度的行业，但这些行业却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工人力所不及的。

就业成分比例的转变，对于中心城区的低技能工人造成了最为巨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结构。

相对于白人女性而言，黑人户主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正面临一个日益缩小的“适宜于结婚”（也就是说经济稳定的）男性“储量”。

此外，内城区的学校教育无论从内部环境、教育方法还是对待学生的态度上，截然不同于白人和上等中产阶级居多的郊区学校。

学校所采用的社会化模式，反映了学生的社会背景或今后他们社会地位。

这种结构化的教育模式对于内城区的居民而言，使得他们的就业更成问题。

三、底层阶级与公共政策
一个棘手两难困境困扰着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提倡者，即处在劣势地位的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处在优势地位的成员的状况得到显著的改善。

通过分析以往的政策措施，作者认为这种两难的境况会通过一种普遍性计划来解决，这种普遍性计划是一种解决美国经济组织问题的经济政策。

威尔逊认为任何政策，只要没顾及国民经济的变动特性、影响工业就业的因素以及由于产业转型和转移所引起的制度性和个人性的迁徙模式就不能解决低收入少数民族的经济断裂问题。

关注职位获得，以增进社会流动消除种族偏见或者消除种族隔阂才有更大的意义，这种普遍性计划虽然没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但并不意味着将关注的视线转移开来，在这种改革计划的长效机制下，处于底层社会的人员会得到更大的
收益。

对于聚居区的黑人而言，问题超出了民权的范围，因此要重视先前时期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中留下来的弱势积累效应及经济结构的变迁对当代贫穷黑人的影响。

“黑人视角”显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但不能仅仅通过消除种族歧视来解决当前的贫困问题；并行的发展消除贫困，没有将贫困看作美国经济组织的问题，通过改变个体特性只是途径之一，但始终不能跨越制度的藩篱。

整体论方法的提出，试图把与种族相关的问题同社会组织（社会的运行安排）的一般问题结合起来。

威尔逊认为不同群体在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反映了他们获得特权和影响力的组织渠道上的差异。

根据社会组织来研究种族问题，需要的是一种详尽的研究，就社会组织影响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体验来说，不仅要考察其政治、经济和其他制度维度，而且要考察其他技术维度。

从社会孤立的角度来解决内城区的贫困问题，为缓解贫困、失业和其他社会断裂而制定的计划，应首要关注聚居区底层阶级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改变，而不是文化特质的改变。

四、结语与思考
最后一章作者讨论了美国了以往解决贫困问题的公共政策的局限性，通过对底层社会的经验研究，主张聚居区底层阶级的问题，要通过一个综合的计划来解决。

这个计划把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结合起来，这种计划强调宏观的经济政策，以创造一个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也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强调一种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策略，也强调儿童抚养保障计划、家庭补助计划和儿童照管计划。

通过对这部著作的通读，笔者认为虽然这本书是针对于美国大城市社会中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和美国在城市发展的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它为我们研究我国城市中贫困问题和底层社会提供了一种范式。

这本书给我的启示主要来自作者在考察美国大城市底层社会和内城区的贫困时的方法和视角。

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回顾找到考察美国大城市底层社会和内城区的贫困的突破口——历史的整体把握社会事实。

从多角度来分析底层社会，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贫困问题如歧视的历史积累效应；人口迁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内城区贫困问题的相互构建，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再次，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贫困，而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考察，提出社会孤立的概念。

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需要的正是这种历史的多视角的考察社会事实。

这本书也为我们研究城市社区提供了一些问题视角，如社区中流动人口与原居住民的冲突（资源的获得）；社区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利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发展；如何来重新考察中心与边缘理论。

笔者认为《真正的穷人》更加强调从功能论和冲突轮的的视角来解释问题，其落脚点更加注重宏观的社会结构，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将问题悬在宏大的理论上难免会有空中楼阁的感觉。

费孝通先生在其《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曾提到社区研究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心态研究。

因此，在我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研究也应该重视在中和位育的故训影响下的个体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son，W.J.）著，成伯清鲍磊张戍凡译.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社会和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