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_李贽到严复_兼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摘要：在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朱熹、李贽和严复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朱熹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佛、道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李贽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众生平等，批判理学箝制思想，反理学；严复接受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引进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彻底的“价值重估”。

这一发展过程，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朱熹；李贽；严复；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8－0045－07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和近代，曾出现过朱熹、李贽和严复三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们都出自福建，但其学术思想非福建一地所能局限，有着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

朱熹是中国宋代大儒，理学集大成者。

他的学说，从宋末历元明至清的七百年间，一直被奉为官方哲学。

无论其正负面影响，都遍及全国，至深且巨，于中华文化之形成、发展与变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贽是晚明浪漫思潮中的先驱者，是一位批判理学的“勇士”。

他批判理学箝制思想：“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并以辛辣的笔法揭露“假道学”。

李贽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众生地位平等，这是带有民主启蒙性质的萌芽思想。

严复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西文化广泛接触的背景下，留学英国，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

他将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并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深刻的清理和反思，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一朱熹（1130-1200年）生于福建尤溪，在闽北生活了六十多年。

他仕途坎坷，曾出仕同安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常平茶盐公事，知漳州、潭州，入侍经筵等职，平生共任微官卑职仅九年，其余时间为讲学著述。

朱熹的学说，在他在世之时，被打成“伪学”，“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义理者，并行除毁。

《六经》、《语》、《孟》，悉为世之大禁”［1］，视朱子学说为异端、伪学，遭到禁止。

但朱熹所建立的理学体系是庞大的、缜密的，提供的新观念、新认识比同时代的人多的多。

这是他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的贡献。

先秦时期，由于九州列国诸侯异政，良臣择主而事的现实，出现了诸子在学术思想上开展百家争鸣的局面。

孔、墨、老等各家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所指出，在“务为治”这一点上都是殊途而同归。

他们面对着作者简介：张品端，男，武夷学院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从朱熹、李贽到严复———兼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张品端□当时的社会矛盾，各自出谋献策，提出认为是最佳的治国方案。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

“仁”学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核心。

秦汉以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建专制统一的国家。

这在文化思想上需要建立起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而糅合一些法家思想的封建思想体系。

他以“天为阳，地为阴”论，引伸出“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并得出了“天之亲阳而疏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及“天不变，道亦不变”［3］的论断。

这就是以天道阴阳来论证三纲思想。

董仲舒用“天意”来解释社会伦理道德，在三纲之上加上了“天”，用来论证三纲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为封建专制绝对君权提供理论根据。

董仲舒后，儒学始定于一尊，成为官方哲学。

汉末，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本土又出现道教，作为官学的儒学受到释道思想双方的挑战。

士人中发出：“仲尼非圣”、“六经糟粕”之论。

“无孔子则万古如长夜”之说也受到置疑。

至隋唐，我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教派相继成立，佛教日益深入人心，而儒学并未占到支配地位。

韩愈站在儒家卫道士的立场，为了固守儒学，防止“全盘夷化”，把佛教视为“夷狄之法”，而予以排斥。

韩愈并没有完成为封建制度建立统治哲学思想体系的任务。

直到四百年后，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的南宋，才由朱熹完成。

朱熹学说是继董仲舒后又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代表着儒学的又一新时代。

宋初，就儒、释、道三教而言，佛教思辨的哲学较之儒学精致，同时道教在吸收佛教思想中，亦使其宇宙化生理论更为完善，出现儒衰佛盛的状况。

如何把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冲突中融合起来，以达到“一道德”的需要，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所追求的。

朱熹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从形上学本体论的思维高度反思人伦的存在价值、文化的生命意蕴和道德永恒力量。

在儒学本体论方面，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在论证“理”会成为宇宙的本体时，却成功地与周敦颐所讲的“太极”联系起来。

他对周氏的“无极而太极”之说作了新释：“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非谓太极之上别有无极也，但言太极非有物耳。

”“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太极只是一个实理”。

“无极而太极，盖云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

”［4］朱熹“无极而太极”的这种观点乃是吸取了道家以“无”为本和“无中生有”的思想。

他把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又只是一个实理，这就将儒学传统中的纲常伦理，以“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通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从而取代董仲舒儒学中“天”的地位。

自从儒家的天命论演化为天理观，天人感应的神学发展为天人一本的理学，儒学思想缺乏思辨的弱点，随着朱熹等人的努力而得到改善和加强。

关于太极与万物的关系，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这叫做“理一分殊”。

最早提出“理一分殊”的是程颐，但他是仅道德而言的。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理一分殊”，其含义则更为广泛、深刻得多。

他引用佛教的观念，以“月印万川”为比喻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

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5］又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这是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

”［6］他的论证方式无疑受了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思想的影响。

但朱熹对释氏“一即一切”的思想有所改造。

华严宗提倡“一多相容”的思想，其《华严义海百门》说：“一全是多，方名为一；又多全是一，方名为多。

多外无别一，明知是多中一，一外无别多，明知是一中多。

”这就是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朱熹认为佛教华严宗所提倡的这种一多的思想，是说万理归一理，每一个具体事物上的理都是那唯一的，整体的理与各个具体事物上的理之间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

理一分殊虽然承认分殊也是理一的具体表现，但强调分殊因受不同的气的影响，因而各不相同。

朱熹说：“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

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7］这就是说，必须承认分殊，才能更好地解释宇宙间的各种现象。

朱熹在吸取佛教思想的同时又对佛教进行批评。

他说：“释氏说空，不是便不是。

但空里面须有道理始得。

若只说道我见个空，而不知有个实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来一如无水相似。

它便道此渊只是空底，不曾将手去探是冷是湿，不知道有水在那里面，佛氏之见正如此。

”［8］佛教讲空，把一切都看成是虚幻的。

朱熹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他主张，太极中具众理，理虽是超时空的东西，但是“实有”。

朱熹用“万理俱实”的观点，亦即认为“理在事中”，任何道理都是寓于实有的事物之中的观点来否定“万理俱空”的佛教观点。

朱熹这一观点，是从儒家肯定现世生活和道德价值的观点来立论的。

朱熹还从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形成他的一套思想方法论。

他提出“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

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

”［9］同时，朱熹认为“眼前几应接底都是物”，“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这些都是认识的对象。

他的“格物穷理”，除了在内心中去“格”，如“刮剔”、“磨去”内心中的“物欲”、“昏蔽”，以致使“心”如明镜一样“四边皆照见，其明无不照也”的意思之外，又有向外界事物普遍地接触而求得知识的意思。

因此，他又反对“关门独坐”，苦思冥想，只讲一个“悟”字的认识方法，认为“此是不知学，学问无此法”［10］，而主张普遍地接触和观察周围的世界而去懂得“道理”。

这些“道理”并不是从人的“本心”求得，而是从自然界求得，亦即是朱熹自己曾说过的与物接触而“理会”得到的，如从航船行车中“理会”得到航船行车的“道理”等等。

朱熹要求不脱离实际格物，要求对事物的大小精粗进行周密的考虑，他的这一方法论在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如近代戊戌变法时期的严复认为他的方法基本方面是对的，说：“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

”［11］胡适虽然反对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却称赞程朱穷理致知的方法论为科学方法，还说：“打倒程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超过程朱，用穷理致知的结果，来反攻致知穷理的程朱”［12］。

由此可见，朱熹这种格物说影响的深远。

朱熹既继承了先秦儒家孔孟之说，又综合了北宋理学家的成果，以此为主，兼释、道之长，创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体系。

从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过程来说，朱学在形而上的抽象思维的发展上达到前所未及的地步，把中国传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朱熹思想标志着本体论探索的努力。

二李贽（1527-1602年），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制度日趋腐朽没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的时代。

据《明实录》记载，万历年间，江南一带纺织业最为发达，其情况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明代何乔远在《秋日安平八咏》诗中描写泉州商业繁荣时说：“山镇田稀多贾海，巷女能成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当时，城市手工业者与小商人，称为“市民”，逐渐形成为一种力量。

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从思想深处解脱束缚的苗头，也开始出现。

在这样的形势下，萌发了李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

在李贽生活的时代，宋明理学已经发生了蜕变，出现了假道学。

李贽对假道学可谓深恶痛绝。

他以辛辣的笔法揭露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13］他认为伪君子们“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14］李贽还指出：假道学家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臣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

”［15］无情地揭露了当时假道学的虚伪与欺骗。

李贽的批判是尖锐的，但也是切中时弊的。

正如王阳明所说：“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

”［16］这时的明王朝已病入膏盲，不可救药。

李贽认为，假道学源于宋儒，尤其是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们。

他毫不讳言自己“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子深心”［17］的情况。

李贽之前，王阳明已率先发难，他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