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

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一、关于在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责，机动车方有损失的情形下，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是否应向机动车方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简称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双方都受到损害，行人有过错的，机动车方是否有权要求行人赔偿其损失的问题，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是认为行人有过错应承担相应地责任，另一是行人不承担责任。

笔者赞同行人不承担责任的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主张行人应承担责任者认为，机动车方受到损害行人有过错，机动车方有损害，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行人应就自已的过错行为对机动车方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规定是行人需要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4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6条规定在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中，属《侵权责任法》的总则性条款，是一般性、原则性规定规定，第48条规定在第六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属分则性条款，属特殊性、规则性规定。

按照特殊条款优于一般条款，有规则不适用原则的法律适用规则，《侵权责任法》第48条应当得到优先适用。

而《侵权责任法》第48条是准用性条款，本身对机动车道路责任的承担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是指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成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分担的特别法，适当得到最优先的适用。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第三者责任险限额的范围予以赔偿。

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民事责任：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臵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民事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上述规定，对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发生交通事故时，依据双方的责任大小，将责任承担规定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责任；第二个层次，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第三个层次，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臵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民事责任；第四个层次，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民事责任。

四个层次，行人的责任逐渐变大，机动车的责任逐渐变小。

行人的责任最大时，是行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机动车方无过错或过失，此时机动车的责任变到最小，即免责。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行人负全责时，也不需要对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这个损失，既包括行人方的损失，当然也包括机动车方的损失。

第三，行人不负赔偿责任，体现了优势责任原则，反映出更高层次上的公平正义。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过错责任（包括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两个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即使行为人没有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仍然要承担侵权责任。

无过错责任原则突破了传统民法中自己责任的理念，弥补了过错责任的不足，适应了高度危险产业发展的需要。

现代科技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便捷，但也伴生了前所未有的危险，高温、高压、高速、高空、高毒害、高致病性等高危工具和高危作业方式随时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享受着现代科技高度发展成果的人们，当然应对这些成果可能带来的风险承担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就是高速运输工具使用者应当承担的无过错责任，让机动车使用者无责赔偿，让行人有责免赔，这一看似不公平的规定，实质上蕴含着更高层次上的公平正义。

二、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问题《民法通则》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1年，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民通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这是我国法律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全部规定，简单地适用这个规定，显然不能合理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如某人在交通事故中头部受伤，当即被入送至医院，在医院住院治疗了2年，出院后要求致害人赔偿，致害人以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抗辩，对其抗辩理由，任何一个法官都不会采信，但其抗辩理由却符合法律的规定。

受害人头部受伤并当即被送至医院，属于伤害明显，从受伤害之日即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1年后诉讼时效届满，致害人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也有人认为应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受害人出院时，伤势才得以确诊，应从出院时计算诉讼时效。

其实这种说法也很牵强。

其一，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是指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情形，如某人在被机动车碰撞，当时没有发现受伤，身体无明显不适，受害人自以为没有受伤，两个月后感觉身体不适，经医院检查，发现身体某一非负重部位有一轻微骨折，且属交通事故所致，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其二，确诊是指对伤情有确切无疑的认定，如认定为骨折，也不是治疗终结。

解决上述矛盾还得在法律条文中寻找办法。

《民法通则》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我们把权利被侵害理解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包括侵害的发生、侵害的发展、侵害的结束等不同阶段。

人车相接，侵害发生；住院治疗，侵害发展；身体康复，侵害结束。

此时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受到伤害的全部内容，诉讼时效开始计算。

身体受到伤害，不能以伤害对方身体的方式主张权利，人身权受到伤害，应以财产补偿救济。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器具费等损失都要以货币的方式进行补偿，在受害人身体没有得到康复或者没有确定不能继续康复之前，这一切都没有确定，伤害在发展，损失在扩大，受害人不知道其权利被害的终局性结果，诉讼时效不能起算。

所以诉讼效应从受害人的权利被侵害的状况（损失）得到最终确认的时候开始计算，包括：一次入院治疗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受害人治疗终结之日起算；受害人多次入院治疗的，诉讼时效从其最后一次治疗终结之日起计算；受害人致残的，诉讼时效是应从作出鉴定结论之日起计算。

以损失确定时作为身体受到伤害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具有有下优点：第一，让受害人安心就医，不致因担心诉讼时效超过而放弃影响治疗；第二，避免权利人为防止诉讼时效超过而反复起诉，节约司法资源；第三，敦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防止权利关系长期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三、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已尽到说明告知义务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机动车保险合同是格式条款，承保的保险公司当然要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负有提请注意和说明的义务。

与之相对应《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这就从法律上规定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实事求是地说，保险合同是经过保监会规制的合同，虽然难免有行业保护的特点，但相对于没有经过行业规制的格式合同来说，还是比较规范的，保险公司出于减少赔付的目的，也希望至少在形式上尽到其说明和告知的义务，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加粗字体、书面提示、要求投保人签署免责条款告知声明等，无不显示出大公司的财力与智力，但由于许多保险业务员道德水平不高，为个人利益一味追求签单数，对免责条款不仅不主动说明告知，甚至故意隐瞒，这就造成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是否尽到告知义务的争议成了热点话题，加上保险公司一贯惜赔，形象不佳，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饱受诟病。

在此情形下，如何认定保险公司是否尽到了说明与告知义务，是审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不容回避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是需要确定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对“明确说明”的判断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

1.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

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及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1条：“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

3. 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上述三种意见中，中国人民银行对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要求相对较对较低，只要在保单背面印制格式保险条款即可。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所规定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提出书面或口头解释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批复不仅要求保险公司有提出书面或口头解释的行为，而且要求有“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结果。

审判实务中应依照《保险法》的规定，理解领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和研究室批复的意见，从以下几方面审查保险公司是否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一是应当由投保人本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填写了投保单；二是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了格式保险条款；三是保险合同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应使用了有别于其他条款的更加醒目的字体字号；四是保险合同中应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专门的说明，书面说明的内容应具体到条款的序号，口头说明的应使用问卷；五是上述保险文件应由投保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