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沈伯俊)

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

——论《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

沈伯俊

摘要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这种创作方法，来源于古代章回小说的生成环境，也植根于以“奇”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因此，应当以传奇眼光看《三国》人物，以浪漫情调观《三国》情节。

关键词《三国演义》现实精神浪漫情调传奇色彩

关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许多学界同仁可能认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题目，似乎不必再作探讨。实则不然，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分歧不少，而且误解、曲解颇多，确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1996年，在为李保均教授主编的《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一书撰写的第二章《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比较研究》中，我曾经写道：

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四种观点：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浪漫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古典主义的。笔者认为，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

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①。

在后来出版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一书中，我重申了这一观点②。

根据几年来的所见所思，这里再作申论。

一、既是现实的，又是传奇的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包括传统文化时，不得不使用一套主要源于欧美或借自日本的语汇（术语、概念、范畴等）。这既是学习和借鉴之必须，也是对外沟通、交流之必要。尽管许多中国学者一直努力地发掘本民族的话语资源，弘扬其精华，开发其现

①李保均主编《明清小说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②沈伯俊《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代意义，也只能与外来语汇互相借鉴，互相依存，共同承担语言的使用功能。事实上，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磨合，大量原本是外来的语汇已经融入现代中国语言，成为中国学术、文化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完全离开这套语汇，现代中国人几乎无法顺畅地思维和表达。不过，值得重视的是，在使用外来语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既要掌握其普适意义，又要注意其中相当一部分与传统文化实际情况的某些区别乃至脱节，不能简单化、形式化地生搬硬套。在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时，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文艺思潮，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然而，作为一种基本的创作态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很早就出现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创作中。就现实主义而言，凡是力图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历史生活的本来样式的作品，均可视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文学艺术中，人们观察和把握现实生活的能力、表现生活真实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罢了；而在不同的文艺样式中，现实主义的形态也有很大区别。人们熟知的恩格斯的名言“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欧洲国家，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成熟以后，对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要求。就浪漫主义而言，凡是按照人们希望的样子来反映生活，偏重主观，富于理想色彩的作品，均可视为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只是在不同的文艺样式、不同的具体作品中，浪漫精神、浪漫情调的浓烈程度不同罢了。从概念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各自具有鲜明的特征，不应混淆；但在极其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它们却并非彼此完全绝缘，而常常互相交错，一体共生。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会具有浪漫情调；一个浪漫主义作家，也会具有现实精神。李白是公认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不朽名篇《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雄奇瑰丽，喷薄而出的浪漫精神激荡千古；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望鹦鹉洲悲祢衡》等则是充满现实情怀的佳作。杜甫是公认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直面人生，深沉博大的现实主义精神辉耀百代；而《望岳》、《饮中八仙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不也是洋溢着浪漫情调的名篇？如果忽视活生生的创作实践，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推导，未免会胶柱鼓瑟，削足适履，表面看来雄辩滔滔，却难以透彻地理解千差万别的作家，合理地解释千姿百态的文艺作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由于生存环境和民族性格的原因，现实主义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同时，中国文学很早便形成了“好奇”的审美心理，以“奇”为美，以“奇”为胜。在诗文等传统的正宗文学中，人们崇尚“奇思”、“奇文”、“奇字”，正如杜甫名句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而在小说、戏曲等非正统文学中，人们更追求“奇事”、“奇人”、“奇情”。例如：晋代葛洪《神仙传自序》便指出该书具有“深妙奇异”的特点；南朝梁萧绮《拾遗记序》认为该书内容“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南宋洪迈《夷坚乙志序》云：“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千里寄声……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宋末刘辰翁在《世说新语眉批》中，对《夙惠》篇中“何晏明惠”一则批曰：“字形语势皆绘，奇事奇事。”元代邵元长《〈录鬼簿〉序》中作《湘妃曲》，赞扬钟嗣成的《录鬼簿》“示佳编古怪新奇”，实际上是赞扬书中涉及的大量元杂剧优秀作品“古怪新奇”。由此可见，以“奇”为美乃是古代众多作家艺术家自觉的艺术追求。

罗贯中创作史诗型巨著《三国演义》时，一方面以综观天下、悲悯苍生的博大胸怀，直面历史，努力寻绎汉末三国时期的治乱兴亡之道，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他又以“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①的眼光，竭力突出和渲染那个时代的奇人、奇才、奇事、奇遇、奇谋、奇功，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传

①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