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张国焘墓地

譬如，说张国焘是建党、建军、工运的开创者和主要人物，感到好奇，特转在这里。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张国焘重返中共重要领导位置
参观完士嘉堡校区，我们在学校餐厅用中餐。

一则在等某同学来取她母亲委托带来的东西，二则我也想实际体会一下学生们的“高级”生活。

餐后，当我提出去拜访某学生家长，她来这儿探亲多日，且我和她还约好了见一面。

可是，遭到了陪同我来的学生的婉言谢绝。

WX说，我没带手机；MXY说，反正我不打，也不带你去。

在这个时候，我只好将“蓄谋已久”的愿望及时推出。

在2007年初，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李竹先生的《在多伦多踏雪寻访张国焘墓》，马可先生的《一代风流葬他乡》以及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一组关于张国焘至友、至亲们的回忆悼念的文章，就想是不是有机会来拜访一下。

这次，来士嘉堡之前，我已抄好墓地的地址、区号、牌号。

墓园名字：Pine Hills Cemetery 墓园地址：625 Birchmount road, Scarborough, Ontario, Canada 墓穴位置：Section 5, Lot 2263 联系电话：416-267-8229 随即要求请他们陪我看看张国焘的墓地。

没想到立即得到响应与支持，转身就去图书馆上网查Birchmount Rd 如何走。

出了校门，上了公交车。

在士嘉堡与市中心的“中点”处转地铁，做了2站，下车就来到Birchmount Rd。

没走几步，就来到了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所在的墓园，它位于Birchmount Rd和St.Clair Ave.交界的Pine Hills Cemetery 墓园。

墓园很大，在墓园管理处有个园区分布图。

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位于距墓园管理处不远的第五区。

很方便地找到第五区，但始终找不到Lot 2263墓碑，我们三人在“赤日炎炎”下，在这块篮球场大小的地方，分一行行、一纵纵、一座座墓碑地来来回回地找，始终找不到。

我还记得这是一块有中文的墓碑，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一块中文墓碑。

过了半小时，只好请MXY向墓地正在割草的司机求助，终于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张国焘的墓碑。

这座普普通通的灰石墓碑，让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张国焘夫妇的合葬墓地紧靠园内的小路旁，墓碑由两颗小松树所环抱。

这是一块“一碑两墓”（即两家合用一块）的墓碑，张国焘夫妇的碑记在内侧（相对马路），碑记的外侧是姓氏为BLACK的夫妇两人。

对于这种“一碑两墓”，既不可以说张国焘后人经济拮据没钱安葬，也不可认为张国焘后人节约墓地资源，其实在那是的加拿大较为常见。

不过近十年来加拿大基本已经没有这种共用墓碑的形式。

在墓主两旁的松树上点缀几朵红花，碑前有多簇白色、粉红色的鲜花，应该是经常有人前来扫墓。

尽管现在不是张国焘的忌日也不是生日。

墓碑之上是大大的张姓（CHANG），之下是张国焘夫妇的生卒日期，上书IN LOVING MEMORY OF KUO TAO 张公国焘NOV.26.1897- DEC.3. 1979 BELOVED HUSBAND OF TZE LI YOUNG 张杨子烈DEC. 9. 1902 - MAR. 27. 1994 不知这个墓碑是何人竖立，显然不是儿女，好像、国民党都把他遗忘了。

张国焘，江西吉水县人，一九一六年入北京大学，为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后升入本科学习，肄业。

五四期间，张国焘是学生救国会（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发起）的成员，北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

1919年新的学期开始之后，张国焘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准备重理学业，专心读书。

由于对杜威、罗素几位哲学家的讲演十分欣赏转而读了哲学，但仍按捺不住“参与”意识的冲动和对新生事物本能的追求。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决定成立北京组织，取名为“北京小组”。

11月改名为中国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一大前夕，北京组织又经过讨论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去上海赴会并筹备一大。

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会议，后因陈独秀在广州任职，工作十分繁忙，没有参加会议，代表们便公推张国焘主持会议。

24岁的张国焘宣布并主持了中国成立大会。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3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会议完成了所有的议程后，张国焘又作了一大的闭幕词。

张国焘由此成为中国的主要创始人，实际的组织、领
导与实施者。

1921年10月，张国焘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了中共一大后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会上，张国焘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后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

会上，又选举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因张国焘反对共产国际的“党内联合”的策略，坚持“党外合作”的方针，这样就与共产国际及当时中共大多数人发生了冲突，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上，张国焘因此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2月7日，张国焘主持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4 年2月，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大会还决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

张国焘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张国焘重返中共重要领导位置，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五卅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局成员只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3人自始至终地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直接指挥工人运动。

五卅运动后，在共产国际要求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事部。

９月，军事部正式宣告成立，张国焘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部长。

中共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后，张国焘又担任军委副主任的职务。

1927年7月，当时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已决定对国民党极右派的武装政变采取退让方针，并派张国焘前往南昌去阻止酝酿之中的武装起义。

张国焘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委派给他的使命于不顾，毅然维持和批准了起义计划，带头打响了反击蒋介石的第一枪。

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还以第一领导人的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打响中共武装斗争第一枪。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诞生。

张国焘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取消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张国焘又一次回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内，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4月，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的职务。

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6月，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四方面军有8万人，中央红军只有2万人，张国焘是中共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员。

延安时代以后对张国焘的三个主要指控：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长征时发过 “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擅自命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中基本否定了这三项指控。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

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这个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党内像张国焘这个量级的领导人在遭受打击时或者消沉、或者隐匿、或者不名、或者再起，而一逃投靠国民党阵营，还是很少见的。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张国焘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

当年任中共驻莫斯科代表时，张国焘看见斯达林大屠杀异己；他自己也“肃反”中残酷镇压党员干部。

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

但是，中共历届党章都规定，党员有加入和退出共产党的自由。

即有自由，何谓叛党？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统一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参与全民抗战，为什么就是“叛党”？据说张国焘与周恩来有过一次交谈，张国焘要求将他在延安的妻子孩子送到武汉，周恩来则要他“不要把事情做绝。

”张国焘与周恩来可能达成了“君子协定”。

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后来，中共宣布将张国焘开除出党，因他“叛变革命”。

但是，张国焘信守了诺言，没有“出卖”员。

看到张国焘的墓碑，十分感慨。

张国焘一介书生，党的创始人、工人运动领袖，革命军队缔造者，根据地创建者，终究不是党内斗争的“擅
长者”。

倒是精通36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

毛泽东在听到林彪“出逃”的消息时，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这句话用在张国焘身上也很确切，从延安到西安，从大陆到台湾，从香港到多伦多，“斗不过，躲得过”，总算没有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受尽折磨而惨死的中共元老那样，没有一点反抗就束手就擒。

坐以待毙。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

《伦敦日报》的记者找到了张国焘，他感慨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张国焘在异国他乡活到1979年，享年82岁，在毛泽东死后三年才离开人世。

张国焘以自己的稿费将三个儿子培养成专业人士，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大学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自己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在过了82岁生日之后的一天，病死在老人病院。

杨子烈抚着丈夫冰冷的尸体，悲痛欲绝地哭到：“我们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是不平呀！”但是，现在张国焘还算有一个清净的安身之地，在蓝天下，碧树旁，绿草上，红花中，是不是还是一种幸运！还有我这样的“好事者”千里迢迢来拜访你。

历史啊，你不说我还比较清楚，你愈说我愈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