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魏明珠

中国古代文学史姓名：魏明珠班级：汉语言文学一班学号：41202032“负心婚变”文学母题的道德评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对男子负心的救赎2012级汉语言文学一班魏明珠41202032美满的婚姻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

对于生死不渝的爱情的追求，原本是实现美满婚姻的第一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得来总是那么艰难，而婚变和情变，却常常令人黯然神伤。

中国的女性特别是古代女性的婚姻生活总是那么不幸，而她们总是在婚姻生活中论语可怜的处境。

所以“痴情女子负心汉”这种负心婚变的故事便成了中国无数骚人才子和田夫仆卒为之抒发一番道德的怨愤和同情叹息的绝佳对象。

它如同一个哀婉凄恻的主旋律，在历史的长廊中不断回旋反复，变奏出不同的主题。

“负心婚变”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含义自身也是具有历史性的，现代爱情婚姻观念以男女平等为基础，以爱情为婚姻的纽带，情感的破裂或移情别恋，只是正常的离异，并非“负心”。

“负心婚变”这一文学母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女地位极不平等，自由恋爱和婚姻情感又为礼教伦常所阻断与排斥，加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处于屈辱的依附地位，还要承受沉重的贞洁负担，这才使男子喜新厌旧，构成对忠实于婚姻、恪守妇道的女性在道德上的负心背义。

儒家把夫妻关系看作是“人伦之始，王化之端”而放到特别显要的位置，并以这种夫妇婚姻缔结为基本点，以血缘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法体系，因而有“天下之本在家”之说。

在古代，正是这些要素使得痴心女子的屈辱和悲剧性灾难显得寓意深重，分外的易于引起人们的道德义愤。

宋代是负心婚变悲剧成立的时期，在宋代，谴责的对象完全集中到书生负心上来了，其它阶层的弃妻行为，在文学的表现中多被忽略了。

负心汉或高攀或慕财势或嫌妻子寒微。

最后大都不仅忘义负恩，而且走到了杀人灭口的地步。

被损害的女性，一无例外的对男子有恩义，或是钱财上的，或为之孝养父母，并通过这种恩义，对男子的最终发迹或仕途顺利起了关键作用，因而构成一种报恩关系。

到了元代负心婚变母题的作品发展为三类：原型，即负心婚变悲剧型，保持宋代悲剧作品正面谴责负心汉的特点。

比如《风月状元三负心》；转变型，即将宋代的悲剧改编为不负心以正面歌颂为主的团圆剧。

比如《蔡伯喈琵琶记》；亚型，即类似转变型的团圆剧，比如《秋胡戏妻》。

晚明则开始向正面谴责回复。

明代大团圆氛围下，婚姻纠葛的矛头指向在礼教制度中屈辱的女性，男子反倒脱身而出，无论女性之争成或败，男子均可坐收渔利。

直到晚明市民思想崛起后，才重新把负心汉推向审判台，露出“负心婚变”的悲剧回复的兆头。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很好的预示了这一点。

而对于同样是典型的负心婚变的作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主题解读和人物形象定位还有诸多争议。

其中有一种理解说它是通过金玉奴与莫稽婚姻悲喜剧的记述，鞭挞了读书人发迹以后的薄幸负心行为，对妇女的不幸遭遇给予极大的同情，寄托了作者人道主义的善良远望。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负心汉莫稽的形象，深刻的暴露了这个“心术不端”的小官僚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冷酷、狠毒的剥削阶级本性。

那么作品是否鞭挞了读书人发迹后的负心薄幸行为？莫稽是不是一个负心汉？作品是否是鞭挞读书人的负心薄幸行为？首先，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情节发展来看，作者精心设计了莫稽入赘、乞丐起哄、负心杀妻、欣然允婚、设计棒打等五个场面。

从这五个场面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来看，莫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心汉，莫稽本一介落魄书生，入赘顶富贵的金团头家，娶了才貌双全的小姐金玉奴为妻，婚后，玉奴凡古今书籍，不计价钱，买来与丈夫看；又不吝供给之费，请人会文会讲；又出资财，叫丈夫结交延誉。

莫稽由此才学日进，名誉日起，二十三岁发解连科及第。

这时却心生悔意，起意休妻，直到上任途中，“只为‘团头’号不香，忍因得意弃糟糠”而狠杀贤妻。

这无疑是对莫稽的忘恩负义、负心薄幸的揭露与鞭挞。

但是，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莫稽的行为难道不正常吗？《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故事发生在宋代，宋代科举制度达到鼎盛时期，它为寒士发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书生们固然容易发迹，一朝从贫寒之地而扬名天下，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仕途中并无靠山，无所依托。

所以联姻权门常常成为进士们的愿望；而权贵们为延续势力，至少为女儿的未来，也促使他们挑选有前程的新进作为婚姻对象。

虽然不是人人可以高攀相府女，当权者也未必有女可供被攀，但中进士之后，脱去贫寒之妻，另攀富贵之门，以求安逸和腾达却是普遍愿望。

其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阶级社会的男女性爱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大有帮助。

恩格斯说：“以双方的相互爱情高于其他一切考虑为结婚理由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际生活中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只有在风流逸事中，或在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说,统治阶级男女的结合决定于某种利益，而不决定于个人的感情。

恩格斯所论述的是统治阶级缔结婚姻的思想，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思想自然会浸染着每一个人，因此，衡量利害的婚姻观在当时社会，还是相当普遍的。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就是一篇反映这种婚姻观的悲喜剧的典型。

莫稽和金玉奴的结合本就是一种利益的联结，各取所需。

金团头依着女儿才貌，立心要将她嫁个士人。

而莫稽衣食不周，无力婚娶，能白白娶个美妻当然更好了，莫稽和金玉奴的结合莫若说是莫稽的士人身份和金家的钱财的结合。

本身就没有情感基础，那么莫稽既然能为财入赘金家，那么再因着能和豪门贵戚联姻而杀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虽然在社会道德层面遭受非议，但他的行为从本质上是不能归为负心薄幸的。

最后，作品中虽有对莫稽变心的种种道德批判，但并未从根本上对他的行为进行鞭笞，而是别出心裁的将莫稽从“负心薄幸”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完成了大团圆结局的构建，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大团圆传统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而忽略掉的是“棒打”环节。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通过“棒打”金玉奴原谅了忘恩负本的莫稽；通过“棒打”莫稽赎清了他恩将仇报，负义杀妻的罪行，变“薄情郎”为“乘龙婿”；通过“棒打”变悲为喜，将前事一笔勾销，换来一对义婿贤妻。

所以说，从这一情节设置来看，至少作者对莫稽持的的是一种宽容和救赎的态度，而非鞭挞与批判。

而这种对“负心的救赎”在冯梦龙的其他作品中屡见不鲜，方式各异，但从中不难窥探出作者的立场和态度。

至于莫稽是不是负心汉，进而深刻的暴露了这个“心术不端”的小官僚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冷酷、狠毒的剥削阶级本性？这一点也是值得深究的。

所谓的“负心”、“负恩”，主要的并不是指平等的情义相负，而只是曾有婚姻许诺、白头偕老的誓言等的背负，以及婚姻依附地位的丧失。

莫稽与金玉奴的结合没有情义相约，他们的婚姻也只是一种利益的暂时结合，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恩”，而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是相互的，并没有依附关系，莫稽依附于金家的财势，金家攀附莫稽的士人地位。

或许两人婚后有情的成分，但是，情是处于依附地位的。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莫稽的负心汉的角色定位是不合适的。

莫稽的行为中确实有负心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从他的行为中是否暴露出“心术不端”的小官僚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冷酷、狠毒的剥削阶级的本性？这种解读看似深刻，但实际上在对《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分析中却有拔高之嫌。

人的本性是自利的。

简单说就是，人的一切行为或思考总是有意无意的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一方面发展。

莫稽为解决衣食问题，入赘金家，为了仕途顺利，想要摆脱糟糠之妻和豪门贵戚联姻，这种行为是“合利”的。

只是在中古古代，男女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等和对女性的诸多规训使得女性往往在婚姻中陷于被动的地位，而拥有婚姻特权的男性，出于对女性的弥补，往往被推向道德的审判台，接受道德的谴责。

于是他的果实也容易被无限的放大，以此来完成对道德崇高性的维护。

莫稽杀妻另娶的行为完全足已接受道德的裁决，但是从婚姻双方的对比来看，似乎也不能将他置于死地。

从身为地位上说，莫稽是秀才，尽管他很落魄穷困，但是，“士”的优越地位使得他拥有这天然的优势与特权。

金团头，尽管他有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一样的放债使婢，但依然改变不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尴尬地位。

虽然作品中一再抬高金团头不同于一般乞丐，小姐也是才貌双全，压低莫稽的身份，只是一个穷秀才，作者对“士子”和“乞丐”的特殊姻缘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进行撮合和平衡着。

莫生家贫潦倒，不得已才娶了乞丐的女儿。

金老大是团头，是乞丐中有身份的人。

而金玉奴有着“无暇堪比玉，有态欲羞花，只少宫妆扮，分明张丽华”般的美貌，有着让莫稽喜出望外的“一写一作，可信手而成”的才。

作者之所以把金家描写的这样富，金氏父女又那么好，无非是想借这些额外的附加条件来弥补他们低贱身份的不足，好配得上身为士人的穷书生莫稽。

但是，士与乞丐本来就是两个相互绝缘的阶层，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清高，一个低俗，在以尊上卑下为特征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在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制约整个社会生活的环境下，两人的婚姻不就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

作者的这一行为不难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不在于揭露小官僚的极端利己主义、冷酷、狠毒的剥削阶级的本性，而是对莫稽的婚姻行为抱着一种怜悯和宽恕。

婚变问题是一个极端敏感而又复杂的社会问题，渗透与人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等的方方面面，仅以某一方面对其做简单的评判都是不合理的，这样易于陷入极端和片面，扭曲和歪解文学作品。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是冯梦龙作品中比较典型的婚变题材文学作品的典型，具有无限的衍生性。

对于它的解读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历史传统的权威解读，而要不断挖掘和探索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参考书目】1.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2.恩格斯[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4.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