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文化综述

天台山文化综述作者：许尚枢天台山蜿蜓于东海之滨，以其绚丽多姿的形貌和深邃厚实的内涵，孕育出华夏文明苑囿中一棵散发着独特芬芳的奇葩，这就是“天台山文化”。

与古都文化和其他名山文化不同，她以神秀的山水为依托，以宗教文化为特色，自唐宋盛行迄今并对日本和韩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她由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南宗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文化以及民间文化组成。

前两者为宗教文化，后两者带有强烈的宗法性和民俗性，以宗族文化为主体。

1700年来，“两宗” 文化互相渗透，涵盖台州六邑，造成了佛道共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对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科技、体育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早在公元3世纪，佛道文化就在古久、清秀、奇特、幽静的天台山滋生发展。

汉晋之际，高道葛玄、名僧昙猷先后来此卓庵开山。

至南陈智顗创中国佛教天台宗，唐司马承祯传正一之教，创天台仙派，五代德韶阐扬禅宗，直至北宋邑人张伯端开创南宗，桐柏、赤城、灵墟、天姥、司马悔山成为洞天福地，终于确立了“山水神秀，佛宗道源”的特色。

而在这一特色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东士迦文”智顗著述中湛深的哲理、缜密的思辩，道教在化学、医药方面所达到的高超造诣，高僧名道的书画诗文，都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供我们采撷、弘扬。

天台是历史悠久的“文物之邦”。

两次“南渡”，移民带着北南各地的先进文化和习俗，在天台城乡繁衍，聚族而居。

理学大师朱熹三至天台两主崇道观，重视文教，促助宗族文化的发展。

乡贤和游寓一起，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文物，供我们借鉴、发扬。

天台的风俗习惯富有宗教、宗族的色彩，又带着山区的特点，往往精糟并存。

来自全国各地的族姓带来了各地殊风异俗，结合本地条件，吸收宗教习俗，经过融合改造，使天台的风俗富于独创性。

以宗教习俗而言，既有敬祖睦族、提倡善举、注意保护名胜古迹这些颇有可取之处的良风，也有迷信“风水”、宗族械斗、溺死女婴的陋俗。

生活和娱乐习俗则颇有特色。

逢年过节和待客的食品饺饼筒、扁食、咸（甜）羹、麦饼、十景糕、十六会签等，具有内容综合性、形式多样性、安排节律性的特点。

抬阁、大旗竹、围棋、鼓亭、十番、词及方言都别具一格。

钟灵毓秀，天台山人才辈出。

其中东晋白云先生，点拨王羲之书法；南齐顾欢，既是道教理论家，又是天台文化教育的启蒙者；寒山子，隐居寒石山70年，声闻及于大洋彼岸；项容参与水墨山水画的确立；宋代陈景沂潜心著述，写有世界第一部植物辞典《全芳备祖》；禅僧济公，擅长诗文，戏佞济贫，民间尊为“活佛”；赵汝适《诸蕃志》是中国第一部海外交通、风物志；贾似道《蟋蟀经》是世界第一部蟋蟀的昆虫学专著；刘志方，浙派音乐开创人物；明初学者徐一夔，文名满江南；范理，“江南清官第一”；庞泮，直声动天下；紫凝道人宗衡《易筋经》是中华武功第一部专著；清代反对文字狱的奇士齐周华，是纪游文学巨匠；齐召南，精于史地之学。

他们的著述，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天台山文化所拥有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华夏大文化中的地位。

现代有识之士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革新者。

陈荩民，“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数学教育家；陆蠡，既以散文、译作饮誉文坛，又以宁死不屈名垂青史。

他们身上不正存在着一种鲁迅所肯定的“台州式的硬气”吗？而从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周永广、杨敬燮、石瑞芳、齐德夫，抗日名将陈克菲等人的身上和与时共进的名医陈中伟、建筑学家齐康和陈干，文学家许杰、诗人曹天风和画家袁枢真等人的作品和世界冠军俞斌的棋艺中，又看到了传统文化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闪耀着迥异前代的光辉。

作为台州文化的代表，天台山文化鼎盛于隋唐，可谓浙江隋唐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一个代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一直影响到后代。

另一方面，天台地处海滨山区，其文化有一定的封闭性，也有一定的开放性。

在中外交往中，天台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禅宗”）向日本、韩国及东南业等国家和台港澳地区传播，天台山的文学艺术、科技医药，诸如造像工艺、茶叶种制技术和茶道等造成世界性的影响，“天台宗热”、“寒山热”和“济公热”在海外久盛不衰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就说明天台山文化也是环太平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路唐诗到石梁来源：作者：许尚枢“唐诗之路”，经过众多学者的发掘、考察和论证，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可，但重点多放在新昌县那一段，有“剡溪——唐诗之路”的说法。

其实这条诗路的目的地和最精华的部分都是在天台山。

对此作点简略的述说。

群星既荟萃，兴会更无前“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天台山地处海隅，“所立冥奥，其路幽迥”，因此尽管它是“山岳之神秀者”，还是“举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

是佚名《图像》和东晋孙绰的《天台山赋》，第一次把台岳高品位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昭示于世；是南朝宋元嘉六年（429）秋，诗人谢灵运率领数百人从始宁县（县治在今三界）南山出发，伐山开道，构通了越台旅游线。

其后，人们在陆路之外，又发现了一条不必迂回百里而可以顺抵天台山的“捷径”。

唐代诗人们来到江南，大多是乘船走水路……即从淮地的扬州经运河南下，渡钱塘江，从西兴进入浙东，再沿剡溪溯流而上，登上天台的石梁。

有的还从临海出海，作为浙江之行的终点。

其中剡溪上游，路经黄坛、五马、上海、慈圣，在与大兴坑相接的石梁，登上华顶峰。

从新昌到天台慈圣，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可以通竹筏、木排。

古时植被繁茂，那里的航道一定更为通畅。

从孟浩然《舟中晓望》“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

舳舻争利涉，来往任风潮。

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

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中，不难看出走的正是一条“越中——剡溪——石桥”的水道。

据竺岳兵先生统计，有唐一代400多位诗人游历栖居于此，接近收载于《全唐诗》2200余位诗人总数的1/5。

当时浙东面积仅全国的1/750，却有这么多诗人遨游吟唱，确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在这些诗人中，既有像青年就入台越、游冶忘归达四年之久的杜甫，和四入浙江、三至越中、二登台岳的李白这样的超级巨星，也有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样的大家，还有“初唐四杰”、“中唐三俊”、“晚唐三罗”等名家。

他们或溯流而上，或顺水而归，或壮游，或宦游，载酒扬帆，击节高歌，也有终隐于此的，还有60多位本籍骚人，无不尽情赞咏浙东风光，留下了大量的诗篇。

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唐诗中的浙东，范围指浦阳江流域以东，括苍山脉以北，东海以西这一区域，会稽、四明、大盘、天台四山横亘其间，总面积约2万多平方公里，仅为全国的0.13%。

以全国之大，却有那么多的诗人特别垂青于浙东弹丸之地，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这里有着独特而巨大的区域文化优势。

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种下了唐诗之路的基因；生动有趣的舜禹传说，各种仙话故事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而美丽的面纱；六朝时期南北文化交融，浙江成为人文渊薮；谢灵运寻胜问幽，首创山水诗，为后世所仰慕。

尤其是天台山，以其文化积淀之深厚而被视为“佛宗仙源，文物之邦”。

剡溪发源于天台华顶山，夙有“溪连嵊水兴何尽，路转仙源人自迷”之说；三茅溪作为发源于大盘山的始丰溪支流，则因为汉三茅真君留连于此而得名，脍灸人口的剡县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因此，自剡入台自古就有一条“仙源之路”，沿途有一系列道教洞天福地：沃州、天姥、赤城、桐柏金庭、司马悔山、灵墟等。

汉末葛玄登台山而开拓“仙山”，成为道教符箓派之祖，侄孙葛洪继之，魏夫人创上清派，至唐睿宗为司马随祯建桐柏宫，开道教南宗祖庭之先声，祈仙修道者摩肩接踵而来。

佛教，早在东汉就传入天台山。

东晋时昙猷开拓天台“佛国”，石梁方广成为五百罗汉道场。

陈隋之际，智者入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被尊为“东土小释迦”。

至唐中叶，遗则盛传牛头禅，创佛窟学；普岸弘扬临济宗，建万年寺。

天台寺观棋布、仙释睦居；“千僧万道”，成为浙东宗教中心，中外信士礼拜驻锡者络绎不绝。

姜光斗《论唐代浙东的僧诗》中所举17位名僧居住过国清寺和信仰天台宗教义的约占一半，禅宗诗僧天然、法常等，都曾居天台，寒山子居天台寒石山七十年，与国清寺丰干、拾得诗偈往来，更传为吟坛佳话。

天台也是儒官文士的栖居之地。

东吴太常高察隐居天台山麓，南齐顾欢在此开馆授徒，留下了察岭和读书堂遗址、欢岙等系列地名。

白居易《沃州山禅院记》列举戴逵、孙绰、王羲之等18位高士名人，他们中间很多人到过天台。

王羲之还从天台白云先生学书，留下了黄经洞、墨池遗址和《书诀》；他和支遁、许询遨游九峰传为美谈，也成为台岳三教合一的缩影。

唐王朝博大宽容，形成了思想信仰比较自由的空气。

天台山儒道释文化积淀都十分深厚，又有多姿多彩、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对于儒官、高道、名僧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吸引力。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与越山剡溪一样成为“唐诗之路”的载体，成为诗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

李白的“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的诗句正说出了诗人们的心声。

幅幅锦屏画，台岳最奇丽如果把浙江唐诗之路比作一张张锦绣屏风，天台山是最奇丽的一块；如果把它比作一曲完整的交响乐，台岳则是其中最华彩的乐章。

据笔者粗略统计，唐人写天台山诗有数百首之多，拙作《天台山诗词曲赋选注》（团结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87首，包括天台山、石桥、佛陇、国清、桃源、桐柏、琼台、华顶、赤城和寒石山等，即今天台山13个景区中的8个景区，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精华部分。

邹志芳先生的《浙江唐诗之路》，全书41个景点207首诗，其中涉及天台山的有13个景点55首诗。

涉及剡地（含今嵊州、新昌）的为8个景点41首诗。

吕济琛、潘表球先生的《剡中山水诗选》（浙江摄影出版社）则收入剡中、石城、天姥的唐诗25首。

二书中的桃源选诗与拙作基本相同。

李白、孟浩然是二位到天台、剡县的有代表性的山水诗大家。

我们不妨以李白歌中出现的台剡地名统计，作点比较。

剡县方面，包括天姥4例、诗句也有1例在内，有关地名共17例，诗名3例，共20例。

天台方面，包括华顶、石桥、赤城、国清的地名30例，诗名也有2例，共32例。

再以孟浩然开元十八年（730）秋的浙东之旅为例，有关天台地名14例，诗名5例，还不包括族谱中一首写孟湖的七律；而剡县仅2例，均在诗题中。

上述两种统计，当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它至少表明：唐代诗人尤其是大家，对台岳主要景点游访殆遍，剡地则有几处阙如。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孙绰的赋赞和诗仙李白吟诵的重点景物，如石桥、仙都、赤城、华顶、国清、天姥，也正是众多的唐诗题咏。

这体现了英雄所见略同和文化的传承性。

孙赋以“跨穹窿之悬蹬，临万丈之绝冥；践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描绘举世罕见的天生桥。

唐人同样神往之至，以“远登临海桥，横此莓苔石”（韦应物）、“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宋之问）自豪，描绘“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李白）、“瀑布千丈流，如铺链一条”（寒山）的壮观，贵为皇帝的李隆基也要神游撰铭，令王公大臣张说等奉和凑个热闹甚至连桥畔琪树和古松也为诗画家所瞩目：“海上仙山属使君，石桥琪树古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