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山-城”关系演进的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策略

基于“山-城”关系演进的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策略
——以太原市为例
【摘要】由于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城市历史，名城太原的历史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积淀于周边的山林中。

随着产业转型、生态治理及建成区逼近，该区域成为旅游休闲和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地区。

但由于城乡统筹、规划改革进程滞后，开发建设处于部门分割的无序状态。

本文梳理了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太原“山-城”关系的演变与问题，认为目前处于山城融合阶段，但对“山-城”整体文化价值的认知还远远不够。

在分析现有城市总体规划、名城保护规划和城郊休闲农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山-城”空间修复与文化传承对策，即在认识层面应重估“山-城”整体价值，以文化主题统筹保护与利用活动；在政策层面应加快“综改试验”制度创新，推进“山-城”融合发展；在技术层面应以城市设计法规化为手段，修复“山-城”空间格局。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山-城”关系；空间修复；太原市
1 引言
太原市有着2500年建城历史，2011年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太原城市的产生和每一次变迁，都与周边的山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城市周边的山林由此积淀了丰富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功能和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快速工业化期间，该区域成为煤炭开采、化工建材等工业仓储区，除零散的文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区外，其整体文化价值一直被忽视。

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生态治理及城市扩展逼近，该区域的旅游和房地产开发价值凸显，政府、企业、村民等纷纷投资。

然而，这些开发建设行为却带有自发性与盲目性。

在总体规划层面，该区域大都属于禁止开发区或限制开发区，并非城市主体功能延伸区域；在国土规划层面，相当多的项目位于建设用地之外，属于违法利用；在统筹协调方面，由于规划、林业、文物、农业、旅游、环保等部门各施其政，各类开发与管理行为之间缺乏整体统筹，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缺乏共享与衔接，导致该区域整体价值缺乏认知和保护缺位。

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名城保护地位提升、保护范围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从城市历史文化传承的高度，重新认识该区域的整体价值，以城乡统筹、“三规合一”、生态红线划定等规划创新为契机，重构“山-城”关系，将该区域的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整合到新的城乡空间结构体系中，是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必然选择。

2 历史上山与太原城市的关系
太原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为汾河河谷平原，正所谓“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

东、北群山属于太行山余脉系舟山，统称东山、北山；西边群山属于吕梁山脉，统称西山。

传说“台骀降龙”变龙山，夏禹治水改龙头山为系舟山，由此形成太原盆地，孕育了早期文明和聚落。

《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度地》中说：“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

乡山，左右经水若泽。

”《周礼.夏宫》中主张建城时“若有山川，则因之”。

古晋阳城的建立，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营建理论，城依山而建、因水而名、以山川形胜而称雄。

在城市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周边的山石、林泉不仅容纳了宗教、游憩等功能，而且也被赋予了文化的意义，成为城市价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图1 太原府境图
资料来源：《太原府志》二十六卷，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关廷访修，张慎言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2.1山是太原作为军事重镇而影响历史的基础和要件
太原周边的山，是城市作为军事重镇而凭借的天险。

太原素有九朝古都、天下肩背和“龙城”之说，皆凭借“三山环抱、汾水中流”的特殊地形而来。

《后汉书·冯衍传》描述太原：“东带名关,北逼疆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也,攻守之场也”。

著名的“太原三关”天门关、石岭关、赤塘关皆因险峻的山势而天成。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的西晋、隋、唐、五代时期山西境内的重大战役，皆与西山有关。

宋灭晋阳后在汾河东岸另立新城，也与东山的屏障作用有关[1]。

《宋史地理志》认为，宋太原城“其地东际常山,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

东山自古是太原锁钥，明代李自成军队由此攻入太原，1937 年日寇从这里向南进犯。

1948年的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阎锡山在东山建了3000 多个碉堡，自称为“华北第一工事，足抵精兵50 万”，东山一失，太原即失[2]。

图2 太原战役作战示意图与东山攻城情景
资料来源：/info/125752_8.html
2.2 山是城市存放精神信仰的宗教祭祀场所
宗教是古代城市作为统治中心的主要功能之一。

太原作为“九朝古都”，太原周边山林也逐渐发展成为其宗教祭祀空间。

《旧唐书·裴休传》云“太原……近名山，多佛寺”。

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云“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踏庙处示他郡为尤多。

”不论是民间对祖先的崇拜、对水神的祭祀，还是统治者对佛教、道教的弘扬，都以山林为重要载体[3]。

现太原市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其中东、西山就有22处，包括宗教遗迹11处。

此外还有大量省级、市级和区级文保单位星罗棋布。

最著名的晋祠位于悬瓮山麓、晋水源头，相传是为西周晋国开国的唐叔虞而建。

与晋祠相似的名人庙宇还有位于烈石山的窦大夫祠、崛围山的多福寺（红叶洞傅山著书处）和清徐
狐突庙等。

数量最多的是佛教遗址，与悬瓮山相连的龙山、天龙山、蒙山一带，从南北朝到唐朝期间一直是中原地区重要的佛教圣地。

唐《北齐书》记载，高欢与高洋笃信佛教，以晋阳为陪都，大兴寺塔，开窟造像：“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

”天龙山石窟经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成为全国十大石窟之一，“天龙山样式”成为中国佛教造像的基本模式。

唐代李世民曾作《谒并州大兴国寺诗》，表达了对太原佛寺的重视。

到唐代中后期，童子寺（石门寺）、开元寺成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西山吸引四方信众朝圣巡礼[3]。

宋代以后，西山北部崛围山一带成为又一处佛教胜地，留下多福寺、净因寺等名胜。

明请时代，太原东山有永祚寺、白云寺等香火兴盛。

永祚寺明代双塔，是全国最高的砖结构建筑，同时也是太原的标志和象征。

除佛教外，道教也把太山、龙山作为主要营建区域，现存有太山龙泉寺、龙山石窟（全国最大的道教石窟）等。

此外，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道教寺观。

2.3 山是市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
郊游是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

先秦的“上巳节”是古代青年男女郊游的节日。

到唐代，“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4]。

宋代设有“踏青节”。

太原的西山很早就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休闲场所。

隋炀帝杨广曾在汾水源头辟建“汾阳宫”，开筑“天门关栈道”勾通晋阳与静乐、宁武的交通[5]。

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写道“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6]，明代杨基《太原春日郊行》写道“步屟爱沿流水曲，开怀欲与众山齐。

诗成谁复吹萧和，却向藤罗石上题”[7]。

晋祠周边的前山地带一直以来就是避暑胜地，建国后有五星级宾馆晋祠国宾馆、工人疗养院、干部疗养院等，形成了一定规模效应和认同度。

登临是古代文人重要的精神生活。

多少千古名篇都产生于诗人登高望远、感怀千古之时。

李白在太原留下“抗目远览，凭轩高吟，汾河镜开，涨蓝都之气色；晋山屏列，横朔塞之郊原”之句[8]。

元人姜彧有诗云：“满谷萧萧落叶黄，绣衣骢马驻平岗。

一川野色迷秋色，四面山光接水光……溪山影里联金勒，箫鼓声中倒玉舟。

苍壁秀，锦屏幽。

……不信青山两鬓秋”[9]。

2.4 山是城市景观风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自古名都并州”，这是宋代沈塘咏太原的名句。

在历史上，山已经成为太原城市风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原的山，既是俯瞰城市全貌的视点、城市画卷背景和城内街道庭院远眺的借景，又是城市审美的精神载体。

不同版本的“太原八景”、“阳曲八景”多在山上（表1）。

山峰、高塔、寺庙、大佛……都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标
志性景观，与城市融为一体。

如明嘉靖年间所修的《太原县志》对天龙山作如下的评价：“此山松柏苍翠，林木葱茂，既具天然之生成，复有人工之修饰。

胜境之佳，在环省诸山中实属罕见，且峰峦秀美，泉声淙淙，气候清爽，幽雅绝俗，游者于此，辄有不忍即返者”[10] 。

历代描写太原景色的诗词大部分都与山有关。

金代诗人元好问在登临太原西山时写下“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的诗句。

明王世贞《九日登镇楼小宴》：“晋阳风色更重阳，闲眺千岩万木苍”[11]。

图3 太原八景、阳曲八景部分（依次为：古塔凌苍、崛围红叶、蒙山晓月、五峰聚秀、冽石寒泉、土堂怪柏）
图4 开化寺、天龙山、多福寺
表1 西山各级八景（十景、十二景）内容
注：西山由“五山”“九峪”组成，为晋阳龙脉所在。

“五山”即天龙山、悬瓮山、龙山、太山和蒙山。

“九峪”则由山间沟谷形成，从南向北依次为南峪、黄芦峪、柳子峪、马坊峪、明仙峪、风峪、开化峪、冶峪和西峪。

当地人称“西山九峪”为龙的九子，九子之首为风峪。

2.5 山是晋阳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
晋阳文化的核心载体是晋阳古城遗址，由城池遗址、宗教祭祀遗址和地下埋藏遗址三部分组成[12]。

城池遗址坐落于在汾河西岸明太原县城和古城营村一带；宗教祭祀遗址在古城区遗址以西2000米的西山一脉，以石窟佛寺为主，包括晋祠、天龙山石窟、天龙圣寿寺、龙山童子寺、燃灯石塔、石门寺、姑姑洞石窟遗址、高欢避暑宫遗址、开化寺遗址、蒙山大佛和连理塔等；地下埋藏遗址主要分布于西山东麓和东山前坡，建国以来共计抢救性发掘历代古墓葬5000余座，重要的有晋国赵卿墓及其附葬的车马坑、晋源果树场大型汉墓、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和隋代虞弘墓、王家峰村北齐徐显秀墓等，或轰动世界，或填补了考古学的空白[13]。

图5 晋阳古城遗址3部分
资料来源：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阳古城遗址2002-2010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世界(J).2014(5)
图6 太原市域文物保护单位分布
资料来源：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
独特的山水形胜及其军事与农业价值，是晋阳古城选址兴建的基础和前提。

西边的群山是晋水的发源地，逐渐成为文人名士的游赏、居住地和佛、儒、道等宗教活动的开展地。

晋水流域的水神崇拜直到今日仍然盛大，成为非物质遗产[14]。

独特的小气候和多样的自然环
境，为动植物创造了优越的生活条件。

古树名木大多与宗教寺院关系密切，具有了文化景观价值。

3“山-城”关系的历史变迁
3.1 农业文明时期：“山-田（村）-城-河”逐渐过渡的有机整体
两千多年来，城市周边的山前地带背靠群山，怀抱河谷良田，并有山泉水系横贯，处处清泉绿树，名胜古迹星罗棋布。

晋阳古城“依山临河、晋水萦绕”的山水格局，因其视域空间、交通路线和历史文脉的内在关系而具备了观赏游览的整体性价值。

古城周边的村镇历史格局、寺观民居等，是古城军事防御、宗教祭祀和商业活动空间网络的组成部分，是独具特色的龙天祭祀文化、忠义信义文化、根祖文化等的物质载体。

“大米心心藕瓜瓜，元宵蛋蛋女娃娃”，这首名为《晋祠四宝》的古老民谣，赞美了晋祠大米、大寺莲藕、东庄营糯米元宵等名优特产，而且美女也久负盛名，这些都得益于本区虽处北国、胜似江南的小气候。

范仲淹《咏晋祠水》：“满目江南乡，千家灌禾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欧阳修《晋祠》诗曰：“晋水今人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15]，与“和尚种藕”、“柳氏坐瓮”等民间传说，都是地方饮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构成要素。

图7 太原城市空间扩张过程
资料来源：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
3.2 工业文明时期：山与城割裂，成为相对独立的工矿区
清末以来，城市外围开始大规模采煤炭。

“一五”时期太原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156项重点工程有11 项落户太原。

大面积的工业区迅速割断了城市与山之间的关系。

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从体制上阻断了城市与郊区的沟通。

在功能分区规划理论指导下，东、西山成为独立工矿区，西山成为全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16]。

改革开放以来，太原仍然定位为能源重化工基地，随着工业外迁和乡镇工业无序发展，东西山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的压力日益增大。

如晋祠镇的主导产业不是旅游服务业，而
是建筑业和运输业；太原县城周边被炭黑厂、家具厂、印刷厂、物流停车场等包围。

由于城市建设、农村发展、森林绿化、文物保护、矿产开发、水源涵养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导致虽然《太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0~2020）》中将山水格局作为保护对象，《太原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0）》也提出了保护历史文化相关的自然地貌、水系和生态景观环境的要求，但实践中除了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传统村落等按照部门规定进行保护外，对东西山整体文化价值仍然缺乏认识，对各类保护区之外大量散落的历史文化信息仍然缺乏整理与保护[17]。

3.3 工业文明后期：“山-城”融合，地产与旅游开发侵蚀文化特色
“十五”以来，太原市启动了产业转型战略，大量分布于东、西山的煤炭、焦化、建材、化工等工厂关停并转。

市政府实施“南移西进、北展东扩”的城市空间扩张战略，房地产开发越过高速外环大规模向东、西山逼近。

2008年，省委省政府启动西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2010年，山西省被设立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西山城郊森林公园建设启动。

市政府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司承载、园区打造”模式，在西山规划了30万亩、20个城郊森林公园，引进企业投资，允许20%面积内进行商业开发。

[18]与此同时，太原市“环城游憩带”呼之欲出。

2011年7月太原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培育西北部山水人文休闲带（万柏林、尖草坪、晋源），南部平原田园风光体验带（清徐、小店），北部黄土风情领略带（阳曲），汾河水源度假带（娄烦、古交），东山生态农业观光带（杏花岭、迎泽）“五条精品休闲观光线路”。

截至2014年底，全市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已经发展到132家，市旅游局挂牌景点40个[16]，国家、省级示范园8个，约半数位于东、西、北山。

2013年以来，太原市大力推广“唐风晋韵、锦绣太原”的城市形象，着力打响“清凉”品牌，开发避暑经济，推出“清凉太原一日游”旅游线路，主要景点晋祠、太山、蒙山、康培城郊森林公园等，均在西山。

图8 大型游乐场所
图9 风格各异的建筑景观
这些项目虽然满足了市民日益高涨的近郊休闲需求，完善了城市功能，但却普遍存在无序发展、政策配套滞后、景观风貌与建筑风格混乱等问题。

如房地产项目既有欧陆风格，也有现代风格，缺乏传统文化内涵。

城郊森林公园和游乐场采用大尺度几何构图，与“太原八景”等传统山水风格反差巨大。

农业项目档次低，缺少规划、盲目跟风，定位缺乏特色、土地流转难，缺少大型投资等[19]。

4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山-城”空间修复及文化传承对策
通过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太原的“山-城”关系经过了“共生-分离-融合”的过程，目前进入生态修复、旅游开发和房地产开发阶段。

但笔者认为，太原“山-城”关系所蕴藏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远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传承。

《太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0～2020）》中提出的保护“三山环抱、汾水中流、三城更迭”的城址总体环境格局，维护太原“中原北门锁钥”的地貌特色，保护北部棋子山、石岭山、系舟山和东、西构成的“几”字形的山系形态，保护悬瓮山、汾水、晋水构成的晋阳古城山水合抱的城址环境，加强对晋阳古城西部山体保护，控制晋阳古城西边界至西山之间的建设强度保持视线开敞，保护东山双塔寺形地貌特征，控制形成东山双塔与太原府城之间的视线通廊，依托迎泽大街，建立联系东西山与太原府城之间的视廊通道等要求[17]，难以对各类开发建设活动起到指导与控制作用。

究其原因，一是“名城保护规划”局限于专业部门层面，影响力太小；二是规划理念本身阐释不够，缺乏社会共识；三是保护规划缺少与下层次规划（乡镇、村庄、公园规划及控规等）衔接的实施路径。

新型城镇化提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乡空间愿景。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城市工作与“三农”工作一起推动，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要保护弘扬传统文化，打造城市精神；要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防止“摊大饼”式扩张。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太原城市周边山体的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放到城市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进程中，提出以下规划对策：
4.1认识层面：重估“山-城”整体价值，以文化主题统筹保护与利用活动
将对山的生态、文化价值的认识由环境、文物等局部层面提高到城市整体价值、整体特色和总体战略层面。

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名城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中，深化“唐风晋韵·锦绣太原”和“清凉太原”等城市品牌形象，将东、西、北山由城市的绿色背景变为城市的主体功能区，担负起传承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彰显城市特色、容纳休闲游憩等综
合性功能。

应以各级风景名胜区、文保单位为核心，将散布于山野、村落的文化遗存和军事设施遗存整合为“西山人文宗教文化带”和“东山军事纪念文化带”，恢复西山“佛教名山”
[20]、东山“军事名山”的特色定位，使各部门各类保护、开发与利用活动统一到共同的文化主题之下。

4.2 政策层面：加快“综改试验”制度创新，推进“山-城”融合发展
发挥山西国家“转型综改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加快政策创新，统筹推进产业转型、生态修复、民生改善和城乡统筹。

依托已经开展的城郊森林公园、西山生态产业园区（国家新能源示范园区）、东山人文生态区建设，以及西山、东山、北山旅游公路开通等举措，积极探索整合城市政府、部门（规划、文物、林业、旅游、农业、环保）、企业（本地及外来）、乡镇、村民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

结合“多规合一”、生态红线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等进程，把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贯穿到开发区发展、生态保护、乡镇发展和“三农”问题解决等各个方面。

4.3技术层面：以城市设计法规化为手段，修复“山-城”空间格局
借鉴南京、济南等城市经验，用城市设计的手段，系统性的深化、细化完善太原名城保护规划中保护山水格局的相关内容。

制定地方法规，分类分级梳理山体保护体系，根据历史上“八景”，将悬瓮山、天龙山、龙山、太山、蒙山、庙前山、卧虎山（赤桥村西）、开化西山、棋子山、崛围山、土堂山、烈石山、石千峰、牛驼寨、龙角山、九龙山、罕山、乌金山等山体划分为名山、重要山体、一般山体，划定“山景标志区”，进行重点的城市设计。

结合山、河、城一体的叶脉型空间格局，构建“山-城、山-水、山-山”等观景视点和观景视廊，结合重要节点超高层建筑设置新的看山视点，结合重要干道营造对景视廊，并制定城市设计导则加以保护、引导和控制[21]。

图10 太原“山-城”景观视廊、视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7
5 结语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城市与周边环境日益融合，名城保护范围也由城区向山水环境扩展。

对于太原这样一座“山-城”关系紧密、重要历史文化遗迹集中在山中的城市更是如此。

太原市目前正处于由资源型工业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演进过程中，在工业转型举步维艰、新型产业相对弱小的“新常态”下，历史文化名城的复兴是主要的路径选择，而城市周边山林是重要的空间。

但从目前的规划、管理和开发建设态势看，这一点尚未被广泛认知。

本文的探讨仅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真正的进展还有赖于规划建设体制的创新和规划编制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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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亚文，男，1968年10月出生，清华大学工程硕士，太原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高级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

王雪燕（1991—），女，山西古交，河北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规划与乡村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