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政治

试论１９２４——１９３２年的日本政党政

治

李玉

【作者】李玉，北京大学亚非所副教授。

从１９２４年６月第一次加藤内阁（亦称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至１９３２年５月犬养内阁下台的八年间是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大政党轮流组阁执政的时期，一般称其为“政党政治时期”。在此期间，日本的政党政治从发展走向衰亡；日本的法西斯化则从兴起走向高涨。由于这一时期是以政党政治的崩溃和日本国家政权体制开始走向法西斯化结束的，因此，阐明日本政党政治确立的背景、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崩溃的原因，将有助于加深对日本政党政治及其与日本法西斯化关联的理解与研究。

一

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结果。［①ａ］

１８８９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翌年开设国会，近代天皇制由此确立。近代天皇制是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因素的君主立宪制。它具有两重性，既有专制统治的一面，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的立宪政治的一面。简而言之，就是专制统治与立宪民主同时并存。

所谓专制统治是指，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天皇总揽统治大权，集立法、司法、行政及军事等大权于一身，神圣不可侵犯。它通过军部官僚（元老等）和官僚机构（枢密院等）实行专制统治。

军部由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军令机构）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军政机关）组成，辅佐天皇统帅大权，不受内阁约束，可直接上奏天皇（“帷幄上奏”），并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令。陆相和海相必须由武官担任（军部大臣武官制），虽为内阁成员，地位特殊，只要反对或不予合作，内阁即垮台。

元老作为天皇的最高国务顾问，负责推荐首相，实际上掌握了组阁大权。枢密院是天皇的咨询机构，有权审议包括紧急敕令在内的重大事项，可以否决议会的决议案和内阁的决策。

议会和内阁除受到上述军部和官僚机构的“非立宪”的特权的束缚外，其本身“法定”的权力也受到限制，议会的立法权极其有限，不由法律规定而属天皇大权的事项以及有关皇室立法和紧急敕令等均无需经过议会。议会由众议院与贵族院组成，众议院经选举产生，因选举权受纳税额限制，１８９０年时有选举权的人只占总人口的１．１％。［①ｂ］贵族院不经选举，由皇族和“敕选议员”组成，是牵制众议院的特权机构。内阁首相及各省大臣的职责只是“辅弼天皇”，由天皇任命，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

所谓立宪、民主是指，（１）议会并非完全是摆设，有一定的权限，如可以审议与国民权利和义务有关的法律以及审议预算等。此外，对内阁有质询监督权。因此，对专制统治有一定的制约性。（２）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如经选举产生的府县议会、市议会和町村议会有权审议地方的预算、经费。（３）国民有一定程度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如在不违反法律前提下，享有起码的基本人权，可以建立工会、农会和民主结社等。

国会开设后的初期，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专制统治与立宪、民主之间的比重，后者微弱，前者占优势，居主导地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藩阀专制上。

所谓藩阀是指明治维新后，在明治新的政府中处于中枢地位的少数以旧萨摩、长州藩为主的下级武士出身的军阀和官僚。他们垄断内阁，把持军部和官僚机构，独断专行，实行专制统治。例如，从１８８５年１２月至１８９８年１２月的６届内阁中，６名首相和３９名阁僚（占全体阁僚的７０％）均为萨摩、长州阀。内阁中的陆相与海相亦由其独占，被称为“长州陆军”和“萨摩海军”。［②ｂ］可见，这种政权体制实际上是藩阀专制，即少数军阀、官僚的寡头政治。

与此相反，资产阶级不仅在议会中处于劣势（如１８９４年议会中资产阶级

议员只有６６人，占全体议员的２２％），［③ｂ］而且被藩阀拒之内阁之外。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日益活跃，一些政党成员被允许加入内阁。藩阀为阻止这一趋势，由长州阀的山县有朋内阁于１８９９年修改文官任用令，废除过去的敕任官自由任用，改为与奏任官以下的文官一样，实行按资格任用，缩小自由任命的范围，阻止没有官僚经历的政党成员进入官僚上层。［④ｂ］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力的增强，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专制统治与立宪、民主之间的比重必然发生变化。而变化的趋向是，前者削弱，后者增强，直至建立以议会为中心的政党政治。这种变化的进程就是日本近代民主化的过程。而推进这一过程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广大民众，特别是城市中间阶层。这样，在日俄战争以后，以藩阀专制势力为对手，以争取普选权和实现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大正民主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陆相上原勇作因增加两个师团的议案被内阁否决，便直接上奏天皇，提出辞呈，并拒绝推荐后任人选，政友会西园寺（公望）内阁被迫辞职。以桂太郎为首的藩阀内阁乘机上台，藩阀的这种“非立宪行动”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在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破除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推动下，各地掀起第一次护宪运动。最后迫使桂太郎内阁于１９１３年２月下台，替代它的山本权兵卫（萨摩阀）内阁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修改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相和海相可以从退役或预备役的陆海军大、中将中选任。同时修改文官任用令，规定各省（陆海军省除外）次官、法制局长官、内务省警保局长、警视总监等均可特别任用，为无官的政党成员打入官僚层大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改革对藩阀专制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开始了以藩阀专制向政党政治的过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要求实现民众普选权的普选运动接连不断。１９２４年９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藩阀势力趁机向民主势力反扑。１９２４年１月组成清浦奎吾特权官僚内阁，各阶层民众群起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抓住这一时机，成立拥护宪政三派（宪政会、政友会

和革新俱乐部）联盟，提出“坚决实行普选”和“建立政党内阁”等口号，并在各地展开宣传，召开拥护宪政大会，抨击特权官僚，史称“第二次护宪运动”。结果在同年５月的大选中，护宪三派获胜，取得议会多数，于６月１１日组成以加藤高明为首的护宪三派内阁。

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标志着大正民主运动的结束。日本政党政治由此确立，开始了日本近代史上的政党政治时期。

二

政党政治时期共有７届内阁，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第一次龋呆ｇūｉ＠①（礼次郎）内阁，田中（义一）内阁、滨口（雄幸）内阁、第二次若ｇūｉ＠①内阁及犬养（毅）内阁。由于这些内阁的组成与更迭基本上是按立宪政治常规进行的，所以在日本又将其称为“宪政常道”。所谓“常道”，即为常规。

日本政党政治的确立以及政党政治时期的出现表明，近代天皇制两重性中专制统治的比重已被严重削弱，而立宪、民主的比重明显增强，并占了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和实施了普选法。该法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３０日由议会通过，它取消了纳税额的限制，给年满２５岁以上和３０岁以上的男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居住期不满一年者和“因贫困而在生活上接受公私的救济或援助者”除外）。结果，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到１２４１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１９．４％。［①ｃ］普选法的实施使国民的民主权利有所扩大。因此，它是日本近代民主化的一大成果。

二是地方自治有所扩大。１９２６年６月第一次若ｇūｉ＠①内阁修改道府县、市町村地方制度，扩大了道府县、市町村对地方行政事务的批准权。同年９月，以静冈县滨松市议会选举为开端，实现了地方议会的普选。田中内阁时，修改地方法规，府县、市町村的自治权（如条例的制定权和地方议会的权力）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