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绛,给你点干货出去装逼

关于杨绛，给你点干货出去装逼

李零写过一本书，名叫《去圣乃得真孔子》，这个名字

我很喜欢。他说，只有把孔子的圣人光环去掉，才能看到真实的孔子。这点娘子非常赞同。

今天要说的杨绛先生也是一样，我不想把这位女性描述得多么伟大光荣正确，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将一个人无限完美化之后你反而看不清本质。最近网上大多是夸耀奉迎之文，实质内容却少之又少，于是我决定收集整理资料，抖点干货给各位客官。台湾和大陆如何选择？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个分水岭，他们即将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是：留大陆还是去台湾。大陆和台湾，哪边更有前途？

1949年初，陈衡哲、任鸿隽夫妇，钱钟书、杨绛夫妇，以

及胡适在上海相聚，在去留问题上也有些摇摆不定。

在国内众多学者中，胡适的地位最高。也最被执政者看好。曾在1947年，蒋介石就邀请胡适出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和

国府委员，但胡适推辞了。毛泽东也曾写信挽留胡适，希望他能留下来建设大陆的文化，毛在信中自称“你的学生”，对

胡适非常尊重。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早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胡适就已经因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毛泽东时常抽空去旁听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是胡适学生的由来。

胡适最终既没有选择大陆，也没有选择台湾。他选择了美国。（谁盗图，谁光荣）胡适临走时说，“美国有面包，也有自由；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适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并不愿与政治有任何瓜葛。

当然，今天来看胡适这句话是有明显问题的，特别是“美国有面包，也有自由……”，胡适到美国之后生活不济，只能靠稿费勉强维持生计，后来实在待不下去，在1954年受蒋的邀请又去了台湾。

说好的面包呢？说好的自由主义呢？外面的世界很诱人钱钟书夫妇在当时也收到了台湾甚至国外友人邀请，应该说，条件还是相当丰厚的。

朱家骅（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曾写信给钱钟书，邀请他到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地点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国家“黎巴嫩”；杭立武（教育部长）也写信给钱钟书，并且给钱钟书夫妇安排好了所有后事，钱钟书可到台大教书，杨绛可到台师大教书。包括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的老朋友也来电话邀请钱钟书夫妇。

最终钱钟书和杨绛都一一拒绝了。

1949年8月24日，钱钟书和杨绛从上海返回清华。三年后，两人调入北大燕园文学研究所。至此，大陆和台湾的文学格局基本成了定局。

郭沫若、老舍、梁思成、林徽因、钱钟书、杨绛、陈寅恪、冯友兰等一批学者留在了大陆，而胡适、钱穆、林语堂、梁实秋、梅贻琦、张大千、傅斯年、罗家伦等学者则选择了台湾。

建国后，钱钟书的主要任务是将《毛泽东诗选》翻译成英文。杨绛也开始步入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她当时写的《小阳春》，一度受到大学知识份子的欢迎。应该说，钱钟书是一个很识时务的学者，翻译《毛选》无论如何也要算大功一件。而相比之下，去台湾的梁实秋就没那么聪明了，梁实秋在台湾花了40年时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于政治来讲，实在是拍不到任何马屁。被批为“牛鬼蛇神”好景不长，1951年前夕，国内开始“文学批判运动”，钱钟书的好友曹禺遭到打压，他的作品被重新“煮”了一遍，令国内的文人噤若寒蝉。

钱钟书和杨绛选择了封笔不写，以至于此后的17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文学创作。

1966年，文革爆发，钱钟书工作的文研所掀起了“拔白旗运动”，三面白旗，一面白旗是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另一面白旗是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还有一面白旗就是杨绛，杨绛被称为“牛鬼蛇神”，她的著作被连根拔起，撕得粉碎。（谁盗图，谁光荣）什么是白旗？不管在文革时期还是在现在，“白色”都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文革时期的白色有一个专

业称呼，叫“白专道路”。白色代表资产阶级，比如现在的白俄罗斯，我们当年给白俄罗斯命名的时候，就是用“白”来区别他与俄罗斯的不同。

郑振铎因为死得早，没有被批判，钱钟书自然就成了头号“反动权威”。这时候杨绛做了一件不太理智的事情，她在大字报的下面贴了一张小字报，想要为丈夫辩诬，结果触怒了革命群众，杨绛被揪到了千人大会进行批斗。在千人大会上，杨绛被带上了白帽子。钱钟书就在人群之中，他没有能力保护妻子，更不能眼睁睁看着妻子受辱，只能无奈地选择黯然离开。女婿被迫自杀身亡1967年，北京爆发“五一六运动”。社科院的教师和学生被要求到农村进行实践劳动，当时有个高大上的称呼：下放干校。明面上是实践学习，实则是变向劳改。被下放干校的知识份子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据杨绛回忆，清华大学的俞平伯教授和老伴已经70多岁，也照样像学龄儿童一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

杨绛夫妻先后被下放干校学习，目的地是罗山和息县县城，两人并不在一个地点，隔了一些距离，凌晨三点钟空着肚子下地，早饭六点送到田里，劳动到中午休息，黄昏再下地，一直干到晚上。因为钱钟书负责送邮递，所以趁着送邮递的路上还能抽时间见一见杨绛。

然而就在夫妻二人下放干校的日子里，杨绛的女婿王德一被逼自杀。文革期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股“五一六份子”，

他们宣扬“炮打周恩来”，“炮打林副统帅”，于是混乱开始了，大家开始寻找“五一六份子”，很多人无故受到牵连，杨绛的女婿王德一就是其中之一，王德一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在隔离室的暖气管上自杀身亡。（谁盗图，谁光荣）1972年，干校的“老弱病残”被遣送回京，63岁的钱钟书和62岁的杨绛终于返回了北京，二人寄居在学部一间办公室里。当时招待杨绛夫妇的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据叶廷芳回忆，杨绛夫妇的小屋子里有两张行军床，窗户边有一个小方桌，既是写字台，也是吃饭桌。杨绛夫妇对环境还是比较满意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人帮倒台，十年文革结束。【娘子语录】说起杨绛，就不得不提起她翻译的《唐·吉诃德》。其实这本书从1958年就着手翻译了，当时杨绛48岁，她努力学习西班牙语，边学习边翻译，一直译到1966年文革爆发，此时《唐·吉诃德》上册已经译完，下册译了不到三分之一，由于文革中被批斗，杨绛的译稿被当成资产阶级右派学术全部被没收。这一情形倒还很像秦国时候的焚书坑儒的感觉。一年之后，杨绛在下放干校之前竟然无意中在一间破败的小屋里找到了自己的译稿。于是悄悄将稿件封存起来。文革结束之后，杨绛继续翻译《唐·吉诃德》。1978年3月，《唐·吉诃德》正式出版。杨绛在文革后写道：“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