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解读.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一

一日，有个朋友与我聊起余秋雨，说余如何有文采，文章写得如何好，我不以为然。因为我刚读过西方朔先生评余秋雨所写的《泰州望海楼新记》一文。余文短短三四百字，不文不白，狗屁不通，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最可笑的是，余秋雨在文后缀一七言诗：“本为望海筑此楼，岂料远近皆望楼；风晨雨夕独登临，方知何处是泰州。”不仅词意卑琐，而且不讲格律，通篇平仄混乱，押韵竟连用两个“楼”字，连入韵为平不入韵为仄这一旧体诗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真是给文化人丢脸！

朋友说，这篇《泰州望海楼新记》可能是泰州有关部门慕名来求，大师推托不掉，于是敷衍成文，糊弄一下那些文盲罢了。他建议我认真读读余大师的《苏东坡突围》，说这一篇写得真的很好，可算是余大师写的最好的文化散文。

好奇之下，在网上一搜，果然找到了《苏东坡突围》。看了第一段，我便忍俊不禁。余秋雨在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

大师住进了“半山居所”，不是来休养，就是来写作，肯定不会在这里长住的。按说，作家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的，否则怎么能潜心读书、安心写作？何况又不是在这里长住。可是，大作家在“深更半夜”竟然耐不住“寂寞”了，竟然在屋子里转起了圈子，而且盼望有人深更半夜地来电话——这猴急状可真够痛苦的，让人看了也痛苦。

接下来，真是心想事成，电话竟真的响了，是一位不相识的台湾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

台湾与大陆任何一个省区的时差，总不会差上半天吧！这位与大作家“素昧平生”的台湾女记者在深更半夜将电话打到余大师的隐居地，而且打的是座机，也真够神通广大的！难道台湾记者有深更半夜打电话采访名人的工作习惯？读到这里，怎不令人啧啧称奇！

如果余大师这样写：正当他在深更半夜寂寞得六神无主正在房中团团打转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只见月光下站着一位貌若天仙妩媚可人的女子，仿佛是美丽多情的狐仙，又像是婀娜多姿的花魅。一问才知，竟是不远万

里前来采访的台湾女记者——那岂不更有诗意？岂不更富有传奇色彩？岂不更有蒲松龄先生笔下的浪漫情致？

女记者第一句话，就称赞余大师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当然，我们不要以为女记者不是出版界人士就不知道图书的销售情况了，更不要理解成余大师借女记者之口来一番“王婆卖瓜”，记者在采访之前先“实事求是”地恭维一下余大师也在情理之中，对不对？不过接下来女记者的采访令读者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年前——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问余大作家的“出身”。据说，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拦住问“家庭出身”；人们填各种表格，“出身”一栏是必填项目。甚至时到如今，有些表格上面还印着“出身”一栏。余大师是“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的成员，是鼎鼎大名的“无产阶级笔杆子”，当然对“出身”二字有着很深的“阶级感情”，所以，身在台北的女记者竟也投其所好，采访时先问“出身”，读到这“出身”二字，又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女记者问得很细，居然“无一遗漏”，也不知怎么才算是“无一遗漏”？唉，仅余大师的第一段就评了这么多，有点避重就轻，还是让我们看看他笔下的苏东坡是如何“突围”的吧。

二

《苏东坡突围》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虽然苏东坡大名鼎鼎，但对“乌台诗案”，恐怕知之者不多。

“乌台诗案”是北宋一起著名的文字狱，苏轼，号东坡居士，因其政敌们诬陷他写诗“谤讪朝政”，遂被宋神宗下令逮系御史台监狱。“乌台”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余大师在文中没提，笔者不妨在此解释一下：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在分析为什么那么多“文人”对苏东坡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时，余大师写道：“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余大师认为，苏东坡入狱，是因为别人嫉妒他。

联想到这些年来不断有文人学者撰文指出余大师文章中的文史错误，余大师不仅不认错，反而说这是别人在“嫉妒”他，那么，我们对余大师将“乌台诗案”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文人的“嫉妒”，也就可以理解了。

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并不是不可以。但写历史类的文字，治史态度应该端正，列举事实应该客观，主观分析应该严谨。余大师写“乌台诗案”，言之凿凿地说明是一些“文人”因为嫉妒苏轼的才华才向其发难的，因为苏东坡“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那么，“乌台诗案”的成因是否真的是因为文人的“嫉妒”呢？且看我根据史料慢慢道来。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但是，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因天下之为，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搞得怨声载道，因此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苏轼就是著名的反对者之一。

苏轼在主持一次进士大考时，他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让举子们论述：“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

王安石闻讯，很不高兴。他认为，苏轼列举历史上的一些独断专行的人，实是在讽刺自己受神宗宠信而专权擅政，遂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神宗，说苏轼以试题谤讪朝政。苏轼自知在中央已经呆不下去了，只好请求补外，到杭州做通判（相当于杭州市政府的副市长）。应该说，这是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也是“乌台诗案”的序曲。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知州改任湖州知州。苏轼在杭州、湖州任职期间，朝中“变法派”（亦称“新党”）与“保守派”（亦称“旧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由于宋神宗本人就属于“变法派”，所以朝中的“变法派”都是实权派，他们正苦思打败“旧党”的理由，以搬去变法路上的那些绊脚石。终于，他们决定通过指摘苏轼等人的文字之过为突破口，一举将“旧党”从朝中清除。

仿佛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变法派人物沈括首先发难，上疏神宗，说苏轼诗中“词有讪怼”，继而监察御史何大正（也是“变法派”）上疏，指责苏轼知湖州时写的谢表中的“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是“谤讪讥骂”朝廷。最初，这二人对苏轼的构陷并未引起宋神宗的重视。

何大正的同事、御史舒亶则仔细地研读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写了一个更有份量的折子呈给神宗。

在何御史、舒御史的上疏仍未引起宋神宗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御史台的主要领导——御史中丞李定亲自出马了，他上疏说：“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时，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