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和叶飞的“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考
在红军长征后，闽东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三年游击战阶段，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一起在党史界和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的“南阳事件”。

“南阳事件”对当时的闽东游击斗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刚成立不久的闽浙边临时省委宣告分裂，闽东红军独立师两个支队损失100余人，这对刚刚从中央红军长征而孤立无援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闽东红军游击队而言是个极其重大的打击。

而该事件也给当时的策划人刘英与执行人粟裕个人关系和立场之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原先的闽浙边革命游击区一去不复返。

而对于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众说纷纭，甚至于有心怀不轨者将其与封建王朝中的官场内斗相提并论。

故为辨明事件来历真伪，鄙人在此整理部分官方说法、《叶飞回忆录》、陈挺和黄烽回忆录《闽东健儿征战录》、原福建省军区副政委钟大湖回忆录《血火征程》、《大将粟裕》等多方面资料，希望能为广大网友还原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

一、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建立
1934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一带的怀玉山遭10倍于我之敌包围，不幸全军覆没，领导人方志敏等同志被捕牺牲。

粟裕、刘英同志率残部突围而出，后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1935年，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并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同年8月，国民党军队开始进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为避其锋芒，挺进师转战于闽浙两省交界的景元、庆元、松溪、政和、建阳一带。

10月5日，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郑家坑与闽东特委会师。

当时的闽东特委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由于斗争的残酷就已经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再加之原领导人詹如柏、马立峰、叶秀藩等人的相继牺牲，因此在军事和政治上一直由叶飞、范式人、阮英平、许旺等同志领导。

由于这些领导人摒弃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根据当时闽东革命斗争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故在霞鼎（霞浦与福鼎）、滨海地区相继恢复革命政权，并在屏南、古田、政和及浙江部分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分布到了老、新区的各个重要村庄，闽东的革命形势又活跃了起来。

而在与挺进师会师后，闽东特委与刘英同志为首的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叶飞代表闽东特委主动提出愿意接受挺进师方面的领导，刘英同志也欣然接受，双方随即共同组建闽浙边临时省委。

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组织部长粟裕，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人也担任相应职务，临时省委共计十一人。

同时成立的还有闽浙军区，粟裕任司令，政治委员刘英。

由于当时挺进师的浙西南根据地已经丧失，因此闽东特委将鼎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划
给挺进师，也就是后来的浙南地区。

刘英将挺进师和独立团合编为闽浙独立师第一师，闽东独立师为二师。

二、闽浙临时省委内部的分歧
在闽浙省委成立初期，原挺进师与原闽东独立师双方一直都保持着密切、融洽的合作关系。

根据《叶飞回忆录》中记载，当时挺进师还曾经调拨部分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工作。

即便是在粟裕和叶飞等人的私人关系上也是极其密切的，双方曾经多次相互请教在游击战中的战术问题。

后世有人妄自揣测诟病粟、刘、叶的关系，甚至将他们描绘成了冰炭不同炉的仇敌，此等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以小人之心度革命者之腹，其心当诛！
经过了初期的蜜月之后，双方在斗争方针上逐渐出现了分歧。

由于双方都已经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对当时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进入“三人小组”和清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等情况一无所知，因此都只能根据自己对斗争形势的分析理解和过往经验来解决方针问题。

当时挺进师方面基本沿用了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党政建设；而闽东方面则是根据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争取部分愿意向组织靠拢的保甲长，采用“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并对上层分子根据其表现区分对待，且党组织的活动基本以地下为主。

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浙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双方都存在着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的问题，浙南方面还常以主力自居，而刘英同志本人在中央苏区时受“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因此在进入闽东后，即要求闽东独立师到浙西南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对此，叶飞等闽东省委大多数同志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闽东红军离开闽东根据地后，根据地本身无所依托，易受国民党武装打击；而独立师前往浙西南没有群众基础，且浙西南地区中心离铁路不过几十里，容易成为敌人重点攻击目标。

而粟裕同志也赞成闽东方面的意见，而由于刘英同志此时受“左”倾思想影响，常常以省委名义将个人意见强加给地方，因此粟裕同志提出与闽北地区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由闽浙赣苏区负责人黄道同志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以统一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方针问题。

粟裕同志认为：第一，闽东特委方面要坚持意见，闽东革命根据地不能轻易放弃，要对党负责；第二，要挽救当前形势，必须与闽北地区取得联系，请在党内资历较深的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并纠正刘英同志的错误。

在这一提议的基础上，叶飞于1936年2月在福建省政和县洞宫山与黄道同志会晤。

当时会面的还有闽北军分区司令吴先喜、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曾镜冰等人。

在会中，黄道同志认为：要建立统一领导，就必须对闽浙边临时省委前一阶段的工作做出总结，并责成刘英同志前往恢复浙西南根据地，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

对此叶飞表示：正是由于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对方针问题争论不休，所以才请黄道同志出来主持工作。

而黄道同志坚持说：“如果闽浙临时省委自身无法解决问题，那么闽浙赣临时省委成立也就无法成立。

”后
叶飞提出：“如果不行，闽东特委就接受闽赣临时省委负责。

”黄道同志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

”叶飞感觉事态严重，考虑再三后表示：“这样做不是分裂行为吗？”黄道同志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也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

”叶飞说：“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怎么办？”黄道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叶飞返回闽东后，即邀请刘英等同志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也都出席会议，但粟裕同志未到。

会上，双方就是否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及闽东特委是否退出闽浙临时省委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闽东特委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

然而，正是以此会议为导火索，最终酿成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的“南阳事件”。

三、“南阳事件”
1936年初秋，粟裕接到刘英送来的书面命令。

命令如下：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

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做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以何种名义召见叶飞前来，由你自行确定。

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
在此同时，刘英还派来一对武装监督执行命令。

粟裕看到该命令后十分震惊，从感情上，他不愿用如此极端的做法处理党内矛盾，但从组织原则出发，他依然还是执行了刘英的命令。

1936年10月，叶飞与陈挺等闽东干部及一个连的战士到达南阳。

席间吃饭时，双方干部交叉而坐，酒过三巡，摔杯为号，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动！”叶飞等人随即被左右的挺进师干部架住，叶飞的警卫班班长龚复生与部分独立师干部奋起反抗被杀害。

叶飞、陈挺等人被抓后，在附近驻扎的闽东独立师第二纵队一、二支队战士则被分散编入挺进师，而在隔壁桌陈挺同志的警卫员王明星与叶飞警卫人员在混乱中钻出人群，翻墙逃往三支队驻地，随后三支队与被另一名中队长通讯员通知的二支队钟大湖部共计70余人趁夜色分别撤入山中。

在将叶飞、陈挺等人押解省委途中，叶飞与陈挺等人手脚都被捆绑，背上撑了一根竹竿，无法动弹。

后来在路上，押解部队遭遇国民党武装袭击，部队被打散，叶飞同志被押解者用枪击中脚部，随后他与陈挺同志在国民党部队的进逼下相继跳下十余丈高的山崖，所幸都挂在树上，幸免于难。

天黑后，两人昼伏夜出，5夜后赶回闽东根据地。

此时阮英平、范式人与从闽北赶来的饶守坤、王助等部正在准备营救叶飞，正是在叶飞、陈挺、范式人和阮英平等人的努力下，闽东根据地的官兵群众激愤的情绪才被逐渐的化解，也避免了双方再度武装冲突的危险，被编入挺进师的一、二支队战士也陆续在国民党武装袭击押送队伍后返回闽东。

“南阳事件”后，刘英单独召开闽浙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在会上宣布开除叶飞和阮英平同志党籍，同时又将粟裕同志冠以参加叶飞、黄道反对刘英活动的罪名，将其关押，并进行批判活动。

而此时的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则大感兴奋，接连以“共党闽浙边省委发生内讧”为题发出“快邮代电”，责成福安、寿宁等县追踪闽东共产党首脑，缉拿归案，同时开始调整“清剿”部署，加强了对闽东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南阳事件”发生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即行宣告分裂。

闽东特委随后开始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

四、“南阳事件”中逐渐加深误会的粟、刘
粟裕与刘英同志之间所产生的隔阂早在浙西南根据地时期就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

在根据地建设上，刘英主张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并公开各级党组织活动。

粟裕同志曾建议其适当调整政策，对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进行团结，并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对此刘英反感的表示：粟裕同志是否在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小心不要再犯右倾错误。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由于粟裕同志在许多立场上与叶飞等人相同，并多次调停闽浙双方的分歧矛盾，再加之他写信转交黄道同志，希望其能引头领导闽北、闽东、浙南三地的游击斗争。

这些都大大加深了刘英同志的不满，两人之间的误会进一步加剧。

此时刘英曾提出由叶飞同志接替粟裕出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借此替掉粟裕，后因大多数人反对而作罢。

“南阳事件”后，由于叶飞、陈挺等人成功脱逃，致使刘英更加不信任粟裕。

押解叶飞等人的部队中途中伏，疑点甚多，因为粟裕清楚叶飞等人对于闽东游击区的重要性，一旦他们被逮捕，闽东革命根据地就有彻底沦丧的危险，加之与浙南方面的矛盾，局面将会不可收拾。

根据以上判断，刘英在其召开的临时省委紧急会议上怒气冲冲地说：“今天我们开会，讨论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粟裕参与其事的问题！”随后作为与会唯一斗争目标的粟裕同志就被立刻关押批判。

在批判过程中，粟裕同志处于团结和保护根据地的角度出发，违心做出了检查，并表示日后一定坚决服从刘英和临时省委的领导，加之浙西南军事和政治工作离不开粟裕，于是粟裕同志被释放。

在这之后，粟裕与刘英就分开活动，即使见面也各带武装，1937年上半年闽浙边第二次反“围剿”后，两人失去了联系，直到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到达浙江平阳山门，粟、刘二人才又一次会面，随后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北上抗日。

1942年5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同志在浙江省永康方岩马头山麓英勇牺牲，至此，一段公案划上了句号。

五、“南阳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
在导致了闽东与浙南彻底分裂的“南阳事件”中，“左”倾路线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是由于在“左”倾主义思想的误导下，闽浙双方的矛盾才逐渐加剧，分裂日益加深，最终使用了极其错误的极端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

而如何在统一主旨思想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如何避免将党内斗争敌对化，这类争论也必将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继续下去。

在“南阳事件”发生后的今天，网络上有许多不和谐的杂音对事件中的亲历者胡乱揣测，甚至于有人开始攻击当时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品行，指责他们是山头主义，这无疑是十分可笑和可悲的。

新四军成立后，叶飞、陈挺等同志曾长期在粟裕麾下作战，深得粟裕同志的信任，叶飞还曾经代替粟裕指挥了孟良崮的后期作战；由闽东红军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新四军6团也在战火中一步步地成长，并最终成为解放军军中的一等劲旅20军，没有双方后来的信任，这些又从何而来？而“南阳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刘英同志之子刘锡荣曾高居中纪委副书记
之职，他是刘英的遗腹子，幼时刘锡荣被粟裕派人从要饭路上寻回，收为养子，精心培养，直到成长为中纪委副书记。

在他步入社会开始工作时，叶飞同志不仅健在，而且还在领导岗位上，如果叶飞仍心存芥蒂，稍微打压一下，亦或是粟裕对其生死不闻不问，如今刘锡荣就不知该在何处混迹了。

可见革命者坦荡无私的胸怀又岂是无知小人的狭隘用心所能揣摩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