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经济专题论文

《港澳台经济专题》论文

广东如何进行产业转移

——金融危机到来之际

金融危机使广东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

一、中国产业结构缺陷在危机中暴露无遗

广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提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没有人考证过。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就提必须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从那时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我由一个中学生“升级”成了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但广东的产业结构升级仍然是一个未展开的进程。细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与广东人缺乏战略有关：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能苟且下去，就绝没有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此次金融危机将广东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产业是两块：第一，外向型产业，尤其是低端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企业，其中又以来料加工企业倒闭最多，像服装、鞋帽、玩具企业等。而有核心竞争力与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影响并不很大，如格兰仕微波炉、国星光电、南方风机等，出口基本未受影响。因为广东省出口依存度超过70%，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又占出口总额达66%，因此，广东经济受金融风暴影响之深不难想见。第二，房地产业及房地产相关产业。房地产业以其暴利持续扩张，各企业不顾潜在风险，在地价最高时期将大量流动资金用于置地，结果宏观政策一紧缩，又受金融危机影响。

广东的情况其实只是金融危机中全国经济形势的一个缩影。广东产业结构最大的缺陷其实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在GDP中的贡献率近五年来一路攀升，从当初的不足到现在的超额。现在，美国经济每下降一点，广东经济也将随之下降一个点。二是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以至于根本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房地产业竟然成为广东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三是过分依赖于投资。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广东产业结构最大的缺陷就是：在国际，广东经济被美国挟持；在国内，广东经济被资本尤其是房地产业绑架。

二、产业结构升级现在急不得

有人说，金融危机不正好给了产业升级以好的契机吗？以前无法做的事情现在正好可以做。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在经济景气下降的情况下，进行产业结构急调，成本可能高得离谱。

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总体上讲分两块。从微观层面看，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支付诸如设备更新、自主研发等有形成本。在企业景气好的时候，企业可以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以解决结构升级需要的有形成本；即使是本企业资金不足，只要经济形势整体向好，就可以通过多渠道融资加以解决。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本身利润下滑，连维持基本的简单再生产都困难，哪来资金进行技术升级与设备更新？而同样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中的流动性整体不足，企业想通过其他渠道进行融资要么是高成本，要么根本融不到资。

从宏观层面看，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涉及到的成本大致也是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可能会因产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短暂的放缓周期，政府财政收入将因此下降；二是结构调整所带动的就业岗位调整，必将增加结构性失业。只要宏观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所带来的放缓很有限，结构性失业也将很快被边际增长的结构更高的产业消化；而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吃紧，此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可能导致经济加速下滑，另一方面必定会导致失业现象加剧，且短期内无法消化。因此，从经济学基本道理看，经济景气攀升、预算与时间约束宽松条件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最合适的时机；而一旦经济景气下滑、预算与时间约束趋紧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从我在广东调研的情况看，广东过去经济增长迅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很小，所以尽管也一直在抓产业结构升级，但总体上并不得力。尤其是东莞，本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力，足以支付产业升级成本，但因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企业的产品在海外一直有价格竞争力，资本相对利润并不低，所以20多年产业结构基本没有任何变动，以至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深。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不断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下，广东经济成长倍感压力，于是，政府主导的一场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拉开了序幕。从广东长远发展看，此次产业结构调整当然完全有必要。但现在看来，在时间上并不是没有可检讨之处：正好与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撞头了！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远未完成，较高级产业并没有在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影响下的传统产业空间本来已经被压缩，金融危机的冲击肯定让传统产业雪上加霜。两方面效应一叠加，微观层面，企业十分困难；宏观层面，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急剧上升就成为必然。

有人说，政府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支付成本。目前情况看，只能如此。但我们同样可以算算账：在经济景气上升阶段，不仅如上文分析的那样，产业升级成本低，而且企业本身就可以支付绝大部分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政府只需要用税收等政策予以引导；而在景气下滑阶段，产业升级成本不仅高，而且因为企业无法支付，几乎只能由政府直接买单。从公共财政角度看，政府利用税收政策引导产业升级，触动的是增量，纳税人意见较小；而政府直接为企业买单，触动的是财政存量，纳税人意见较大。由此导致的所谓“正当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与失业问题一样，都会成为社会危机的一部分。

广东产业结构调整还存在“过去太慢、太急”的问题。面对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占款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中央政府几次降低甚至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并且提高出口企业台账保证金。这些措施从微观上看，有助于抑制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不断扩张；从宏观上看，有助于减少广东经济对外依存度。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清代文人王庭奎说得好：“缓事急办，急事缓办”。所谓“缓事急办”，就是考虑成熟的事，一定不要拖延，而要迅速行动，快则早见成效；而“急事缓办”，就是说紧急之事应慢点办，防止慌乱之中出错。在产业结构升级上，过去我们“缓事没急办”，一直拖到不得已去办；而这两年我们可能是“急事急办”了，没有给企业以及宏观经济以过渡时间。

三、可以有更好的兼顾眼前与长远的战略

缓办不是不办，但要在正确的时间出台正确的政策。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出台正确的政策，结果仍然可能是错误的。

具体地说，就是在当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中必须兼顾眼前与长远。为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广东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过去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被当下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从短期看，广东政府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当然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说，在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行趋势，但基本面仍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措施预期能够获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从财政政策看，中央政府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救急”：一是利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