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妇女运动特别的尊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确立了男子的统治地位，妇女也沦为家庭和社会的奴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一直贯穿于男权统治的阶级社会中。

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妇女沦为奴隶的历史终于发生了死水微谰的波动，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妇女运动也首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随之激起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自身因素的作用，妇女运动也经历了产生与发展、高涨、成熟、低谷等几个重要阶段。

对比中西方的妇女运动史，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两者在女权思想形成、妇女运动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女权思想产生的时间与背景不同。

西方男女平等理论是近代人权思想的一部分，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浦兰·德·拉巴尔的《论两性平等》就明确提出了“性别平等”的主张；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比伦·德·古日针对《人权宣言》发表了一篇《女权宣言》，标志着女权思想的产生。

179 2年，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又写了《为女权一辩》的文章，把男女平权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联系起来，使女权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后来法国思想家孔多塞又以男女平权理论使之系统和成熟。

到十九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最终形成女权主义理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武器。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并非仅仅局限在理论探讨的范围内，它的萌芽、出现、发展和最终形成也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行，因此，在实际的斗争中，西方妇女运动的开始要早于其理论的正式形成。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不久，女权运动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西方妇女更加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还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

同时，社会经济的变革又使得大批妇女逐渐走出家庭，进入一向被男子所独占的公共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共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出了不亚于男子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们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而进行科学的发掘和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为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认识到完全可以从自身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手封建思想毒害最深，在儒家思想统治下，女性受压迫的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三纲五常、“女子无才便是德”，还有对缠足的畸形审美观都长期禁锢和束缚了女性的健康发展。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女性屈辱卑贱地生活了数千年，到明清时期，终于有个别进步思想家提出了具有男女平等思想萌芽性质的观点。

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了相对成熟、完善的女权思想。

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他们在政治上进行中西对比，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妇女解放，并以“禁缠足”、“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女身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为突破口，揭开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

到二十世纪初，妇女思想发生了重大飞跃，促成这种飞跃的是西方的女权说，输入这种女权说的，是那些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他们不仅自己直接接触并接受西方女权学说，还向国内大量介绍和翻译这些学说。

1902年，马君武翻译出版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紧接着《达尔文物竞篇》、《女人压制论》、《女权宣言书》这些力主男女平权的书籍都被陆续翻译介绍给国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女子世界》杂志形象地描述到道；“约翰·弥勒，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

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

”〔1〕1 903年金一以西方女权为借鉴，著成《女界钟》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提倡女权的妇女专著，直接受弥勒、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启蒙而作，却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知之者甚少，但是它仍然在思想界进步人士中间引起反响。

柳亚子在《女界钟·后叙》中认为，“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

”并断言：“不十年后，吾知若安玛利侬、苏菲亚、韦拉之徒，必接踵于中国无可疑也。

”〔2〕事实上，也正如柳氏所料，金一的女权思想被后起的先进妇女所承继，提出了更成熟更系统的女权理论，并在几年之后就出现了秋瑾、何香凝、唐群英等妇女革命活动家。

同时资产阶级内部具有女权思想的人士还围绕兴女权而办报刊、发文章、著书立说，其中，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陈以意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等最具影响，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使戊戌以来的女权思想日益趋向成熟。

其次，妇女运动的内容不同，这又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参加者和争取的权利不同，以及运动的结果不同。

西方妇女运动最初是无产阶级妇女争取参与社会劳动的权利，以获得维护生存的经济收入，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广泛运用高科技，使生产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

高科技的运用使劳作简单化，客观上为妇女提供了走出家门，走向社会，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社会条件，也使妇女的这一要求有了可能实现的机会，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也确实雇佣了大批妇女。

而这一权利的实现伴随的却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为此，她们进一步要求争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以保证妇女的劳动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子升学、就业难等不平等事实，同时，女子也开始争取参政的权力，1878年法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会”；1902年，美国成立了“万国妇女参政同盟”；1903年，英国出现了“战斗的参政派”；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妇女运动史上出现了所谓的“第一次浪潮”（The First Wave），或者“妇女普选运动”，这是在承认现有政治、法律体制的前提下寻求法律保护，争取妇女享有参政权、受教育权，争取与男子同等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

这次运动对社会经济体制、婚姻和家庭发动了一系列抨击，斗争矛头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

十九世纪时西方各国大多都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中心是扩大选举权，各国通过不同的途径，基本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男性黑奴也获得了选举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妇女选举权成为女权运动的中心问题。

1832年在英选举改革法案中，妇女未能获得选举权，其后多次提出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均未获通过，直到1908年，男女平等选举权的提案才获得通过。

美国从1890年开始，女权运动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斗争，直到1919年终于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承担起国内大量原来由男子承担的工作，其突出表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在战争结束后的十余年间，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获得了法律上的某种独立和人格平等，如遗嘱、财产、婚姻、监护、诉讼、接受高等教育等方面的权利。

大部分西方国家先后立法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妇女普选运动胜利结束。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期的西方妇女运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妇女争取经济上的地位开始的，随后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妇女加入并逐步开始要求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的权利。

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经历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启蒙之后自发产生的，它是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

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严重、民族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时期，最早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

在此期间，男子扮演了启蒙的角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从挽救民族危亡、强国保种的时代主题的高度率先提出了“不缠足”“兴女学”的口号，康有为强烈反对缠足这种封建社会的恶习陋俗，指出其危害之要者有五；其一，以国之政法论，则滥无辜之非刑；其二，以家之慈恩论，则伤父母之仁爱；其三，以人之卫生论，则折骨无用之致疾；其四，以兵之竞强论，则弱种展转之谬传；其五，以俗之美观论，则野蛮贻诮于邦国。

〔3〕1895年，康有为在广州成立了“粤中不缠足会”，由其两个女儿康同薇、康同璧率先放足，现身说法，起到了先驱先导的作用，与此同时，梁启超等人于上海成立不缠足会，接着广东、湖南、福建、江苏、天津纷纷出现“天足会”等团体，至辛亥革命前夕，不缠足运动从通都大邑波及到重镇乡村，由个别人物的倡导发展成为一个广大妇女、包括部分绅商官吏参加的社会性活动。

当时京城内外及城镇乡村都贴满了劝戒缠足的通告，在广州“放足者十有八、九”，〔4〕“闽粤缙绅之家，妇女不缠足者十已七、八”，〔5〕，山东的潍县“放足者不下千人”。

不缠足是对夫权的否定，是妇女觉醒的表现，是她们谋求自身解放所迈出的第一步。

“兴女学”是维新派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措施。

近代东渐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西方科学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一批刚刚“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们开始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把中国同西方、印度、日本等多元化了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后认为，中国之“积困”、“错愚”的缘由是民众科学知识缺乏，与“女子无学”的社会状况有直接联系。

因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呼吁清廷，“通饬各省，广立私塾，使女子皆入私塾读书”，则中国“利兴弊区，强盛有期”〔6〕这种进步言论为近代妇女科学文化教育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康、梁等维新志士根据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思想将中国妇女同西方妇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女性的才智不亚于西方女子，只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待她们“宁惟不业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体，堵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以致“闺阃以外，礼乐刑政，食货兵农诸事罕得闻焉”。

〔8〕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经元善在上海创建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上海桂墅里女学校，亦称“经正女学”，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

该校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学校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开端。

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创办女子学堂，加强女子科技教育被作为救亡图存的基础，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连清政府也不得不把它纳入教育计划。

此后，女子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纷纷设立，除教会女学外，1960年全国有女学生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1909年为12164名。

学校类型由小学、初等师范发展到中学、职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办学形式由官立、私立发展到公立、官立和私立并存；开课课程有以“相夫教子”为主的传统女工、闺训、礼教扩展到以师范教习为主的教育、音乐、图画，及以掌握技艺为主的算学、地理、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内容。