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译学研究与硕士研究生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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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译学研究与硕士研究生翻译教学
论文摘要: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代写论文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最基本途径和方法之一,是翻译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的依归。“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论文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
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