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翻译的三种属性_王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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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语的主观性。 原语的主观性也体现为作者的主观性。原语是作者的主观创 造，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作者赋予原语以个人主观情感。这 一点在文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如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代表作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一诗中，诗人以“云”为意象，意在传递飘零 之感，同时也含有对湖畔美景的钟情。同样是写“云”，毛泽东 在其《清平乐·六盘山》中写道“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显 然，毛词大气磅礴，凸显的是豪迈的革命情怀。不难看出原语是 作者的主观产品输出，主观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 性。原语的主观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翻译的主观性。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379-381页。 [42]吴明娣：《明清藏传佛教法器和铃杵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世界宗教
研究》，2011年，46页。 [43]同上，48页。 [44]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604，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42
页。 [45][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514页。 [46][清]鲍廷博辑：《苏沈内翰良方》卷四，《知不足斋丛书》第17集。 [47][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251页。 [48][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336页下。
是不是巾车所鸣之铃，不得而知。 [32]《毛诗正义》同上，754页。 [33]《周礼正义》“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902-905页。 [34]《周礼正义》同上，2310页。 [35]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2994-2995页。 [36][宋]王黼编纂，牧东整理：《重修宣和博古图》，广陵书社，2010年，卷
一、翻译的主观性
翻译是一个由众多参与者共同完成的交流活动。由于作者及 译者，以及译者与译者之间的经历经验不同，角度立场不同，也 就导致翻译不可能千篇一律。
当今翻译界普遍认为，从狭义领域来看，语际翻译是翻译的 主要形式，翻译要涉及到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原语与译语。翻 译作品是一种主观创作产品，翻译过程是一种主观选择过程。翻 译活动是一种主观性活动。翻译具有主观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 方面：
二、翻译的再生性
于翻译而言，任何两种语言或符号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一 对应的理想状态，在此情况下就需要译者去创造，实现翻译的 “再生”，翻译的再生性也即是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再生性可 以简单分为以下两类：
1.“克隆”再生。 “克隆”（clone）一词原本为生物学术语，本身含义是无性 繁殖，同时也有复制再生的意思。翻译的“克隆”再生也即是译 者对原语的直接转码， “克隆”再生的范畴较为狭小。 “克隆” 再生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翻译当中的译音，虽然从根 本上说，在文化交流初期，音译可能会使译语读者不知所云，但 经过一定时期，音译是可以在译语文化中站稳脚跟并最终成为文 化负载体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大批文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 道，在汉译 “Democracy” 和 “Science” 时将其分别译为 “德莫克拉西”（“德先生”）与“赛因斯”（“赛先生”）。 当时，中国刚刚冲破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枷锁，科学研究严重落 后，所以当时的译者思想观念中是不可能有“民主”与“科学” 的概念的，因此在那种情况下，译者也只能采取音译的方法， “克隆”一个“德莫克拉西”与“赛因斯”出来。 文化翻译中的“克隆”再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而且会逐渐增多。应该看到，“克隆”再生已经或者正在获得越 来越多的译语文化认可。 2.“变异”再生。 “变异”（Variation）也是生物学术语,指的是亲子或者是 子代个体之间存在差异。翻译的“变异”再生其实也即是一个 “再创造”、 “再组合”的过程。 “变异”再生多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译语出现对应空 缺，这时候就要求译者去再创造；二是译者为避免“滥译”之 嫌，此时译者“移花接木”，否则原语和译语之间的鸿沟便不能 逾越。“变异”再生给译者提出的挑战是巨大的。 中西一些俗语的翻译不乏“变异”再生的影子。如“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译为“对牛弹琴”，原语中的“pearls” 与“swine”的形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则成了“琴”和“牛”，此 类例子不一而足。 归根结底，翻译就是一个再生，再创造的过程。只有通过译 语再现原语，翻译才算真正得以实现。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1-6035（2015）06-0084-02
引言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翻译研究不断发展。要想对翻译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可以从翻译的属性着手，因为对翻译属性的认识最 终会促进对整个翻译的深入理解。翻译及翻译活动都有一些共 性，其基本属性亦可从中窥知一二。当然，对翻译属性的认识是 见仁见智、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故而本文作者在此主要根据个人 的一点感悟，谈谈其较为基本的三种属性。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巧死人的事！……” 杨译：“Gracious Buddha!”Mrs. Zhou chuckled: “How terribly chancy!” 霍译：“God bless my soul”Zhou Rui’s wife exclaimed, “You would certainly need some patience!” 中国人笃信佛教，曹雪芹原著中流露的是 “佛”的痕迹，杨 氏夫妇在翻译时也力图保留这一特色，故采用的是“Buddha”这 一意象；而英语国家多信仰基督教崇拜上帝，因而霍克斯与闵福 德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化为“God”.虽然仅是一词之差，但背后凸 显的确是中西两种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 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更多的要求译者具有敏锐的文 化意识，翻译的文化性是影响翻译过程与译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
中美之间的地理、历史、宗教及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了汉英 文化之间的“鸿沟”。
传统上来讲，中国是一个陆地广袤的农耕文明国家，属于 陆地型文化，而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岛国，渔猎是其主要生产方 式，属于海洋型文化。中国形容人挥霍无度通常会说，“挥金 如土”，而英美国家则说“spend money like water”;再如中 国人常说“力大如牛” 而英语国家则习惯说“as strong as a horse” 。
2.译语的主观性。 译语的主观性是通过译者的主体性体现的。译语是译者的主 观再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译者的烙印。无论是从主体性还是 主体间性来说，当今译界普遍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重要 一环，具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艺创作”。诗词是诗人语言特 色、个人情感以及时代背景的统一体，译者欲将一首诗词成功地 进行英译或汉译，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性。 如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其词作《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开篇 写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句颇为简 短，对此作者选取了两种较为经典的译文加以分析： 译文一： I look for what I miss,
二十六，531页。 [37][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852页。 [38][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377页。 [3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全十册），中华书
局，1956年，卷一百八十一，5638页。 [40]《资治通鉴》同上，8708页。 [41][清]落魄道人，王申校点：《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续·常言道》第十回，
三、翻译的文化性
翻译“目的论”的集大成者汉斯·弗美尔曾明确提出，“总 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 的符号，翻译所处理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表层语言文字，而往往 更多的是深层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翻译的文化性要
求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双语文化意识。 以汉英双语为例，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加之中英、
文史艺术
浅谈翻译的三种属性
王红伟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语言转换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译界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翻译属性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翻译的深入理解。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个人感悟，本文主要论述了翻译的“主观性”、“再生性”与“文化性”。
关键词：翻译；属性；主观性；再生性；文化性
注释： ①对于“令”甲骨文上部字形的释义，亦有人解释为口形。
084 赤子 2015.6
文史艺术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and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译文二： Search, Search, Cheek, Ch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译文一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译作，译文二则是一 位国外汉学家所译。可以说两则译文都忠实传递了李词的孤独凄 凉之感；但在再现原作形式美上，二者又有所不同。译文一采 取押尾韵的手法基本实现了音韵美；译文二则采用了叠字的手法 追求的是与原文对应的形式美。其实，很难或者无需评判孰优孰 劣， 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项主观性活动，翻译作品是译者的主观 创作。译语的主观性使翻译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原因何在？千百年来，中国人以农业为生，高度依赖土地和 耕牛,黄土遍地皆是，耕牛节省众多人力；而英国则以渔猎为主， 捕鱼离不开水，打猎离不开马的帮助，因此自然也就赋予其积极 的形象。
总体上来说，中国深受儒道释三教的影响，敬天畏神,禅性 深重；而英美诸国则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崇拜上帝。在宗教文化 翻译方面，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红楼梦》的英译。《红楼 梦》的英译本影响较大的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与约 翰·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下面就 其中译文摘取一例加以探讨。
（接上页）
（转下页）
[10][清]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266页。 [11][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 2008年，246页。 [12][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905页。 [1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65 页。 [14]《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中华书局，2000年，48页。 [15]《说文解字》同上，296-297页。 [16]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194-195页。 [17]安家瑗：《中国早期的铜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年 38 页。 [18]李飞：《中国传统金银器艺术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序言 [19][五代]王仁裕撰，[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 事迹》，《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43页。 [20][明]卓人月汇选：《古今词统》，辽宁教育出版社，462页。 [21][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153-154页。 [22][唐]元稹：《元氏长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73页。 [23]《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同上，19页。 [24]张冰冰：《出土西周銮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 [25]《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1997年，1742页。 [26]《周礼正义》同上，2592页。 [27]《周礼正义》“舒则不鸣，疾则失音。”2592页。 [28][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8页。 [29][唐]张籍：《张籍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75页。 [30]《周礼正义》同上，2191页。 [31]《中国青铜器》同上，287页载：“山西石楼出土有一例，长柄深腔，腔 狭而圆，腔外及柄上套铸多个金舌，应该是用于宗教祭祀的铃。商晚期器。”到底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代表作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一诗中，诗人以“云”为意象，意在传递飘零 之感，同时也含有对湖畔美景的钟情。同样是写“云”，毛泽东 在其《清平乐·六盘山》中写道“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显 然，毛词大气磅礴，凸显的是豪迈的革命情怀。不难看出原语是 作者的主观产品输出，主观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主观 性。原语的主观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翻译的主观性。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379-381页。 [42]吴明娣：《明清藏传佛教法器和铃杵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世界宗教
研究》，2011年，46页。 [43]同上，48页。 [44]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604，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42
页。 [45][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514页。 [46][清]鲍廷博辑：《苏沈内翰良方》卷四，《知不足斋丛书》第17集。 [47][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251页。 [48][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336页下。
是不是巾车所鸣之铃，不得而知。 [32]《毛诗正义》同上，754页。 [33]《周礼正义》“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902-905页。 [34]《周礼正义》同上，2310页。 [35]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2994-2995页。 [36][宋]王黼编纂，牧东整理：《重修宣和博古图》，广陵书社，2010年，卷
一、翻译的主观性
翻译是一个由众多参与者共同完成的交流活动。由于作者及 译者，以及译者与译者之间的经历经验不同，角度立场不同，也 就导致翻译不可能千篇一律。
当今翻译界普遍认为，从狭义领域来看，语际翻译是翻译的 主要形式，翻译要涉及到至少两种不同的语言：原语与译语。翻 译作品是一种主观创作产品，翻译过程是一种主观选择过程。翻 译活动是一种主观性活动。翻译具有主观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 方面：
二、翻译的再生性
于翻译而言，任何两种语言或符号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一 对应的理想状态，在此情况下就需要译者去创造，实现翻译的 “再生”，翻译的再生性也即是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再生性可 以简单分为以下两类：
1.“克隆”再生。 “克隆”（clone）一词原本为生物学术语，本身含义是无性 繁殖，同时也有复制再生的意思。翻译的“克隆”再生也即是译 者对原语的直接转码， “克隆”再生的范畴较为狭小。 “克隆” 再生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翻译当中的译音，虽然从根 本上说，在文化交流初期，音译可能会使译语读者不知所云，但 经过一定时期，音译是可以在译语文化中站稳脚跟并最终成为文 化负载体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大批文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 道，在汉译 “Democracy” 和 “Science” 时将其分别译为 “德莫克拉西”（“德先生”）与“赛因斯”（“赛先生”）。 当时，中国刚刚冲破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枷锁，科学研究严重落 后，所以当时的译者思想观念中是不可能有“民主”与“科学” 的概念的，因此在那种情况下，译者也只能采取音译的方法， “克隆”一个“德莫克拉西”与“赛因斯”出来。 文化翻译中的“克隆”再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而且会逐渐增多。应该看到，“克隆”再生已经或者正在获得越 来越多的译语文化认可。 2.“变异”再生。 “变异”（Variation）也是生物学术语,指的是亲子或者是 子代个体之间存在差异。翻译的“变异”再生其实也即是一个 “再创造”、 “再组合”的过程。 “变异”再生多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译语出现对应空 缺，这时候就要求译者去再创造；二是译者为避免“滥译”之 嫌，此时译者“移花接木”，否则原语和译语之间的鸿沟便不能 逾越。“变异”再生给译者提出的挑战是巨大的。 中西一些俗语的翻译不乏“变异”再生的影子。如“Cast pearls before swine” 译为“对牛弹琴”，原语中的“pearls” 与“swine”的形象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则成了“琴”和“牛”，此 类例子不一而足。 归根结底，翻译就是一个再生，再创造的过程。只有通过译 语再现原语，翻译才算真正得以实现。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1-6035（2015）06-0084-02
引言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翻译研究不断发展。要想对翻译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可以从翻译的属性着手，因为对翻译属性的认识最 终会促进对整个翻译的深入理解。翻译及翻译活动都有一些共 性，其基本属性亦可从中窥知一二。当然，对翻译属性的认识是 见仁见智、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故而本文作者在此主要根据个人 的一点感悟，谈谈其较为基本的三种属性。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巧死人的事！……” 杨译：“Gracious Buddha!”Mrs. Zhou chuckled: “How terribly chancy!” 霍译：“God bless my soul”Zhou Rui’s wife exclaimed, “You would certainly need some patience!” 中国人笃信佛教，曹雪芹原著中流露的是 “佛”的痕迹，杨 氏夫妇在翻译时也力图保留这一特色，故采用的是“Buddha”这 一意象；而英语国家多信仰基督教崇拜上帝，因而霍克斯与闵福 德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化为“God”.虽然仅是一词之差，但背后凸 显的确是中西两种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 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它更多的要求译者具有敏锐的文 化意识，翻译的文化性是影响翻译过程与译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
中美之间的地理、历史、宗教及生产生活方式差异，造成了汉英 文化之间的“鸿沟”。
传统上来讲，中国是一个陆地广袤的农耕文明国家，属于 陆地型文化，而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岛国，渔猎是其主要生产方 式，属于海洋型文化。中国形容人挥霍无度通常会说，“挥金 如土”，而英美国家则说“spend money like water”;再如中 国人常说“力大如牛” 而英语国家则习惯说“as strong as a horse” 。
2.译语的主观性。 译语的主观性是通过译者的主体性体现的。译语是译者的主 观再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译者的烙印。无论是从主体性还是 主体间性来说，当今译界普遍认为，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的重要 一环，具有极大的主观能动性。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艺创作”。诗词是诗人语言特 色、个人情感以及时代背景的统一体，译者欲将一首诗词成功地 进行英译或汉译，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性。 如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其词作《声声慢·寻寻觅觅》中开篇 写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词句颇为简 短，对此作者选取了两种较为经典的译文加以分析： 译文一： I look for what I miss,
二十六，531页。 [37][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852页。 [38][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377页。 [3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全十册），中华书
局，1956年，卷一百八十一，5638页。 [40]《资治通鉴》同上，8708页。 [41][清]落魄道人，王申校点：《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续·常言道》第十回，
三、翻译的文化性
翻译“目的论”的集大成者汉斯·弗美尔曾明确提出，“总 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 的符号，翻译所处理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表层语言文字，而往往 更多的是深层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翻译的文化性要
求译者必须具有较强的双语文化意识。 以汉英双语为例，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加之中英、
文史艺术
浅谈翻译的三种属性
王红伟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天津 300204）
摘要：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语言转换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译界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翻译属性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翻译的深入理解。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个人感悟，本文主要论述了翻译的“主观性”、“再生性”与“文化性”。
关键词：翻译；属性；主观性；再生性；文化性
注释： ①对于“令”甲骨文上部字形的释义，亦有人解释为口形。
084 赤子 2015.6
文史艺术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and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译文二： Search, Search, Cheek, Ch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译文一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译作，译文二则是一 位国外汉学家所译。可以说两则译文都忠实传递了李词的孤独凄 凉之感；但在再现原作形式美上，二者又有所不同。译文一采 取押尾韵的手法基本实现了音韵美；译文二则采用了叠字的手法 追求的是与原文对应的形式美。其实，很难或者无需评判孰优孰 劣， 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项主观性活动，翻译作品是译者的主观 创作。译语的主观性使翻译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原因何在？千百年来，中国人以农业为生，高度依赖土地和 耕牛,黄土遍地皆是，耕牛节省众多人力；而英国则以渔猎为主， 捕鱼离不开水，打猎离不开马的帮助，因此自然也就赋予其积极 的形象。
总体上来说，中国深受儒道释三教的影响，敬天畏神,禅性 深重；而英美诸国则受基督教影响较大，崇拜上帝。在宗教文化 翻译方面，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红楼梦》的英译。《红楼 梦》的英译本影响较大的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与约 翰·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下面就 其中译文摘取一例加以探讨。
（接上页）
（转下页）
[10][清]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266页。 [11][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 2008年，246页。 [12][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905页。 [1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65 页。 [14]《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整理本，中华书局，2000年，48页。 [15]《说文解字》同上，296-297页。 [16]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194-195页。 [17]安家瑗：《中国早期的铜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年 38 页。 [18]李飞：《中国传统金银器艺术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序言 [19][五代]王仁裕撰，[唐]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 事迹》，《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43页。 [20][明]卓人月汇选：《古今词统》，辽宁教育出版社，462页。 [21][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153-154页。 [22][唐]元稹：《元氏长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73页。 [23]《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同上，19页。 [24]张冰冰：《出土西周銮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年。 [25]《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1997年，1742页。 [26]《周礼正义》同上，2592页。 [27]《周礼正义》“舒则不鸣，疾则失音。”2592页。 [28][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8页。 [29][唐]张籍：《张籍诗集》，中华书局，1959年，75页。 [30]《周礼正义》同上，2191页。 [31]《中国青铜器》同上，287页载：“山西石楼出土有一例，长柄深腔，腔 狭而圆，腔外及柄上套铸多个金舌，应该是用于宗教祭祀的铃。商晚期器。”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