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

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
1839年6月20日，就在虎门销烟接近尾声时，被林则徐赶走的英国鸦片商船聚集在香港尖沙咀海域。

船上的英国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民发生冲突。

英国人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死亡。

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1500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

林则徐感到可疑，于是命新安知县查办，结果真相大白。

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遭到义律以治外法权为由拒绝，并要求自行审判。

林则徐当即找人翻译瑞士法学家撰写的《万国公法》，查明义律根本没有治外法权。

8月12日，义律在英船上开庭，对五名凶手轻判罚金和监禁后，便送回英国监狱服刑，事后才通知中国官方。

鸦片战争——以保护英国人权为名轰开中国国门
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中英贸易，派兵开进澳门，驱逐英国人出境。

9月5日义律派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英国间谍）与林则徐进行谈判，要求解除禁令，恢复正常贸易关系。

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是置之不理。

3点，英国军舰向封锁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

武装冲突之后，因为鸦片来源减少，鸦片价格飙升。

此后中英双方武装对峙长达三个月，英军不断增兵，与中国水师陆续发生冲突。

10月1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舰队至南中国海。

至11月林则徐向朝廷奏报称“七战七捷”。

道光帝于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奉命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

1月15 日，英国军舰反向封锁珠江口。

此时，英国鸦片贩子渣甸、马地臣（渣甸洋行首脑）已经返回英国，联合工商界人士及外交大臣巴麦尊，对政府施压，煽动英国对华开战。

1840年1月16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称其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王室尊严，呼吁“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

1月18日，林则徐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谕英国国王书》。

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还要在印度种植鸦片对华输出。

通知其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要求英国放弃鸦片贸易。

同年2月10日，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大婚典礼，时年21岁。

沉浸在新婚快乐中的女王并没有耽搁国务，她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拉姆内阁任命56岁的懿律（义律的堂兄）为英国全权代表和英军总司令，准备率兵远赴中国作战，并将配合内阁说服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对此进行激烈辩论，59岁的国会议员斯当东男爵（12岁时曾随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以鸦片贸易不违反国际法和保护英国“人权”为名，支持对华开战。

4月10日，英国下院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
通过对华出兵及军费法案，要求英商在华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一个月后，议会上院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最终决定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远征”。

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船艇11艘。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8艘及陆军4000人、海军3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

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

英国舰队攻击厦门时，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

见福建沿海防范严密，7月6日，懿律趁着其他省份疏于防范之机，率舰队北上浙江，攻陷定海县城（今舟山市），作为前进基地。

7月12日，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讹诈清廷。

原本主战的道光帝，见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

8月20日，道光令琦善明确对懿律表示：只要英舰返回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廷桢等人。

英国军舰于是撤回广州。

道光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谈判。

9月28日，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问罪（后充军新疆伊犁）。

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提出重开商埠、赔偿烟价和兵费、订定税则和治外法权等14项要求。

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十分愤怒，要求停止谈判，英国人决定以战迫谈。

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船只损毁11艘。

琦善见英军船坚炮利，被迫派鲍鹏去穿鼻
洋（广州虎门口）向英军求和。

1月25日，琦善与义律擅自拟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并未盖章生效）。

道光视琦善擅自割让香港为奇耻大辱，令抄家革职问罪（抄出白银1805万两，田地2561217亩），然后命奕山、隆文继续增兵广东。

但英国人先下手为强，于2月23日进攻虎门靖远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奋力抵抗，最终不敌。

南京条约——百年瓜分盛宴开幕
1841年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夜袭火烧英船。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

清军溃退。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万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

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光是伍秉鉴就捐了110万元。

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

期间广州反英情绪炙热，爆发三元里抗英事件。

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英国政府则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割让的香港被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没有达到开放商埠的目的，义律因此遭到撤换，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

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

定海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

该战平息后，英军短暂休兵。

1842年
1月，转攻台湾中部，遭台湾道姚莹及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击退。

此后英军再度重兵集结，攻打长江门户吴淞（上海），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

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

吴淞失守，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

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副都统海龄自杀。

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

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

镇江被占领后掐断了清廷漕运咽喉。

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与英军交涉议和。

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国特使璞鼎查威胁限日定议，否则发炮攻城，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条款。

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被逼割让香港，赔银2100万银元，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英国人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等。

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

其他国家见中国软弱可欺，纷纷与中国
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

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而鸦片贸易更加难以控制，1850-1854年增加到每年50400余箱，1855-1859年又增加到每年64200余箱（3852吨）。

自此，中国——这个当年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由于清廷无力保护国家利益，成了欧美国家瓜分的肥肉。

贸易自由、国际公法、人权保护，成了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堂皇理由。

这场瓜分盛宴整整持续了110年。

直至1953年中国人有能力在朝鲜战场上击败美国人为止。

期间亿万人头落地，无数财富化为乌有，中国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跌至人尽可欺的深渊。

直至今天，欧美国家仍然横行世界各地，玩着这套以“民主人权”为旗号，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以“弱肉强食”为规则的灭国游戏。

上海开埠——欧洲强盗殖民中国的跳板
1832年2月26日（道光1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阿美士德勋爵”号，从澳门北上赴厦门、宁波、上海、威海、朝鲜、琉球等地，刺探中国沿海军事经济情报。

这是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最重要的一次侦查行动，历时长达半年之久。

船上有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林赛（中文名胡夏
米，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前主席之子）和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Gutzlaff，两年后成为巴夏礼的表姐夫）等78人，配备有大批测量器械。

他们沿途以为人治病、诱人信教为掩护，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宣扬基督教教义和美化英国形象。

而船上的间谍们秘密开展测量河道水文、绘制航海地图等活动。

6月20日该船驶抵上海吴淞口。

他们换乘小艇潜入上海县城。

经过18天的侦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紧邻苏杭富庶地区的县城，将会成为超过广州的商埠。

面对清军松懈的守备，郭士立甚至提出：只需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便可占领上海县城。

林赛的侦查报告对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整整十年之后——1842年6月16日，英军对上海发动进攻，27艘战舰汽船径直冲向吴淞炮台。

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力战而死。

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亲自从南京赴上海巡视。

1843年11月8日黄昏，一艘名为“水怪”号的小火轮载着巴富尔一行，驶入黄浦江十六铺码头。

这个34岁的前英国马德拉斯炮队陆军上尉，如今成为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

经过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协商，11月17日，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道台宫慕久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江海关以北设置“西洋商船盘验所”，
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征收进口货税银（与英国协商议定税率），标志着上海重新开埠。

开埠，意为开设商埠口岸。

在很多历史书刊中，均将百年前的上海描写成一个小渔村，此为睁眼说瞎话。

五口通商前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没有一个是“渔村”，都是有着千年历史的通商口岸。

上海早在战国时期为楚国春申君封邑，又名“申城”。

唐天宝十年（751年）设置华亭县（今松江区），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因吴淞江（苏州河）上游不断淤积，苏州知府范仲淹疏浚河道。

每隔五里开挖一条支流水道，称之为浦，吴淞江两岸共有18个浦，其中两个分别叫上海浦、下海浦。

其后官府在这里设置管理酒税的机关“上海务”，上海由此得名。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设置华亭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这是上海开埠之始。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上海浦西岸设置市镇，定名为上海镇。

1292
年（至元29年），元朝中央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

1553年（嘉靖32年），为了抵御倭寇袭扰，上海修筑城墙，周长达9华里，高8米，设6座城门。

到明朝中后期，上海（松江府）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中心，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称。

自北宋以来，历南宋、元、明、清，上海均曾做过全国
重要的通商口岸；但其间由于政策转变，上海的发展历经波折。

1370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关闭太仓黄渡市舶司（靠上海西北），标志着明朝开始实施长达200年的海禁政策。

到1567年明穆宗“隆庆开关”解除海禁，全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福建漳州月港。

1685年康熙重开海禁后，曾在江苏连云港设置“江海关”，1688年江海关迁至上海县城小东门，下辖24个关卡，遍布长江沿岸。

1757年乾隆实施一口通商后，只留广州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厦门、宁波三处海关，便只准停靠本国贸易商船，直至鸦片战争后重新开埠。

上海此次重新开埠绝非好事。

因为它是被英国人用炮舰逼着敲开，目的无非是抢掠中国巨额的贸易利益。

上海开埠后短短一个月时间，从广州赶来抢占上海的英国洋行已达5家，包括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原渣甸洋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广源洋行。

到1846年，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也将总部从广州迁至上海。

洋人很快发现“上海具有良好的经商环境”。

从上海直接贩运丝绸茶叶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运费。

所创造的利润还可沿长江向中国内陆发展。

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比重仅占全国2%，广州占98%。

六年后，上海跃升到44%，广州陡降至23%。

1846年上海出口生丝已是广州的4.27 倍。

上海迅速取代了广州的对外贸易龙头地位。

但是由于上海海关监管乏力，货物进出口报关，全凭洋行大
班们的良心来申报确实数量。

只要有利可图，洋行逃税、套汇、行贿、欺诈、收买兼并、盗窃情报活动猖獗，简直无法无天。

渣甸、宝顺、旗昌等三大鸦片巨头齐集上海后，鸦片贸易中心随之从广州迁移至上海。

三大洋行的武装飞剪快船，常年穿梭于中国沿海。

以1851年为例，当年上海进港外轮227艘，其中装载鸦片的为58艘；上海进口货物总值1631万银元，其中鸦片为1200万元，几乎占去七成。

到1857年上海年输入鸦片已达22981箱（合1379吨），货值超过1700万银元。

大批鸦片通过长江水路西运，祸及中国西部内陆腹地亿万人民。

1845年11月29日，也是上海开埠两年后，上海道台宫慕久经两江总督璧昌批准，对外张贴《上海土地章程》23条。

经过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长达两年的反复拉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

英国人由此在黄浦江西岸获得了第一块“英租界”，面积达830亩，每亩年租金仅1500 文。

到1848年英租界已扩大至2820亩。

同年美国人开始在虹口购地，造成租界区事实。

1848年6月，法国人建立“法租界”，面积达986亩。

外国人在租界区立起界碑，一个个不受清廷管辖的“国中之国”就此诞生。

这些事件在当时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没人能想到它会对中国未来百年历史，产生多么深远巨大的影响。

英国租界——国中之国与金融殖民
租界区出现后，住在上海县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

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

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佣的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

那时租界里的外侨不多（1847年为134人），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

1846年英国医生洛克哈脱，在租界内建起了第一家西医院——仁济医馆（仁济医院前身）。

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前身为西印度银行，总行在伦敦，拥有英国政府授予的港币发钞权）。

直到1849年初，各洋行在外滩建起第一批砖木建筑，竹草棚子慢慢被淘汰。

随着上海贸易兴盛，到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数量已经超过120家。

丝绸、棉花、茶叶、鸦片和兑换金银，是外国洋行在华获利的重要来源。

由此在江浙沪地区形成了三个势力庞大的资本集团——外资银行巨头、上海洋行买办、和浙江湖州丝商。

自丽如银行之后，外国银行如同过江之鲫，纷纷闯入上海租界区。

从1847-1865年的短短18年间，上海外资银行已达11家，它们分别是1847年设立的丽如银行，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1858年设立的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1861年设立的汇川银行、法兰西银行，1864年设立的利升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1865年设
立的汇丰银行；其中英国10家，法国1家。

英资银行多来自印度，处理生丝、茶叶、鸦片贸易形成的中印英三角贸易结算业务。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引起了世界棉花投机狂潮，价格暴涨3倍以上。

中国的棉花也成为外国洋行追逐的猎物，仅同治二年（1863）下半年，从上海出口的棉花即达36万担（1.8万吨），价值200多万英镑。

受棉花炒作影响，上海外汇投机高涨，获利高达30%以上。

1864年成立的利升、利华、利生三家英资银行，即因金融投机而生。

这些英资银行虚报注册资本，实际金库里空空荡荡。

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岂能长久？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世界棉花价格骤跌，伦敦、孟买发生金融恐慌，29家银行相继倒闭。

上海也卷入其中，遇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金融危机，有6家英资银行集中倒闭。

经过这次大浪淘沙，上海的外资银行只剩下5家，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新成立不久的汇丰银行。

此后从同治五年至光绪十五年（1866-1889年）的23年中，上海新设立的外资银行仅有四家，分别是：德意志银行（1872）、德丰银行（1875）、俄国对外贸易银行（1876）和东京第一国民银行（1880）。

在此期间，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财团实力迅速膨胀，甚至实际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主权。

汇丰银行——清政府最大的债主
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设立，主要股东包
括英国鸦片巨头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和美国鸦片商琼记洋行，及德国禅臣洋行等15家欧美洋行，开办资本金500万港元（银元），分为2万股，1865年3月3日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沙逊洋行旗下的域多利大厦（仍是现今位置）。

一个月后（4月3日），上海分行在外滩的中央饭店开业（现和平饭店南楼位置）。

汇丰银行招股时曾向英国鸦片巨头怡和洋行，和美国鸦片巨头旗昌洋行发出过参股邀请，但因商业竞争关系，遭到两家拒绝。

由于怡和洋行的阻挠，直至1866年8月14日，汇丰银行才拿到英国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并获得了港币发钞特权。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美国旗昌洋行在当年12月参股了汇丰银行，并加入了董事会。

此时正处于世界金融恐慌的风口浪尖，汇丰银行也不例外，银行大股东宝顺洋行陷入财务危机，当宝顺向老对头怡和洋行求援时，怡和漠然视之。

1867年宝顺洋行宣告破产。

干掉一个竞争对手后，怡和洋行通过转型，变得更加强大，稳居英资财团龙头宝座。

而汇丰银行由于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终于挺过了金融危机，并且凭借雄厚资本，横扫香港和上海金融同行。

英国鸦片贩子，用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来的经济血液，再次挽救了大英帝国的金融系统。

有了沙逊家族的鼎力支持，开业短短8年，上海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已从1865
年成立时的1442.9万银元，增至1872年的7450.7万元；存款从338.5万元增至1370万元；资产总额从1339.7万元增至5367.3万元。

这种强劲增长，使其很快超越了其他老牌银行。

1872年，港英政府批准汇丰银行发行1元面值的小额港币。

此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迅速流通于华南和上海的金融市场。

汇丰实际已经成为香港甚至全中国最大的发钞银行。

此时的清政府，仍然在依靠本国古老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商业运转。

票号于明末清初出现于山西，主要业务为钱款异地汇兑。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824年成立的山西日升昌票号，业务遍及全国，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1914 年倒闭）。

钱庄兴起于明朝，主要业务为熔铸兑换银锭。

上海开埠后，宁波绍兴人在上海开设了一批钱庄票号。

但是这些小本经营的钱庄，由于业务模式单一，在拥有雄厚资本的汇丰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借贷给大小商号以获取利差。

为了加强对钱庄票号的控制，自1869年起，上海汇丰银行在首任买办王槐山的运作下，对各家钱庄拆贷放款。

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控制，各家钱庄实际沦为汇丰银行的附庸。

钱庄受到控制后，上海的大小商号也间接被外资银行控制，生死大权操之于人。

这种严密的金融殖民策略，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与控制民间资金相比，汇丰银行的大手笔还在
后面。

1874年（同治13年），海防大臣沈葆桢因日本入侵台湾（牡丹社事件），受命赴台湾加强防务，需要200万两资金。

由于清廷国库空虚，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借机与清政
（年息8%，府成功签定了200万两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
以全国9个海关关税做保），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

席正甫从此飞黄腾达，受到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获得二品衔红顶花翎。

从1874-1894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总额达2897万两，绝大多数是席正甫一手经办。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和发展实业，又陆续向汇丰银行贷款29笔，总额超过2亿两白银！占外国对华贷款的三成。

通过政治贷款，汇丰银行实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债主，还取得了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实际控制了中国的国家金融主权。

直至1897年5月，盛宣怀筹办的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在上海成立（资本金500万两）。

此时距外资银行闯入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

如此，在19世纪的短短一百年里，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和金融殖民，成功搞垮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使中国成为其金融奴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在对华经济入侵中的作用。

1850年，印度孟买的犹太鸦片巨头大卫·沙逊，派次子伊莱亚斯到上海开设（沙逊洋行）分行，成为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商。

到1864年老沙逊病死时，沙逊家族的资产已经超过
400万英镑。

也是在这一年，沙逊家族成为汇丰银行股东。

沙逊死后由长子阿尔伯特继承财产，1867年伊莱亚斯叛出家门自立门户，在上海开设新沙逊洋行，继续倾销鸦片和纺织品。

（据上海地方志数据：1840-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贸易获利高达140593780两白银，年均近200万两，控制了中国鸦片销量的70%！）由于犹太人的抱团传统，到1874年，上海沙逊洋行已经雇佣了20多名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了犹太人社区的核心。

此后有大批塞法迪犹太人，追随沙逊家族到了上海，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塞法迪犹太商团，其中包括哈同家族（鸦片地产）、嘉道理家族（地产电力）、亚伯拉罕家族（鸦片）、埃兹拉家族（地产）、安诺德家族（军火）、司带（美国友邦保险创始人）、克莱巴诺夫（皮货）。

到1940
年代，为躲避德国纳粹屠杀，上海已经有超过3万名犹太人，他们居然操纵起了上海经济。

如上海地产业前三位均是犹太公司，股票交易所中有三分之一的经纪人是犹太人。

沙逊家族也成为上海首富，房地产大王，在上海核心城区拥有50
多片高档地产，有房屋近2000幢！犹太人这种寄居式经济殖民，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言而喻。

直至二战后，上海犹太人遣返以色列，犹太巨富们纷纷将资产转移到了欧美和香港，至1958年仅剩84人。

（注：截至2011年6月30日，汇丰集团全球总资产高达26910亿美元，与法国GDP相当，是全球第三大银行机构。

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