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一)

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一)

内容摘要：法律本位是指法的基本理念、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经济法的法律本位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具有社会本位性。本文从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法律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以证明经济法的是在经济、思想、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以社会为中心；同时通过阐述社会法的产生过程以及经济法的社会法法域性质说明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中的一员始终立足于社会，在社会公共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法益目标，并以社会公平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维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更表明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关键词：社会化社会法社会公共利益所谓法律本位乃指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依王伯倚先生之说）。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是指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具有社会法的性质。经济法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经济基础、思想理论基础、法律基础都产生了社会化倾向，经济法的产生正是满足了社会化的需求，使其自出生起就带有社会法的气息。经济法属于社会法中的一员，与民法、行政法区别开来，各尽其责，更加证明其社会本位性。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从其内涵、核心以及目的也表现了经济法这一与生俱来的性质。

一．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

（一）经济法的经济基础

经济的发展对经济法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演变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体制的变革有的截然不同的历程，但是都为各自经济法理论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影响了整整几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相信经济的自我调节机能，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觉地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国家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的越少越好。一时之间，经济的自由放任、政府的不加干预成为了管理经济最成功的经验。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亚当·斯密为人们所设想的最为理想的经济模式。经济危机是人们认识到由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经济主体具有天然趋利性和盲目性，因而也产生了单纯市场主体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一个以政府干预为中心，以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目标的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凯恩斯主张扩大政府职能，以各种经济政策来干预消费倾向和投资，从而刺激生产，他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等政策来改变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由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对政府干预的过分依赖，缺少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剖析，使其完成了“反危机”任务后对新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众多新的经济学派开始对凯恩斯的理念进行了批判。供应学派认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滞胀，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范围有限，应实行“小政府”下的“无为而治”。社会市场经济学派认为自由、竞争和限制政府干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三个核心，而社会市场经济是将自由与秩序有机结合之后形成的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的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公共选择派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一群精英人物所构成的理想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人就会有局限，因此这种理想政府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市场调节的社会效率高于官僚主义的干涉方式，市场比政府更靠得住。从上面的争论可知，无论是何种学派都表明了同一种观点：“y1]自由放任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两极思维方式了，而是能有机地、科学地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的辨证思维方式。他们并不是完全绝对地选择此而摒弃彼，而是将它们融会贯通，结成一体。”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地演变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都是经济发展之必需，经济法的理念尤其注意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让其各显其长的同时互相弥补，

忽略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原因的影响起步较晚，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推崇计划经济，强调政府主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用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并以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所在，然而，这种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人为的割裂了劳动与收获的自然联系，打击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同时人们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可是事实上经济的停滞不前却给了人们最大的讽刺，在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多元经济机制，要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进行详细具体地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前计划经济的失败的确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根本症结在于我们对计划的盲从的同时采取了对市场机制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使得全国上下执行计划成了例行公事，任何人不得有任何反对计划的思想和行为。可是集体有计划地失误比个人无意识地失误造成地损害要大得多，这种不根据需要去制定同时又不按照需求去指导生产的计划并不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更可悲的是计划体制造成的“y2]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化”、经济生活中“民主原则的抛弃”、“党和国家的独特的官僚化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②。这时，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计划的缺陷，市场的优点，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来说，市场调节也是必不可少。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围绕着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如何结合而展开的。先后提出了国家模拟市场、计划与市场板块结合、计划与市场相互渗透等不同的宏观管理模式。中共十四大在总结几十年的改革经验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新的经济体制“y3]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到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要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③可见，市场机制的主导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没有否定计划的参与。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把改革前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颠倒关系端正过来，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即在市场机制中如何发挥计划机制的作用，并保持最合理的限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从两极思维到辨证思维的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则是表现为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的趋势，可见“y4]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④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各自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病，对任何一种机制的极度偏好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败。由于传统的行政法对经济关系的管理一般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同时，因其国家利益本位性的驱使在调整经济关系是不能很好的兼顾社会公共利益，有时甚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动，行政法无法担此大任。“y5]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可以超越狭隘私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通过在市场失灵领域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在政府失灵的领域采取市场化的手段相互弥补其缺乏，通过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限制政府的权利等方式来达到逐渐减少并最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而使资源配置最优。”⑤

（二）经济法的思想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19世纪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契约的伦理，具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个人有理性与能力去判断何种行为对自己有利，何种行为会带来损害，并能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个人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体系，同样，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